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 | 轮船招商局与江广漕粮的采买海运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公众号（2023年8月18日）

1874年，在户部与轮船招商局合力推动下，江西、湖北、湖南实现了漕粮采买海运的制度变革。三省漕粮仍全行折征，由政府动支漕折、漕项，委托招商局于江皖采买米石，海运交仓。从1874年江广首次采运到甲午战争前后湖南、湖北停办，江广的采买海运始终在严格控制成本、深度依赖市场的原则下运行。招商局因此成为江广漕运的关键角色，在技术与运作方式上改变着王朝大政的基本形态，但也不应忽视官僚体制之下此种变革的限度。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如何与官僚体制的运行互相嵌合，改变贡赋经济的运作模式，是理解晚清漕务乃至近代经济变革的关键问题。

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清代的漕运制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重构。明初以来延续400余年的本色河运经制趋于解体，漕粮的折征折解与采买海运逐渐成为晚清漕运之主流，其演进趋势大体可称为“市场化”。既有的漕运格局发生了巨变：19世纪50年代起，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五省漕粮改以银钱征解，不再起运米石，江苏、浙江两省漕粮则准许本折兼征，由海道运津交仓。

但既有研究较少注意的是，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户部持续向有漕各省施压，要求规复本色征运，或加增起运额数。在此背景下，1874—1894年江广（江西、湖北、湖南）推行了漕粮采买海运的制度变革。三省漕粮仍全行折征，再以所征漕折、漕项银委托轮船招商局采买米石，海运交仓。也就是说，太平天国战后，江广起运的漕粮完全来自市场而非征收，采运事宜以省为单位交由轮船招商局集中办理。与同期的江浙相较，江广这一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漕粮海运形态，并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关注。

尽管倪玉平与笔者先后讨论了江广的漕粮采运，不过三省情况各不相同，采买海运究竟如何实现，又在何种逻辑主导下办理，目前仍不清楚。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江广漕粮采运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轮船招商局，在漕运相关研究中基本缺位。与此同时，轮船招商局相关研究则多从官督商办企业经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将漕运专利视作政府的重要扶持，而较少关注漕运业务本身。

为呈现轮船招商局在江广漕务中的关键角色，笔者将系统利用未刊盛宣怀档案，在江广与招商局的相互关系中重构三省的采买海运。由此，本文围绕两条互相交织的主线展开，一是江广的漕运大政，讨论三省如何以采买海运实现户部要求的本色起运，以及相关经费的支用如何影响了各省的采运办理。这些议程主要发生在官僚体制内部、中央与外省之间，但招商局对此亦有相当的影响力。二是轮船招商局的漕运业务，核心议题是招商局与江广分配采运利益，其中多涉及奏销与保奖制度，因该局漕运业务仍在官僚行政内展开。这些讨论或有助于我们理解同光年间漕运市场化的展开、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乃至近代经济变革的发生。

一、 江广采买海运的实现

在清代的漕运制度下，江西、湖北、湖南因共性较多，常并称江广（江西、湖广之合称）。有漕八省中，湖北、湖南漕额最轻，每岁起运13.2万石、13.4万石。江西每岁起运漕粮76.9万石，在各省中处于中上水平。与此同时，三省运道最远，旗丁运漕须先涉长江，再由仪征进入运河北上。且省内州县多有水运不便者，故江西、湖南漕粮分别汇集于南昌、岳阳，再渡鄱阳、洞庭湖，进入长江。因此，在有漕各省中，江广的漕运成本最为高昂。

江广漕粮的河运终止于1853年。是年3月，太平军攻克江宁、镇江、扬州，切断长江与运河，清政府被迫暂停河运。8月，江西、湖南、湖北奉旨咸丰二年份（1852）漕粮改以折色解京：粮户仍完纳本色，地方官将所征米石变价，以每石1.3两解部，称漕折银。不仅如此，1854年财政极度匮乏之下，各省咸丰二年份漕粮、漕项奉旨留南抵充军饷。此后，这一变通渐成积习。咸丰年间，江广的漕折、漕项多截留充饷，并不解部。在江广漕粮折银起解前，折色征收已是普遍现象。漕粮为天庾正供，例应征运本色。然至迟在19世纪初，东南各省漕粮多已私行改征折色。此种远超米粮市价的强制折征（勒折），是政府获取额外收入的重要手段。

至咸同年间，东南各省督抚出于筹措饷需、收拾民心、谋划善后等考虑，普遍推行了财政合理化改革，调整不合时宜的田赋定章，裁减钱漕浮收。湖南、湖北与江西，恰好是最先推行钱漕改章的三省。1855年、1857年与1861年，骆秉章（湖南）、胡林翼（湖北）与李桓、曾国藩（江西）等疆吏先后主持了本省的改革。其内容主要包括：（1）重订漕粮、地丁征价，改征银钱。湖南各州县漕粮每石征银3两左右，地丁银每两征银1.4两左右。湖北各州县漕粮每石征钱4000—6500文。江西漕粮每石征钱3000文，地丁每两征钱2400文。（2）漕折、地丁银除解部正项外，其余津贴皆作为本省军饷及地方行政经费。1858年，胡林翼奏准湖北漕粮改折定价，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至同治初年，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漕粮折征已成为中枢允准的惯例。

1853年以降，江广漕粮不再征收、起运本色，暂时形成折征折解的格局。经此巨变，三省的漕运负担大减：不仅免除了沉重的起运开支，还可将漕粮盈余甚至解部正项留于本省支用，故在漕粮收入分配中颇为有利，但这显然不是户部所乐见的。司农奏称，江广“办理折征，习为故常，几忘征本色为何事，只知为自便计，而不复为京仓计”。

1860年，江广军务基本肃清，钱漕逐渐恢复征收。同年，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江浙漕粮因此停运，给京师仓储带来极大的压力。9月，户部要求江广改变截留漕折银的局面，奏请江西每年提解漕折银40万两，湖南、湖北各提漕折银10万两，用于京城采买米粮。同期，户部开始要求江广恢复漕粮起运。1861年1月，户部奏请湖北酌提额漕若干，由淮转运京师。1862年4月，户部尚书沈兆霖奏称，江浙停运两年，京仓即将不敷支放，应请江西、湖北、湖南每岁分别运米35万石、7万石、8万石。

同治初年，太平天国战争基本结束，江苏、浙江分别于1863、1865年恢复海运，江北亦于1865年试行河运，漕粮海运、河运均已重启，额数逐年加增。在此背景下，京中言官等要求江广规复旧制的调门越来越高，户部更是历年奏请江广征运本色。在他们看来，折漕只是战时权宜，军务肃清后，理应规复本色征运定章。

对此，江广督抚历年“以空言搪塞”，覆奏碍难办理，仍请循旧折征。他们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1853年运道梗阻，各省漕船已全数拆变，州县仓廒亦多毁于兵燹，如欲全数修复，款巨难筹。第二，黄河北徙，山东济宁至临清段运道淤浅，雇用民船河运，难度极大。海运路途遥远，换船转运环节众多，易滋抛散、盗卖等弊。且沙船数量日渐稀少，即江浙两省海运便已不敷雇觅。第三，咸丰年间以来，三省漕粮全行改折定价，民众负担轻减，官民相安已久。如恢复本色征运，旧有积弊势将潜滋暗长。

更关键的是，三省督抚均奏称，本省历年被灾，米价昂贵，若以本色征运，每石米价、运费远高于漕粮折价，兵燹之余，官民不堪负担。如三省中漕额最重的江西，咸同之际所定漕粮征价每石仅1.9两。巡抚刘坤一估算，漕粮征运本色，每石连运费约需银4两有余，如此则“动用两石之银，犹不能起运一石之米”。故江西即使试办额漕二成、起运米十二三万石，便有银26万两左右的经费缺口。当日江广漕粮每石仅解部漕折银1.3两,一旦恢复本色起运，大幅提高的成本将由谁负担，便成为突出的问题。显然，兵燹之余，民困未苏，漕粮折价难以提高，而户部也不可能另出经费，故只能由各省自行筹措。这是江广督抚一再抵制本色起运的关键所在。

直到1873、1874年，江广的漕运格局终于发生改变，采买海运成为最重要的替代方案。1872、1873年间，河道总督乔松年奏请于山东境内筑堤束黄，以黄水济运，引发京内外关于黄河河道与河运问题的激烈讨论。1873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奉旨覆奏，妥筹办法。他的态度十分明确：1855年黄河北徙后，河运旧制已不可再复，“当今沿海数千里，洋舶骈集，为千古以来创局”，“正不妨借海道转输之便逐渐推广，以扩商路而实军储”。江浙漕粮已全行海运，较河运“费大省而运极速”，其中部分由招商局搭运，颇有成效。江广如可酌运漕粮若干，“运沪由海船解津，较为便速”。在覆奏中，李鸿章的重点在于采买，欲借此辅助乃至替代漕运。当日江浙采买米石海运，每石连运费、剥价费银2.7—2.8两，“视海运正漕尤省”。经与招商局绅董商议，他建议：该局每岁除搭运江浙正漕外，可“遵照采买定价，领银赴南省产米地方购运若干石”，海运交仓。

李鸿章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决策与江广漕务的展开。他指出：其一，咸同以来的大变局之下，国家的重心应转向洋务、海防，可移河工、漕运之费逐渐经营，以求富强，河工、漕运等大政遂日趋边缘化。其二，江广如起运本色，可借助新成立的轮船招商局，以成本更低的异地采买替代漕粮征收。但户部议覆时，并不认可李鸿章的采买之议，司农坚持江广应酌征本色数成，由沪海运。对此，江广督抚照常抵制，奏请仍循旧折征，其中江西、湖南两省并不认可海运之议。而李鸿章之兄、时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则认为，折征兼筹采买是可行的变通方案，将来京仓需米之时，鄂省可“酌提漕折，由湖北汉镇采买，雇装运船，至沪海运”。

1873年秋江广覆奏前后，李鸿章与招商局委员在京内外联络运作，推动江广海运的实现。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末成立，初期拥有轮船4艘，以海运江浙漕粮为大宗业务。1873年改组后，招商局确立了基本架构：香山商人唐廷枢、徐润主导局务，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代表，与商局创办者、江苏海商朱其昂共同管理漕运事务。同光之交，江浙漕粮多部分由沙船承运，招商局历年须与沙船争夺漕运份额，委员们常有“米少船多”之虑。如1873年，招商局起运江浙同治十一年份（1872）漕粮19.75万石，仅占两省漕额的16%。1873年夏，江浙遭受旱灾，影响漕粮征收，招商局承运漕额又有减少之虞。因此，招商局各委员亟于推动江广海运，以期开拓业务的新局面。8月，徐润致信盛宣怀商称：“运粮多寡关系局务盛衰”，湖广、江西如能各试办10万石，“与局大有生色”。

招商局委员们的设想是：一方面仰仗李鸿章，请其函商湖广、江西各试办本色10万石；另一方面，朱其昂、盛宣怀也准备亲往三省商议，或通过该省官员向督抚疏通。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漕额最重的江西，以“江西省开其先，两楚必有以继其后”。1874年初，李鸿章致信关系密切的江西布政使刘秉璋称，江西漕额重于两湖，为京仓考虑，不宜一味以河运难复推诿，不妨及时酌筹变通之法。李鸿章推荐了轮船招商局，并向其介绍采买海运经验丰富的朱其昂、盛宣怀。他建议，江西漕粮“折征于民，办运于官”，米粮“或自在本地采购，或交商局代购”。刘秉璋等遂致函朱其昂，开列未悉事宜六条，了解采买难易、所需费用，为1874年漕粮采运做准备。面对来自南昌的询问，朱其昂、盛宣怀试图借机推动江西当年先行试办二三万石，作为同治十三年份（1874）漕粮海运之先导，并计划于岁末新正赴江商议。但巡抚刘坤一、粮道王必达无意试办，刘秉璋遂复函朱其昂，称江西采运“尚多窒碍情形”，来年察看情形，再行函商。

1873年夏秋，盛宣怀也向与盛家关系密切的湖南巡抚王文韶“缕述沪局招商漕运情形，并筹及湘漕采办转运各节”。是年湖南方面不拟筹办，不过王文韶向盛宣怀承诺：“如下届必须试办，定当借重贤劳也”。1873年末，顶住户部的压力后，三省均无动力筹办采买海运。但李鸿章、朱其昂、盛宣怀与各督抚藩粮联络筹划，仍为次年促成此事打下了基础。

1874年，招商局继续推动江广海运。八九月间，盛宣怀与盛康之同年、户部侍郎宋晋多有通信。宋氏告知盛宣怀，户部将就筹办新漕出奏，“请饬江广办理本色或采买”。他认为，刘秉璋、王文韶“均佩佩才识”，盛氏如亲往商办，商局办理“必可有成”，但“总要赶人先手为要”。这是指朱其昂已于8月到京，与其旧交、户部云南司主稿沈钟卿联络漕务事。可见，盛宣怀、朱其昂各自从户部获悉江广漕务的重要信息，两人在此事中始终存在竞争。

1874年9月15日，户部奏请江广酌办本色漕粮，以实仓储，此即宋晋所称之折。户部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变。第一，计臣不再坚持征收本色，务实地认可了上年李鸿章提议的采买。他们指出，此前江浙以抵征、漕项之款买米搭运，以补正供，江广可照此办理。第二，转运事宜亦可仿照江浙，由招商局轮船海运，“江西或于九江装兑，两湖或于汉口镇装兑，由江入海，直达天津”。江广本届漕粮“或酌征本色若干，或试办采买若干”，无论海运、河运，总须明年春间有米起运。本文利用的总理衙门清档均藏该馆，以下不再注明藏所。10月6日，仓场侍郎延煦亦奏请江广漕粮自本年起“或酌征本色，或筹办采买”，应极力多筹，每岁起运三四十万石，可用商局轮船转运，由江达海。1874年，户部、仓场传递出明确的信号，新漕务必起运本色，本省筹办采买、商局轮船海运是可行的选项。

接到部文后，江广督抚敏锐地察觉到，来自京中的压力不同于往年。刘坤一称：“看来此次部文似难空言搪塞也”，“不便再有推诿”。李瀚章也致信盛宣怀称，部文“语极切实，自应照办”，湖北拟奉托朱其昂及招商局“代为采买、转运三万石”，请商局遣员一人赴鄂，晤议相关事宜。

1874年9月，盛宣怀也从沈能虎处得知部文。他立刻禀明李鸿章，前赴江楚，以赶在朱其昂之先。10月16日，盛氏乘轮船抵鄂，与督抚议定湖北采办漕粮3万石。10月28日，盛宣怀到达南昌，与江省藩粮议定援照鄂章办理，但采办额数由初拟的10万石减为8万石。同期，盛宣怀致函湖南，王文韶复信径照鄂省章程，办理3万石。11月15日，盛宣怀再收王文韶来函，称经与藩粮公商，湖南只能试办2万石。值得注意的是，在盛氏前往江楚前，朱其昂“均早有函求”，联系各省采办。各督抚遂皆札委盛、朱会同办理。

尽管如此，盛、朱却不愿与对方合作，当时也未就此沟通。11月，朱其昂在盛氏返沪后赴鄂，尽管李鸿章、李瀚章劝其无须前往。他得知需与盛氏合办鄂漕，称“非分内之事，未敢越俎而谋”，显有不满。盛、朱均欲独自承办江广漕务，以便独揽利益。而在江广督抚看来，朱其昂办理江浙海运多年，津通交兑经验尤其丰富，盛宣怀也曾负责江苏的采运。出于谨慎的考虑，湖北、湖南提出采运、交兑各环节统归招商局办理，二人需和衷共济，共同负责。李鸿章也札令二人共同协作，明确其共同分配采运利益与办漕经费。

1874年末，与盛宣怀等议定采运大略后，江广督抚先后就本年漕务覆奏。他们的态度十分一致：本省漕粮难以征收本色，但京仓需米孔殷，应以采买另筹起运。李瀚章覆奏，湖北拟“酌提漕折银两，采买米三万石，由轮船海运至津兑通”。买运、交仓一切事宜均责成盛宣怀、朱其昂妥为经理。王文韶奏称，湖南拟“酌提漕折银两，试办采买米二万石”，由盛宣怀负责海运交仓。刘坤一奏称，江西拟购米8万石海运，交盛宣怀、朱其昂“在江皖一带采买籼粳米石运沪，由商局轮船包运至通交仓”。

是年，湖北、湖南和江西拟试办漕粮的采买海运，更重要的是，各督抚计划将米粮的采买、运输与交兑委托盛宣怀、朱其昂一手经理，由其包买、包运、包交。王文韶与盛宣怀的通信，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转变。他写道，尽管盛氏“办此有年，事事熟练，本可不必另委帮办”，“惟漕米正供，竟无本省人员到通，揆诸政体，尚觉未协”。河运时期，粮道负责本省漕运事务，随旗丁押运漕粮北上交兑，此即“政体”。是年，王文韶象征性地派委本省州县一人，“或赴沪随同赴津，或自行到通”，在仓场衙门等待湘漕，领到回文后带回。但购买、转运、交兑等事统归盛氏经理，“不令该员与闻”。王文韶认为，如此办理“事归专一，不致掣肘”，又相对符合“公事体例”。江西、湖北甚至不再委员帮办，全交招商局一手经理。可见，江广将漕运官僚系统负责之事外包于招商局，直接改变了既有的“公事体例”。

1874年末，户部很快议准三省的采买海运方案。司农最重视的是，漕粮停运二十载后，江广以新的方式恢复了本色起运，有益于京师仓储。对招商局委员而言，他们在江浙之外开拓了新的业务与利源，不仅负责江广漕粮的海运交兑，而且包办米石的采买。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经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借助淮系与盛家的关系网络多方联络、运作，户部与招商局合力推动了1874年江广的采买海运。如江西按察使李文敏所称，军兴后江省漕务“旧章残缺”，是年“骤议起运，事属创始，兹由轮船搭运，更属创而又创”。这不尽是推诿之词，颇能解释何以江广（尤其是江西）始终顾虑重重，不愿轻易尝试。同时也说明：依托于招商局的采买海运，实为1853年以降江广漕务的重要变革。

二、 采运经费与同光年间江广的采买海运

（一）同治十三年的江广采运及其经费

1874年，江广漕粮由全数折解改为酌量采买海运，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控制成本与筹措经费。对此，户部始终强调江广采运应“以漕办漕，不动别项正款”，即以漕折、漕项银办理，此外不再支用正项，其支销标准应参照江浙成案。此前两年，江浙因被灾歉收，起运漕额减少，招商局于1872、1873年为江苏采买5万石、6万石，又于1873年为浙江采买4万石。江浙的采买系为弥补缺额之权宜，仅在同治末年施行，并非两省海运之常态。但因同系招商局统筹，其运作方式尤其是经费支用标准，直接影响了稍后江广的采运。江浙两届采办米价、运费每石用银2.3—2.6两。户部认为，江广为产米之区，其籼米价格低于江浙粳米，故江广采办可较江浙节省。

这对江广而言颇为棘手，三省的应对策略首先是减少起运额数。如刘坤一奏称，江西每岁额征漕粮61.5余万石、漕项银30.9万余两。但漕项实收不过20余万两，近年又每岁拨解陕甘协饷24万两、清淮协饷2万两，尚属入不敷出。因此，江西仅运办8万石（约为额漕的13%），以每石2.7两计，便需银21万余两。除可动支漕折、漕项外，尚不敷银7万余两，只能于历年征存漕项内酌提支销。由于采运成本（2.7两/石）与可支销的正项（1.8两/石）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减少采运额数便成为自然的选择。是年湖北、湖南分别采运3万石、2万石，均不及漕额的20%，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

与之相关的是，要使江广的采运成本低于江浙，本地买米运沪便不可行。刘秉璋指出，江西距海口遥远，中有江湖之险，难令州县采买运沪，唯有在上海或米价更低的镇江采办，交兑较为顺便。刘坤一奏称，江西籼米虽较粳米便宜，但运沪另需水脚，难较江浙节省，拟由盛、朱于江皖买米运沪。王文韶也奏称，由湘购米之价脚（即米价、运费）较江浙成案浮溢甚多，故“令招商局就近购运，藉省由湘转沪之费”。1874年，招商局遣员赴皖中三河镇采买，该处成为此后商局采办江广漕米的第一选择。

1874年末1875年初，户部议覆三省试办采运时，关注重点也在控制成本。司农指出，本年江皖米价较平，江广须较江浙节省，毋令承办各员稍有虚糜，绝不能如江西、湖南所称，每石用银至2.7两。他们要求三省于采办完竣后将动支经费细目报部奏销。

1875年春夏，江广同治十三年份漕粮分批派装招商局轮船，由沪运津，抵通交兑。是年湖北采运漕籼正米3万石，加以商船耗米、剥船食米、新增剥耗米共计32917.5石。为此，鄂省动支银77356两，包括相应的漕折42900两、漕项19500两，又于州县兑费内凑集14956两，核计每石用银2.35两。由此，湖北在账面上实现了“以漕办漕”，“并不动用未经办运漕粮正项，于解京漕折毫无亏损”。

湖南采运同治十三年份漕籼正米2万石，连各项耗米共计21945石。为此，湘省共动支银51571两，包括漕折34004两、漕项16000两、里纳漕费468两，及节年津贴1099两，核计每石用银2.35两。从账面上看，湖南所支均出自漕折、漕项，并未额外动支正项。但实际上湘省漕项既难足额征收，又多有它用，难以真正做到“以漕办漕”。江西采运同治十三年份漕粮粳籼正米8万石，连各项耗米共计87780石。江省动支采运经费总数不详，核计籼米每石用银2.35两，粳米每石用银2.45两。

江广各督抚奏销首届采运经费时，均强调每石2.35两已较江苏成案（2.52两）节省，并无虚糜。但三省采办价脚如此一致，显然非为实际的支销额数。1875年6月，朱其昂进京“将江广报销一层与部中熟商”，讲定“籼米每石许报销二三五，粳米二四五”。可见，采办价脚是在户部主导下确定的，2.35两/石由此成为江广成案。

（二）光绪初年湖南、江西停办采买海运

1875年，江广共起运交仓同治十三年份漕粮13万石。这是三省唯一一次共同海运。1875、1879年，湖南、江西先后停办，原因仍在于采运经费。1875年9月，户部照前奏请江广规复本色征运，司农认为采买海运“利少弊多”，“终非经久之法”。然江广督抚既已尝试便利省费的采买海运，更不愿规复本色征运。

王文韶曾任职户部云南司，他对漕务的认识在疆吏中堪称一流。王氏仔细核算折征、采运与本色征运的成本：对政府而言，采运每石需2.35两，本色征运则每石另加湘沪间运费0.5—0.6两；对民众而言，折征及采运每石需1.3两，本色征运则每石买米便需1.6—1.7两。故本色征运较之采买，“于民则多费银三四钱，于官则多耗银五六钱，而石米之到京犹是也”。王氏认为，本色征运大幅加重官民负担，绝不应规复。光绪元年份湘漕或酌量采买起运，或仍全行折解。此后每届漕期，应请户部对仓储、库款通盘筹划，“如需银亟于需米，则仍前折价解京；若需米亟于需银，则酌量采买海运”。

然户部议覆仍强调应规复本色旧章。对于采买海运，司农却称：“查上届采买米数较少，需费又多，不甚合算，本届毋庸照办。”他们认为，较诸1873年江苏采买每石费银2.307两，上届湖南以每石2.35两采运2万石，“浮溢实多”，“不甚合算”。湖南遂于1875年中止采买海运。

同年，户部在议覆江西采运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思路。司农指出，江西应将漕折、漕项通盘核计，“如苏皖一带米价平减，采买运京尚为合算”，则可续办采运；“若采运价脚多于折征之价，未便无故虚糜，即行停办”。同光之交，漕粮解京有了更多可能性，疆吏乃至计臣在兼顾仓储的同时，开始务实地核算征运成本，将是否“合算”作为选择的重要依据，尽管双方的立场有所不同。这是不同于太平天国战前的漕务新趋向。

1875年湖南暂停采运后，湖北、江西仍延续办理。1875—1877年，江西每岁委托朱其昂等于苏皖采办漕粮8万石海运。其中，光绪三年份（1877）漕粮因山西大旱奉旨提前起运，拨充赈粮。由此导致采运费用高于往年，朱其昂请巡抚刘秉璋酌加采办经费，双方多有龃龉。1878年江西遭受严重水灾，采运漕额减至6万石。是年叶廷眷代替病逝的朱其昂出任招商局会办，因错过采办时机，折耗较大，期间又与江西巡抚“不甚契合”。

由于双方在采运中关系不洽，再加以本省经费吃紧，江西遂于1879年停办采买海运。此前江西办理采运，每届不敷10万两系动支节省漕项。尽管该省漕项历年拨解陕甘协饷，但光绪初年甘饷解至八成即可，采运不敷尚可由该项凑解。1878年末，左宗棠奏新疆议设行省，请各省将协济西征月饷尽数报解。后各督抚奉旨：自光绪五年（1879）起三年内，西征月饷按十成报解。江西每岁因此加增甘饷10余万两，司库不堪代筹采运经费。是年，巡抚李文敏奏准江西采买海运暂行停办三年，节省漕项悉数凑解甘饷。1880、1881两年，江西照例暂停采运。至三年期满的1882年，除漕项尽数解甘外，江西又奏称本年水灾较重，库款支绌，仍请暂缓办运。此后，江西历年奏请“一俟甘饷稍松”，再行办理。1885年起，户部在例行催办漕务时已不再要求江西办理采运。由此，一向态度较为消极的江西终于以陕甘协饷为由，甩掉了采买海运的包袱。而司农也显然认为，此时西北边疆的饷需重于江西运京的漕粮。

（三）甲午战前两湖的采买海运

1879年江西停办后，江广一度仅湖北一省仍办采买海运。1884年，湖南在时隔十年后重办采运，这源于中法战争背景下京仓的压力。是年，清朝与法国在越南交战，法军舰队出现在东南沿海，摧毁福建水师，攻陷基隆，封锁台湾。东南海疆的警报，给予清政府极大的压力。京中官员提出逐步规复河运、江浙赶办海运与江广征运本色等建议，以保障京师仓储。

1884年9月，仓场奏称，近年运京漕粮短少，应请湖南等省规复本色征运，或筹办采买，总期明春有米起运到仓。11月10日，仓场侍郎兴廉、游百川再奏，京仓需米孔亟，湖南采办“实不容稍缓”，应查照湖北成案，“将本年冬漕迅筹采买，明春运通交纳”。在仓场坚持下，户部也倾向于重启湖南采运。司农在议覆仓场折时指出：“湖南省前办采买，米价、运费虽较江苏省为多，而核之湖北省历年采买价脚，尚不相上下，自应准如所议。”由此，湘抚庞际云覆奏，本年湖南新漕查照湖北成案，采运京米3万石交仓。值得注意的是，湖南在采办奏折中普遍使用“京米”一词，同时公文信函中又仍称“漕粮”。表述上的暧昧显示出制度的复杂性：作为漕粮运京的米石，并非在湖南征收，而是于异地采买。由表1可见，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十年间（1874—1894），湖北每届固定采运漕粮3万石。光绪十年至十九年（1884—1893），重启采运的湖南也以湖北为模板。其间多数年份，两省的3万石漕粮全数海运至津，交兑通仓。此外，湖北光绪三年、五年、八年、十四年漕粮全数拨充山西、直隶、山东赈粮，光绪十八年、二十年米价运费解充山西、奉天赈款。光绪九年、十三年，湖北因被灾未办采运，米价运费截留赈恤。湖南光绪十四年、十九年米价运费全数解充山东、山西赈款。可见，两省漕额较轻，运输便捷，故可灵活地发挥赈恤之功能。至于采运经费，湖北大体固定在籼米每石2.18两或2.35两（粳米每石另加0.1两），湖南则基本固定在每石2.192两。显然，这并非实际开支，而是户部认可的例价。

由表1可见，1893、1894等年，两湖漕粮多改充北省赈米赈银。甲午战争前后，两省采运逐渐终止。湖南于1894年停办，此与顺天备荒政策相关。是年6月，顺天府尹孙家鼐奏称，1888年以降，顺天府屡被水灾，赈恤经费应“先时图度”，拟请江浙每年折漕10万石，解充顺天备荒经费。因当日“海道畅通”，江南、山东、奉天之米旬日可至，随时采买。此前一月，同是针对顺直水灾，新授顺天府尹陈彝也奏请于每岁抵通漕粮内酌给顺天府一二万石，于府属州县建仓存储。

1894年7月，户部议覆上述两折，建议湖南每岁京米3万石毋庸办运，其米价运费解部改充顺天备荒经费。如此变通，“在京仓每年少进米三万石，于库蓄尚无关碍，而畿疆得此巨款，缓急有备，似较合宜”。户部同意将采运漕粮折解京畿备荒银两，但改折有其限度：湖南的3万石京米恰好合宜，江浙的10万石漕粮则窒碍难行。

1894年，湖北漕粮奉旨全数折解奉天锦州、广宁赈济，这也是受到甲午战争的影响。1895、1896两年，湖北遭受严重水灾，未办采运，米价运费全数留充本省堤工、赈济之需。湖北的采买海运终止于1897年。此前，清政府为偿付甲午战后第三笔对日赔款，订立英德续借款。该条款规定以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及湖北五省部分区域货厘、盐厘作为担保，每岁500万两。这些税收原用于京协饷或本省军费，故须另行指拨经费抵补。1897年，湖北接户部咨文，宜昌每岁盐厘100万两由省内外各款抵补，其中包括本省采运经费7万两，鄂省漕粮采运就此停办。

同光年间江广漕粮的采买海运，始终在严控账面成本的原则下办理。中央政府对采办经费的支用选择，直接决定了三省的续办或停止。1874—1879年，江西共办理五届采运，此后江省运费转充西征军饷、甘肃新饷。1874年、1884—1893年，湖南共办理采运十一届，此后湘省米价运费转充顺天备荒经费。1874—1894年，湖北共办理采运十九届，此后鄂省米价运费用于偿还英德续借款。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各省每岁新增1880万两新案赔款负担。清政府遂谕令，除江浙每岁海运100万石外，各省河运、海运停止，漕粮一律以折色征解。自此，江广不再需要采运米石，三省漕折银均用于偿还新案赔款。

三、 轮船招商局的采买与利益分配

以上论述同光年间江广采买海运始末，侧重中央与外省疆吏间的层面。然而采买海运的关键角色，无疑是轮船招商局，尤其是盛宣怀、朱其昂等人。本节笔者转至先行研究较少关注的招商局与江广之间，围绕采办价格核定、经费领解及采运利益分配等重要环节，呈现采运过程中官与商的衔接。这一层面的讨论颇受史料存留的限制。尽管《盛宣怀档案》中的相关书信、公文足以展现丰富的细节，且几乎未曾被利用，但这些记载多限于盛宣怀主导江广采运的若干年份，并不完整，本节的论述也因此侧重于同光之交及光绪中期。

（一）采办定价与经费领解

采买海运之不同于本色征运，即在于起运米石并非征自本省，而是由招商局在安徽、江苏等地统一采办。商局采办江广漕粮，按例粳籼并办，以籼米为主。其中粳米分散于苏常各处就近采购；籼米“皖省较多，而庐州府属之三河镇一带，尤为籼米汇集之区”，多集中于该处购办。

安徽是近代最重要的米源地之一，该省粮食产地位于沿长江及环巢湖流域。三河滨巢湖之西，隶属合肥县，地邻舒城、庐江、六安等产米之地，又扼内地各小河入巢湖之总口，19世纪中期已是皖中米市中心。皖省长江以北米粮多汇集该镇，再经由巢湖、长江运往芜湖、镇江，行销江浙。

同治末年，招商局发现该镇有大量中下等米色的糙籼集散，价格又低于巢湖沿岸其他“糙米码头”，适合大宗采办。1874年起，盛宣怀等人历年遣员赴三河采办江广漕粮。据1874年采办账册显示，是年盛氏所派沈联绶等人在三河采办籼米34990石，共支出米价、水脚、采办人员薪水盘川等项本洋44524元，核计三河办米运沪成本为每石1.272元，合银0.949两。只需粗略地对比同年招商局从江广领解的采办米价（每石1.568两），便可知盛宣怀等人获得了大量采办盈余。

1874年起，招商局采办漕粮盈亏由六股分摊：朱其昂、盛宣怀、唐廷枢、徐润、津局员董、朱其诏各一股。其中，江广采办由盛宣怀、朱其昂经手。也就是说，同光之交，江广漕粮采办盈余归承办之员分润，并不计入招商局公账。在这样的分配机制激励下，盛宣怀、朱氏兄弟、徐润三家各自遣员赴三河办米，均获大量盈余。据1877年招商局清单显示，1874年该局采办江广漕粮正米13万石，盈余35588两，按六股派分，朱其昂、盛宣怀等每人得银5931两，两人另有酬费1401两、700两。1875年采办江广漕粮正米11万石，盈余22299两，按五股派分，朱其昂、盛宣怀等每人得银4460两。

1875年，盛康曾告诫盛宣怀，江广采办“大有盈余”，应先酌归招商局公账，不可“照六分各归私囊，听公中亏去巨款”。至1877年，招商局在收购旗昌公司后经营状况不佳，经历了全面的整顿。整顿中发现的问题之一，便是包括采办盈余在内的各项收入并不全行归公。故自1878年起，“采办漕米，无论盈亏悉归公局，一切巨细进款全登公账”。此后，由于三河米价上扬，以及江西、湖南停办导致采办额数减少，招商局的办米盈余呈缩减之势。

招商局的采办盈亏自然受到米价涨落的影响，但终究取决于各省给发的经费数量。因此，商局委员历年需与江广督抚议定采办价格，据此领取采办经费，这是双方交涉的关键环节。如表1所示，江广的采办经费常年保持稳定，但光绪二年、三年（1876、1877）是变动幅度最大的高点。1877年10月，江西拟奏销光绪二年份采办经费，巡抚刘秉璋收到朱其昂来信，称三河米价较前上涨，欲提高上年议定的采办价脚。刘氏闻此大怒，致信李鸿章抱怨称：招商局“堂堂公事忽而翻腾”，甚至“请师门（指李鸿章）出而为之赖账”，“欲公然失信，此商贾所不为”。刘秉璋籍隶庐江，称三河米价“近在家乡，我所深悉”。他观察到，1874、1875年三河米价每石1两左右，商局采买每石盈余0.4两，两年办米17万石，可盈余6万两。1876年虽有上涨，每石至多赔累0.2两，朱其昂不应“见利弃信”。但李鸿章同意了朱其昂的请求，刘秉璋也只能不情愿地接受。两月后，刘秉璋奏销光绪二年份采办经费时称，上年江皖歉收，所产籼米极少，故就近在苏常采买粳米8万石，每石2.45两。由于较上届多办粳米6万石，每石较籼米贵1钱，故是年江西采办费用加增6583两。招商局的账册可证朱其昂所言，是年商局主要在无锡、常熟办米，办价明显高于三河。

是年奏销事竣后，刘秉璋对招商局“翻悔索价”颇为不满。他致信李鸿章称，应严饬商局“每年中秋前派一员到江，照市价定议”，采办价脚“总以当面议定价脚为断，议定之后，无论米价长落，不许翻悔”。刘氏称，1874年，朱其昂到江初议采办，曾商定每年中秋前来江议价。但1875年朱氏迟至11月中旬始到江议价，1876年更迟至12月中旬。刘氏分析，朱其昂的用意无非是：秋初米价较低之时，先挪款私办，至冬令价昂，再与该省面议，便可借口加价。米价的波动以及招商局利用价格的季节、地域差异，在流通领域获取盈余，无疑是漕粮采办的重要内容。然刘秉璋基于儒生的利义观，斥之为“惟利是图”“因图利而挟制”，他不认可招商局获得较多的采运盈余。

1877年秋冬，江西奏销上届采运经费时，也正与招商局联络光绪三年份采办事宜。是年10月、11月间，江西、湖北漕粮奉旨提前采运到津，以充山西赈粮。当年江皖苏浙岁仅中稔，而各路购米赈济平粜数量较巨，以致米价翔贵，每石办价2.55两左右。但赈粮不容迟误，招商局只能垫款赶办，以致采办成本加增。从1878年1月起，招商局便与江鄂两省沟通，试图增加采办经费。盛宣怀很快与李瀚章商定，湖北采运价脚每石准加2钱、以2.55两奏销。朱其昂派往江西议价的朱粹甫则在刘秉璋处受阻。刘氏答复：本届采办以三河米价计，“不赔亦不赚”，如竟有赔累，“以前之盈补今之绌，总绰绰有余”。他对三河米价有自己的判断：是年每石2元仅是适中，并不算贵。如涨至每石2—3两，自当酌量加价，“断不使商局向隅”。经朱粹甫“再三申说，委婉祈求”，刘秉璋始允本年经费酌加2000两，远少于每石酌加2钱。

光绪三年份采办经费的奏销较往年更为漫长。1878年4月，湖北首次奏请采办加价，被户部以不符成案议驳。李瀚章遂请商局将江皖米价及其筹款垫办情形详细声明，拟再行顶奏，使招商局无赔累之虞。1878年9月，经李瀚章再次奏请，再加以盛宣怀在京布置，湖北采办经费始准酌加。1879年4月，湖北将采办经费细数核销，计籼米每石2.55两、粳米每石2.65两。李瀚章不仅实现湖北的加价，还改变了江西方面的态度。1879年2月，江西奏请照湖北每石酌加2钱，户部以“湖北系奉特旨照准，江西不得援请”议驳。故江西光绪三年份经费未获加价，仅以每石2.45两奏销。后巡抚为体恤商局，于本省筹款每石加给1钱。此时刘秉璋已丁忧离任，朱其昂于上年病故。在招商局以及李鸿章、李瀚章等人推动下，江鄂两省光绪二、三年份采办经费始能随成本提高而加增。由表1可见，光绪三年以降，三省采办经费均在2.35两/石以下。光绪十年（1884）起，因部议停给轮船修费，采办经费减至2.25两/石以下。且此后江广采运经费不再能奏准酌加，长年鲜有变动。

招商局每岁与各省议定办价后，便可领解采办经费。1874年秋，盛宣怀与湖北、湖南方面初议领解事宜，计划将银两解至扬州淮军后路粮台，再转运苏沪。是年12月，湖南发放首批经费3万两，巡抚王文韶认为大宗银两“辗转运解，多需时日”，遂将该款交票号新泰厚、祥和贞汇解，并遣员将汇票、砝码解沪。此后，湘省一直利用山西票号汇解采运经费。

1875年2月，江西奏准采运后，请商局派员领解经费。朱其昂驰赴南昌，与抚藩晤商。同时，盛宣怀也致信布政使李文敏，请其派委在江候补的盛氏兄长盛富怀解银到沪。3月初，朱其昂与粮道议定，首批采办经费10万两通过省城茶庄汇兑，盛富怀因此被撇开。朱、盛二人对额数最巨的江西经费展开竞争，可见领解、汇兑环节颇有利益。

1875年3月朱其昂与江西商议领解经费时，招商局在三河的采办已进行大半。江广的采办经费来源于漕折、漕项。在当日的征收制度下，州县很难在年内将该款征齐解省。更不必说，这些经费还需汇兑上海，再以实银解往三河等地。但另一方面，农历十一、十二月既是三河米价的低点，适宜办米，又是每年招商局经费吃紧之际，急需银两到账。因此，盛、朱等人常请求江广提前筹解银两，以尽早采办，而这需要各省挪款垫解。

相对而言，招商局与湖北在采运事务中合作最为融洽，鄂省常在年内筹解多数经费。江西对采运始终较为消极，常不愿提前措解经费。如1876年1月，商局缺款甚巨，尚欠钱庄40余万两。除陆续领到江浙海运水脚外，湖北巡抚允拨3万两，江西则称须待部覆。与此同时，盛宣怀的办米委员何锡祺未能等到江鄂之经费，只得先请徐润等筹借2万两，尽早前往三河，以不误办米公事。1877年1月，又是商局需银孔亟之时，湖北先行拨解经费4.5万两，余款年内续拨。江西则须待部覆始能给领，虽朱其昂再三力请先行放款，未获允准。1879年，江西在五届后停办采运，应与这些交涉中的不洽有关。

1887—1889年，盛宣怀委任其亲家、在湘候补官员郑立诚帮办湘漕事务，负责联络粮道吕世田、巡抚王文韶，料理文案，经手银钱。1887年末，经郑立诚“一再婉商”，吕世田同意借拨他款发放采办经费5万两。此后数年，吕氏照例通融，提前筹银放款。如1890年9月，盛宣怀请吕世田尽早汇兑放款。盛氏称言，“江皖去岁荒歉，今年闻亦不过中稔，而被灾各省纷纷均向采办，米价难免飞腾”，如欲不致赔累，“必须趁九、十月间新谷登场速为购办”。若十一二月漕折银到方能放款，则汇至上海须次年春间，“新米已经过市，必致迟误”。12月，吕世田覆函，所征漕折银仅敷头批京饷之用，但“既承谆嘱，自应竭力搜罗”，暂挪别款凑足7.15万两。可见，采办经费的领放时机，直接影响采办成本与商局利润。湘省挪借放款，实赖官商间的沟通与协作。

1874年起，招商局领解采办经费时，每石扣除1钱作为江广各粮道公费。1884年起，湖南岁办漕粮3万石，每届扣除公费3000两，1886年粮道恽彦琦又加1000两。1888年，盛宣怀以上年米价昂贵一再坚请，巡抚王文韶同意不再扣除新增公费1000两，并于3000两中提出600两，作为商局栈租开销。此后每岁照例划还600两，只扣公费2400两。这实质上是对商局采办成本提高的补偿。而公费之增减，相当程度上基于盛宣怀与湘省历任大员的不同关系。在卞宝第治下（1882—1888年），商局不仅被加扣经费，甚至失去了承办光绪十三年份湘漕的权利。而与盛家关系密切的王文韶回任湘巡后（1888、1889年），则在经费、人事方面给予诸多便利。

（二）采买海运之保奖

1887—1889年，郑立诚因其在湘候补知州、盛宣怀亲家的身份，作为招商局委员帮办湖南漕务。除领解采办经费外，郑立诚也多与盛氏通信，谋求保奖、补缺。在招商局业务所及的省城、口岸，类似郑立诚的委员不在少数。他们的经历，展现出商局办理采运业务的一些重要面相。

郑立诚生于1839年，浙江余杭监生，1855年捐知县，指发湖南。1874年到任，调补湖南清泉知县。1876年办理晋捐出力，保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光绪中期，郑氏办理湘漕差使，每岁从盛宣怀处领取薪水300两，经手银款亦有相应的利益。但作为候补官员，借采运保奖谋求补缺才是他的首要考虑。

江广采买海运保奖始于同治十三年首届采运，对象除盛宣怀、朱其昂等商局会办外，更主要的是商局遴选的员董。如商局章程称：遴选委员前往三河、苏常，“分投采办，陆续运沪储栈”；“沪津装运收米，及津通监兑、押运、稽察、弹压、交兑各事宜”，“当由本局遴选熟手员董，妥为经理”。1876年1月，首届采买海运完竣后，江广督抚奏请保奖在事出力员董，称采买海运“事属创始，头绪纷繁，沪津通各局员董或分投采购米石，监收储栈，派装轮船，或远涉重洋，押运催趱，稽查偷漏，均能不辞艰险劳瘁”。三省的保奖清单共计员董50人，普遍为候补官员，又以江浙官员居多。

光绪元年至四年，湖北、江西督抚于每届采运办竣一两年内，合奏请奖出力人员。此四届的采运额数多为11万石，历届列名保奖者计有49人、43人、18人和35人。这些员董理论上由招商局开列名单，移知粮道后，由该省督抚出奏请奖。显然，历年的名单中既包括实在沪津通效力之员，也不乏仅领薪水的挂名之员。盛宣怀等人常收到各处委办采运差使之请托，尤其是相关各省粮道、抚藩等。因对候补官员而言，海运差使既能获得薪水，亦有保奖之可能，颇具吸引力。

1879年后，一度仅湖北一省办理采运，每年不过起运3万石，保奖亦因此中止。1884年湖南重启采运后，1889年恢复保奖。1889年4月，郑立诚蒙奏补澧州知州。在部覆未到、前路未定之时，他闻知王文韶将奏奖光绪十四年份（1888）采运出力人员，遂急求盛宣怀禀明王文韶，求保以选知府后以道员用，缘此前他已捐纳知府。

1889年11月，经王文韶奏保，郑氏如愿列名湖南光绪十四年采运出力人员（共计员董5人）。保奖清单写道：“在任候选知府、湖南澧州直隶州知州郑立诚，请俟得知府后以道员用。”他的保奖事迹为“是年苏皖岁歉，督饬商董购选米色难于往年”，以及漕粮“奉文改拨山东赈粮，轮船运赴利津海口”，米石在海船过驳，“艰苦非常，交兑妥速”。如前所述，是年郑立诚帮办湘漕，系在长沙料理文案，经理银款，并未离湘。列名郑氏之后的是湖南郑工试用府经历徐本麟，“请俟补缺后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他的事迹是“押运赴山东交兑，涉历风涛，料理过载”。此人与王文韶“本沾亲戚”，由王氏通过郑立诚授意盛宣怀，将其列名请奖。可见，无论实有劳绩抑或挂名之人，保奖事迹均按格套书写，强调采买、运交米石之难。当然，保奖的名实不符，本是当日常态。

1890年3月，郑立诚赴任澧州知州。吕世田遂向盛宣怀推荐长沙知县沈锡周代之。吕称，沈锡周欲求“将来附名列保”，请盛宣怀禀明巡抚，委令帮办漕务。此外，吕世田又函求盛氏委任其子诒谷随同办漕，列名光绪十五年保奖。盛宣怀很快答应了粮道的要求，两人还互赠礼物。

郑立诚任职之澧州属冲繁难要缺，颇不易治。1891年初，郑氏因该州洋教士兴造教堂阻止不力，突遭撤任。次年回省后，郑立诚又请盛宣怀详明湖南巡抚，将其列名光绪十五年保案，改保以知府在任候补。他还提醒盛宣怀将吕世田之子列名，因粮道屡向其催嘱。

1892年，巡抚张煦奏请奖叙湖南光绪十五、十六、十七三届采运出力各员。光绪十五年请奖4人，郑立诚、沈锡周、吕诒谷均在列。其中，郑立诚“请以知府在任候补”，沈锡周“请俟得同知缺后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二人的事迹为“督同员董采买米石，挑选干洁”。吕诒谷“请俟补缺后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其事迹是“押运赴天津、通州，涉历风涛，奔驰炎日”。如前所述，1890年沈锡周接替郑立诚帮办湘漕，处理公文、经费事，两人均未采买米石。至于吕世田之子吕诒谷，则纯属挂名人员。

1891年，郑立诚回省后不久便重任澧州知州，至1898年末仍在任。由此来看，郑立诚于1876年办理晋捐出力保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至帮办湘漕的1889年终得奏补澧州知州，此后在任近九年。郑立诚之补缺，当与其受委帮办湘漕三年、连获两届采运保奖的经历直接相关。

在郑立诚首获保奖的光绪十四年采运案内，湖南请保的省外人员均为吏部议驳。此后湘鄂保奖者均为本省官员，每届数人至十余人不等。如湖北办理光绪十九年份（1893）采运，本省官员均系挂名，除道员一人外另有随员五人，由总督、巡抚、布政使、粮道及招商局各举一人，“专为保举地步”，“不但无薪水，亦毋庸干预漕事”。光绪中期，江广采运额数、商局采运利益均已相对有限。但督抚可借采运保奖之名为省内众多候补官员谋求出路，并与招商局进行利益交换，这成为甲午战争前湘鄂办理采运的重要动力。

结　论

1875年，疆吏中最熟悉漕务的王文韶致信盛宣怀称：“下届（湖南）漕粮欲求有米到仓，舍采买别无他策。”在他看来，湖南已断难规复本色征运旧制。因漕粮征收之旧制为本色，起运之旧制为河运，两者互相匹配，“河运既不行，本色便难偏奉”。就在这一年，湖北、湖南、江西首次在漕粮折征的基础上，借助招商局的米粮采办与轮船海运，实现了户部要求的本色起运。采买海运是江广对1853年以降漕运格局的重要变革，但既非规复旧制，又异于江浙的漕粮海运，可谓晚清漕运的另一种实现方式。

在1853年以前的河运时期，江广的漕运成本颇为高昂，且难以核算。自1874年三省改行采买海运后，控制成本、以漕办漕成为严格恪守的原则。江广的采运开支不应高于成案，且须在事竣后报部奏销。一旦户部认为采运价脚过高，“不甚合算”，甚至可以直接停办。从“不计成本”到严格核算，显示出晚清漕务在理念与实践层面的显著变化。

严控成本的原则又势必演化出依赖市场的运作方式。江广在维持较低起运额数的基础上，将漕粮的买、运、交各环节外包于招商局，交由盛宣怀、朱其昂等人一手经理。区别于江浙之处在于，江广漕粮以省为单位交招商局集中采买，以三河为主要采买地。江浙漕粮则部分来自征收，部分由州县各自采买，非由招商局完全主导。可见，江广的采买海运是一种市场化程度更高的运作模式。

然而，同光年间江广的交仓漕额，至多恢复了太平天国战前每岁90余万石中的13万石。这些北运的米粮还多次改解华北、东北，以充赈济之需。这说明江广漕粮对于京师仓储的意义相对有限，其作用远不及同期的江浙，后者每岁海运120余万石。从同治后期全力促使江广恢复本色起运，到1894年以降主动停办两湖采运，二十余年间户部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至19世纪末，即便是对仓储最为谨慎的司农也认为，在维持江浙漕粮的基本保障下，京师的粮食供应可以更加多元化、市场化的方式实现，江广漕运支应京仓的贡赋意义因此被消解，三省漕粮收入几乎完全改用于偿付赔款与外债。

相较于江浙，轮船招商局对于江广漕运的意义更为关键，不仅在技术层面，更在组织与运作方式上，改变着王朝大政的基本形态，使三省以新的方式恢复了本色起运。但与此同时，江广的采买海运仍在官僚制度下运行，历届奏准续办、经费支销、人员保奖等重要环节依然按照官僚行政的逻辑、由督抚主导。在此过程中，江广大吏是否认可招商局追求利润，并提供经费、人事方面的保障，相当程度上是基于与盛宣怀的个人关系，而非制度的保障。因此，我们既需关注招商局带来的漕运之变革，也绝不能忽视官僚体制下此种变革之限度。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如何与官僚体制的运行互相嵌合与影响，改变贡赋经济的运作方式，这是理解晚清漕务乃至近代经济变革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