韩爱勇：日印澳跟着美国走，未必出于价值观因素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导读

在主导国的视阈里，中国影响力在周边地区的扩展，不仅在地区层面冲击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也在次区域层面影响印日澳等地区大国各自在南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这些次区域板块的主导地位。为护持地区主导地位，它们对中国影响力的排斥也随之而来，由此双重结构性矛盾在地区和次区域两个层面生成。

图源：网络

★ 本文作者：

韩爱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题为《韩爱勇：中国周边地区双重结构性矛盾与印太联盟体系的构建》，题目为编者所加）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韩爱勇 图源：网络

摘要 ‍‍‍‍

本文认为，中国周边地区的结构是双重的，因此周边地区的结构性矛盾不是单一的，而是同时存在地区和次区域两个层次的“双重结构性矛盾”。以此作为结构分析的出发点，我们就可以从周边地区和周边次区域两个层面对美日印澳等国制衡中国的动因给出完整的解释。

对于双重结构性矛盾，现有研究仅有零星提及。有学者认为，随着实力的持续提升，中国面临着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双重结构性矛盾, 全球层面的崛起困境与周边外交困境高度交织在一起, 对周边关系的持续发展造成了严峻挑战。

但这里的问题有二：

一是如果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全球的，为什么在欧洲和北美很少看到两国的结构性竞争。中美结构性竞争确实在全球治理领域有所体现，但功能领域的竞争并不意味着全球范围的覆盖。同时，不能忽视是，“现有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制度化且制度内化程度最高的国际秩序，其制度覆盖了国家之间相互交往的绝大部分领域, 并成为国家理念的一部分。有鉴于此，现有国际秩序将持续其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趋势”。如果现有秩序是这样的发展态势, 又该如何解释全球层面的结构性矛盾？

二是结构性矛盾是国家实力持续提升造就的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已超过当时的英国和德国，但美英、美德之间并没有出现结构性矛盾。

显然对于结构性矛盾, 研究者们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解释，基于此，文章将首先梳理结构性矛盾的生成过程和矛盾类型的转化，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周边地区的双重结构性矛盾及其对美国构建印太联盟体系的影响，最后是文章的结论。

中国地区影响力扩展与周边地区双重结构性矛盾

中国周边地区的结构是双重的，基于历史原因，美国在整个地区层面，印日澳分别在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岛国三个次区域板块，保持着传统影响力优势, 是地区和次区域的主导国。在这些主导国的视阈里，中国影响力在周边地区的扩展，不仅在“地区层面”冲击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也在“次区域层面” 影响印日澳所在次区域板块的主导地位。为护持主导地位，它们对中国影响力的排斥和竞争也随之而来。双重结构性矛盾由此在周边的地区和次区域两个层面生成。

（一）中美地区影响力变化与周边地区的结构性矛盾

长期以来，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拥有显赫的影响力优势，一是美国对国家现代化的探索为地区国家提供了一种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借鉴模式，二是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为中国周边地区国家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和交往预期。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地区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影响力的优势正在快速褪去。

相比美国，中国的地区影响力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冷战后周边地区最大的特征就是发展，中国的影响力也正是通过对发展的探索才彰显出来， 不仅契合地区发展趋势，也更符合地区国家的心理诉求和政策偏好。二是有一个基本事实日渐清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地区安全的维护也越来越依赖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安全政策的选择决定着地区安全局势的走向。这样一来, 周边地区原有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格局也就此出现了“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也靠中国” 的变化。换言之，中国地区影响力正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呈现出来，对美国地区影响力主导地位的冲击自然也是全方位的。

2022年美国发布的《美国的印太战略》白皮书指出，美国日益关注印太地区，关键原因在于 “中国正在整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寻求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因此， “美国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由此在世界上构建一种最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以及我们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影响力平衡”。

虽然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但美国最关心的战略性问题始终是中国是否会最终取代美国的亚洲领导地位。陆伯彬曾这样描述中美结构性矛盾：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中国会力图向外扩展自身的影响力，这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弱化并最终把美国的影响力从东亚地区排挤出去，从而实现其成为地区霸权的战略目标。

美国出台“印太战略”，将制衡中国的地域由“亚太”扩展到“印太”、由西太平洋扩展到北印度洋, 其地理范围除中亚外大致与中国当前的周边地区相吻合。这说明，中美结构性矛盾确实具有体系影响，但它仍是一对美国实力占优的地区性矛盾。基于美国影响力在周边地区的全域存在和中国影响力在周边地区的全面扩展，中美结构性矛盾由此构成了覆盖整个周边地区的第一重结构性矛盾。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这对结构性矛盾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具有根本性，比如对周边国家行为方式的重塑。为了与中国竞争，美国加大了争夺周边中小国家支持的力度，使得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的困境日益突出。可以预期，对冲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周边国家较为普遍的行为方式，而中国周边外交的成本也将势必上升。

（二）中国影响力扩展与周边次区域结构性矛盾的生成

在地理上，南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这些次区域板块不仅是中国的周边地区，分别也是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周边地区，是双方的共同周边。在地缘上，虽然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在这些板块保持着传统的影响力优势地位，但由于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特别是作为其政治和制度影响力增长的结果，中国越来越成为地区秩序建构中的核心要素。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的综合实力已超过三国，但在次区域的影响力方面仍属后来者。在三国看来，中国影响力在共同周边的扩展，势必冲击它们的地区主导地位，而护持主导地位就要对中国影响力做出必要的排斥，周边次区域的结构性矛盾由此产生。当然在这些次区域的结构性矛盾中，中国占据了实力的优势。

1. 印度—南亚—中国

中印结构性矛盾显然是一种强结构性矛盾，原因则是多重的。

图源：Pexel‍‍

一是印度认为其大国地位没有得到中国的尊重。印度前外交秘书萨仁山就指出， 在实力增长后，中国认为已能同美国平起平坐，因此有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诉求。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印关系不再具有战略价值。在印度看来，它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核心大国清单上，说明中国不太认可印度的大国地位。

二是两国在双边层面存在尖锐的现实利益冲突，比如边界纠纷这样的老问题和贸易逆差这样的新问题。三是印度作为崛起中的地区大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护持是保障其崛起的基础，但日趋激烈的周边影响力竞争却在中印之间展开，中国崛起构成了对印度崛起的挑战。

可以预期, 中印结构性矛盾将伴随两国崛起进程的始终, 如何减弱结构性矛盾的强度、减少两国的互疑互斥, 已成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重大议题。

2. 日本—东南亚—中国

中日结构性矛盾是一种强结构性矛盾。在历史积怨、领土领海纠纷和经济同质性竞争日益凸显的多重作用下，日本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和排斥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强烈意愿。

图源：Pexel

一是以不断推动地区合作泛化的方式，防止中国主导地区合作进程。2004 年，“10+3”领导人决定就建设统一的东亚自贸区（EAFTA）进行研究，但日本担心中国会主导“10+3”，坚持构建以“东亚峰会”（EAS）16国为基础的“东亚紧密伙伴关系”（CEPEA），这也是 RCEP的前身。

二是以不参与和采取针对性竞争的策略，应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提出的合作倡议。日本不仅不参加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而且还推动在印太战略中融入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针对的就是“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设。在泛亚铁路东南亚段，与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也是日本。为与中国提出南北走向的泛亚铁路相抗衡，日本积极游说各国，提出东西走向的铁路线路，甚至不惜以“零利润”拿下泰国曼谷到清迈的铁路修建合同。

三是以突出中国作为“异质国家”特性的外交叙事，将中国置于民主国家和地区国家的对立面，以在地区事务中孤立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定义为威胁航道安全和地区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 不仅反映出日本联合美国制衡中国的意图，更折射出日本将美国视为制衡中国手段的地区战略。这一战略设计是其他地区大国所没有的。

总的来看，中日之间的强结构性矛盾预示着，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可能不再是历史认知、领土领海纠纷和经济领域的同质性竞争等老问题，而是两国在看待中国崛起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认知，中国引以为豪，日本却警惕忧虑。

3. 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岛国地区—中国

中澳结构性矛盾出现较晚, 但自2018年之后, 强结构性矛盾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

图源：Pexel

一是澳大利亚通过自己的利益棱镜审视中国与南太岛国关系, 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竞争性策略。在中国与地区组织关系的发展方面，澳大利亚认为，中国持续支持诸如“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这样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存在竞争关系的地区组织，而后者则由澳大利亚倡导成立，中国的策略显然有在本地区竞争影响力的考虑。 在 “一带一路” 建设方面，澳大利亚认为 “一带一路” 建设富有地缘政治意义，它已经对太平洋岛国调整其外交管理体系产生了影响，这是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不断通过强化美澳同盟、AUKUS、QUAD 和“五眼联盟”等同盟体系来平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其典型表现就是，澳大利亚一方面在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上积极追随美国， 意图通过在核心利益上向中国施压的方式向美国示好，将美国留在本地区。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印太经济框架” （IPEF），并同美印日商讨联合推进“地区基础设施计划”、“印太区域投资计划”等地区合作构想，意在针对“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制造海丝沿线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碎片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双重结构性矛盾覆盖了周边地区的各个方向，除中俄之外，其他四对矛盾都是强结构性矛盾。除中美之外，其他四对矛盾都是中国实力占优（见表-3）。结构性矛盾的这种类型和实力对比分布，对于印澳日三国而言，制衡中国是结构压力使然，联手美国则是中国实力占优的结果。这也就解释了三国联手美国制衡中国的内在动因，同时也为我们分析印太联盟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中国周边双重结构性矛盾对美国构建印太联盟体系的影响

对于美国正在构建的印太联盟体系, 学者们有三点比较一致的看法。

一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已经成为印太联盟体系的核心框架。

二是这个体系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印太四国针对中国的军事合作广泛而具体，美日军事合作构成联盟在印太美军之外的军事主梁、日澳间积极搭建军事合作的辅梁；第二，印太联盟在军事上不断扩展，包括英国及欧盟主要国家，且密切与北约勾连。

三是联盟体系正朝着排斥中国的方向发展。美国从亚太同盟体系转向印太联盟体系，显然是前者的一些局限让美国觉得它难以承担遏制中国的重任。

为此，美国在构建印太联盟体系过程中采取了相应举措，如强调价值观和地区规则、注重协调域外盟友、在双边基础上推动三边合作等等。美国的政策努力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联盟作为制衡强者以维持体系稳定的制度设计，其形成过程不能不考虑体系变量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周边地区双重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构建印太联盟体系提供了结构性驱动力，大体包括明确联盟体系的战略目标、塑造联盟成员的收益偏好及行为方式， 以及构建联盟体系多维度的整体架构等三个方面。

（一）明确联盟体系的战略目标

双重结构性矛盾改变了日印澳等地区大国的威胁认知，制衡中国既是地区大国规避风险的选择，也成为印太联盟体系的战略目标。

美国构建印太联盟体系意在遏制中国日渐扩大的地区影响力，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要实现这个目标，美国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联盟是制衡强者的制度设计，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如何避免自己成为联盟制衡的目标；

二是如何将自己的战略目标转化为联盟体系的战略目标。

制衡美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冷战后从全球层次的挑战来看，美国单极霸权给世界造成威胁，次等大国在全球层面存在制衡美国霸权的需求。美国为避免成为体系制衡的对象，采取了综合性的策略：一是提高制衡门槛，让美国实力过于强大而难以制衡；二是加强联盟管理，防止盟友与中国的交往超出预期；三是为维持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不断推动联盟体系升级、调整和转型，将亚太盟友逐渐纳入美国的战略议程中来。当然也包括提高美国权力和地区规则的权威性，推动霸权秩序向权威秩序演变。这样一来，美国就找到了解决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对于第二个问题，遵从制衡强者的逻辑，如果周边地区只在地区层面存在“单重”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地区大国制衡的首要对象将是美国，目的在于促使地区霸权秩序向多极秩序演变，以便给自己塑造更好的地区地位。但是次区域结构性矛盾的出现，改变了日印澳等地区大国的威胁认知，中国而非美国成为它们首选的制衡对象。

首先，在日印澳等国看来，次区域结构性矛盾的出现, 意味着中国而非美国成为威胁它们次区域主导地位的主要来源。在地区层面，尽管日印澳等国的地区利益和影响力扩展因美国主导地位的存在而受到制约，但次区域结构不是地区结构的直接投射，美国的影响力也没有完全覆盖整个次区域，因而它们在次区域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而且，中美竞争性矛盾的出现，使得它们处于中美两国争相争取和拉拢的有利地位，不仅为它们采取对冲战略提供了操作空间，还保持了较大的行为自主性。但中国与这些地区大国结构性矛盾的出现， 则意味着它们的地区主导地位面临中国影响力扩展的直接冲击，且与中国的结构性矛盾还是一种中国实力占优的矛盾类型。这表明，日印澳等国要维持次区域主导地位的核心利益，来自中国的压力超过了美国。

这样一来，日印澳为护持地区主导地位、保障安全利益和出于对秩序变革的恐惧，倾向于将制衡的对象指向中国而非美国，同时基于中国实力占优的结构性矛盾类型，地区大国相互联合或者联合域外国家以制衡中国就成为理性的选择。在这种认知驱使下，协同美国巩固当前的秩序虽然不是最优选项，但也成为地区大国应对结构性矛盾、规避风险的一种选择。而美国同样有借助盟友来制衡中国的战略需求。这个过程就像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拉贾什· 拉贾戈帕兰在分析美国与印度走近的根源时指出的那样：“面对中国崛起后中印之间巨大的力量失衡，印度别无选择，只能试图借助美国来平衡中国。尽管美国有能力凭借自身实力对抗中国，但如能与印度等其他亚洲大国合作，则会轻松得多。”其结果就是，日印澳等国的战略目标与美国的战略目标一致，制衡中国成为印太联盟体系的战略目标。

（二）塑造联盟成员的收益偏好及行为方式

中国周边地区双重结构性矛盾的生成表明，中国在实力增长和影响力扩展的速度上都超过了美日印澳，这一态势让四国对“与中国合作会带来共赢”的认知产生了怀疑。大国之间合作的持续开展一定程度上以实力不对称为基础。比如，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以及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势，使美国鼓励中国采取合作政策的能力大大强化。但对美国而言，美国虽然也从中美合作中获益，中国却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权势增长，逐渐具备了挑战美国地区霸权的能力，这让美国开始怀疑“合作共赢”究竟体现在哪里。同时，合作的持续要以可预期的收益保障为基础。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在地区合作方面周边大国对中国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使中国更深入地融入现有的地区机制、地区制度与地区秩序安排。这个过程确实如外界所愿，即中国融入了地区，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中国在接受地区规则的同时地区影响力大大拓展，开始影响地区大国在次区域的主导地位，致使当前日印澳等国对“合作共赢”疑虑重重。因而， 四国的收益偏好出现较大改变，开始以“相对收益”视角审视与中国的合作，对来自中国依赖的敏感性急剧上升。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成为联盟成员较为一致的行为模式，也跟结构性矛盾压力下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直接相关。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采取了 “选择性脱钩”战略，在全球供应链上孤立中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但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寻找可以替代或者部分替代中国的生产商和供应商，这就为联盟成员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机会，从而鼓励它们进一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以加快产业转移速度、加大规模。实际上，联盟成员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成功几率并不大，只要中国继续扩大制度性开放、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种做法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自己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脱钩。可见这种行为是短期的，但也折射出双重结构性矛盾对联盟成员收益偏好和行为方式的重塑。

（三）构建联盟体系多维度的整体架构

印太联盟体系与亚太同盟体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其整体架构不再只聚焦于军事安全领域，而是多维度的。其显著特征在于美国以中国地区影响力的结构性优势为参照，构建有针对性的机制安排。这个多维度的整体架构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扩展和整合联盟成员之间的军事合作。这是美国传统的力量优势和影响力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地区影响力长期以来的短板。但与亚太双边同盟体系显著的不同是，印太联盟体系的多边合作日渐机制化，如美日印、美日澳和日澳印的三边对话机制，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对话”已经成为美国构建印太同盟体系的核心框架。与此同时，印太联盟体系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扩展，包括与英德法等欧洲主要国家和北约的安全互动、军事勾连日益频繁，诸如“五眼联盟”、AUKUS这样的多边同盟也不断被整合到印太联盟体系内，从而扩大其覆盖范围，加强各地区之间的协调。

二是与中国展开经济领域竞争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要迟缓中国的经济崛起、遏制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展，美国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提出竞争性的地区合作方案，抵消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展；二是重构地区经济规则、重新定义地区合作进程，当然最好是将中国排除在地区经济网络之外。IPEF就肩负着这样的重任。

三是构建海洋国家联盟，主导两洋海上秩序。印太联盟体系架构的这一特征跟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影响力扩大密切相关。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具有明显的“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特征，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成长为海洋国家。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进，中国在西太平洋、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这三个海洋板块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提高。这一态势意味着美国想要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拓展，需要依靠联盟体系强化其对两洋秩序的主导。实际上, 美日印澳都是海洋国家，在结构性动力的驱使下，四国正在构建一个制衡中国的“海洋国家联盟”，而且对印太联盟表现出浓厚兴趣的英国、法国、韩国等国也都具有鲜明的海洋国家特征。这样一来，构建并不断拓展海洋国家联盟，以实现主导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海上秩序的目标，也就成为印太联盟体系的一个基础架构。

结论

美国制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大，源自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基于同样的逻辑，日印澳三国追随美国构架印太联盟体系以制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其根本原因既非出自志同道合的价值观，亦非受到中国外交更加积极作为的刺激，而是来自次区域结构性矛盾的压力。

上述研究为分析周边地区的大国互动提供了一个双重结构的互动视角， 也解释了周边大国制衡中国的原因和美国构建印太联盟体系的大致方向。但从结构性的视角出发，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由于实力上升而造成战略上自我包围的后果。显然，结构性视角只观察到地区体系的统一性，却易忽视地区国家互动的互补性和多样性，也说明结构性视角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其一是结构的视角聚焦于地区大国互动，地区结构性矛盾运行的关键机理则是大国围绕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中小国家对大国的政策倾向性和亲近感其实是观察结构性矛盾发展趋势的关键指标。其二是结构性视角聚焦于大国竞争，因而竞争与竞争文化就成为描述周边地区的主要框架,这显然与周边地区近三十年来持续不断的发展所造就的两大地区意识形态——发展主义与和平主义——并不契合。其三是结构与结构性矛盾关注周边地缘政治的变迁, 而忽视了地区地缘经济的内在动力, 容易导致解释以偏概全。

这些局限性其实说明，结构性视角因为过于聚焦周边环境的“悲观”变化，其最大的现实和政策意义可能是为地区大国审视并经营周边关系提供了一条避免冲突的底线。

对于中国而言，既然结构性矛盾难以避免，那么推动强结构性矛盾向弱结构性矛盾转化，对于弱化印太联盟体系的压力就深具战略意义。如前所述，推动结构性矛盾的转化，必须充分尊重主导国的地区大国地位。构建地区大国身份的确认机制或者大国地位获得尊重的互动机制，对推动结构性矛盾类型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一旦实现这一点，则地区大国制衡中国的动力减弱、针对中国的印太联盟体系出现弱化甚至分化也就成为可能。这对于当前的中国周边外交而言，无疑是需要探索的战略方向。

（本文原载于《外交评论》2022年第5期。内容有节选。）

IPP-Review

编辑 | 曾辉

郑永年：如果要与地球共存，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化？

印度和法国在靠近，但他们有不同的追求

日韩渐行渐远，中国应如何应对？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