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专家建议完善党内法规

“全国共查处‘文山会海反弹回潮，文风会风不实不正，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给基层造成严重负担’问题106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3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6人。”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半年报”。

记者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数据统计，2019年以来，全国共查处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3000多起。

治理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是党中央连续5年专门部署、持续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受访专家认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定性难、查处难，是当前减轻基层负担工作中的最突出问题。对此，可以借鉴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指导制度，定期发布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案例，警示教育领导干部。在此基础上，通过党内法规解释工作细化惩戒制度规范及其标准，为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供党内法规适用依据。

释放重点纠治强烈信号

近日，贵州省毕节市农业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站搞过度留痕问题，作为典型案例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

根据通报，2021年6月，毕节市农业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站在省农业农村厅《农村户厕入户摸排表》村级调查表基础上，搞层层加码，要求基层在填报调查表的同时，上传户厕整改前后的照片，“痕迹主义”作祟，加重基层负担。毕节市农业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站负责人因此受到组织处理。

包括这起典型案例在内，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此次通报的10起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发现，除了过度留痕、层层加码等作风顽疾较为突出之外，还涉及制定文件照抄照搬、脱离实际，搞“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

比如，吉林省白城市政府办公室将省民政厅已印发市、县两级的文件，再次转发至各县(市、区)。制发的城市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土地例行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与省政府办公厅文件内容重复率达80%以上。白城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人因此受到组织处理。

除了发布典型案例之外，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半年报”，通报查处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06起。

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建芹说，治理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是党中央连续5年专门部署、持续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此举充分表明党中央持之以恒狠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旨在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真抓实干。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介绍，当下，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之所以负担重，跟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直接相关，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公开通报典型案例，就是要通过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释放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强烈信号，让基层领导干部从这些烦琐的、重复的桎梏中脱身。

不担当不作为问题突出

2020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2019年1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表，其中首次公布了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数据。

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查处“文山会海反弹回潮，文风会风不实不正，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给基层造成严重负担”问题1696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人数2755人，党纪政务处分人数505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现阶段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

2020年，查处问题数降至654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人数降至1044人，党纪政务处分人数降至269人；2021年，上述数据分别降至371起、522人、166人；2022年，继续降至199起、323人、107人。

这意味着，自2019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总计已经公布查处3000多起给基层造成严重负担问题。

王建芹认为，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的背后，深层次地反映出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在履职尽责过程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方面问题。

在王建芹看来，随着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工作的常态化，一些党员干部乱作为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在这一过程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表现为尽量创造一个“不担责”的履职环境。例如，在落实上级文件精神以及工作安排的过程中，通过工作任务的层层分解、最终下压给基层部门或单位，将工作责任和工作压力转移给基层。

“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仍抱着陈旧的工作思维，习惯采用简单化、命令式工作方法给基层提要求、派任务，以文件落实文件，不切实际搞执行，没有创造性地把上级的政策要求转换成适应基层的工作策略和方法，所以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庄德水说。

建立典型案例通报制度

党中央高度重视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早在2019年3月，中央办公厅就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指出要着力解决党性不纯、政绩观错位，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干部不敢担当作为的问题。

今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出部署。今年6月15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对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尚未根除，特别是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情况新动向不断滋生。

王建芹认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定性难、查处难，是当前减轻基层负担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从党内法规的角度来看，单纯依靠党内法规制度规范中的一些原则性条款进行定性和查处，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一定的困难。

“对此，更加有效的方法是借鉴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指导制度，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建立典型案例通报制度，通过定期发布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案例，以及查处过程中的定性标准和处理依据，指引各地纪检监察部门依规精准执纪。”王建芹说。

王建芹还建议，在此基础上，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党纪处理标准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党内法规解释工作细化惩戒制度规范及其标准，主要是针对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中的相关条款适时发布党规解释，形成更加清晰的制度导向，指引各地准确适用。

在庄德水看来，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映了某些地方权力运行的错位，所以，从长久来看，需要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规范政府行政管理行为，完善干部考核机制，构建容错机制和褒奖激励机制，以改革破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此外，必须拧紧领导干部的思想“开关”，教育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和政绩观。

作者：陈磊 来源：法治日报

王建芹：博士、教授。
教育背景：1985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1996年9月--2000年12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师从著名行政法学教授姜明安研修宪法与行政法博士课程。
研究领域：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党内法规、NGOs法律问题、东西方法文明比较等，尤其注重交叉学科研究。
教授课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非政府组织法律问题、经典导读等。
社会兼职：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理事、 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顾问、华东政法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
科研成果
一、专著
《强化监督，制约权力----中国反腐败的理性思考》；
《第三种力量----中国后市场经济论》；
《非政府组织的理论阐释----兼论我国现行非政府组织法律的冲突与选择》；
《法治的语境----西方法文明的内生机制与文化传承》；
《法治的理性----西方法文明的理性主义溯源》等。
二、论文
1、《新时代依规治党的理念与逻辑》，湖湘论坛，2018年第3期；
2、《党内程序性法规与实体性法规协调性研究》，中国共产党，2017年第6期；
3、《党内法规清理标准的科学化构建》，理论学刊，2017年第4期；
4、《试论政府活动的政治哲学基础及思想源流》，社会科学论坛（香港），2008年8月；
5、《公民社会是实现权力多元制衡的重要社会基础》，理论探讨，2008年第6期
6、《法治：一种民族文化》，社科研究（香港），2008年第2期；
7、《试论转型时期的社会自我教育功能》，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9期；
8、《公民社会与现代治理》，社科研究（香港），2007年第1期；
9、《从弱势群体结社权看我国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实现》，社会科学论坛，2006第5期；
10、《论转型时期的社会教化功能》，中华学术论坛（香港），2006第4期；
11、《新时期道德建设的文化内涵》，社科研究（香港），2006第3期；
12、《论结社自由及其实现》，人文杂志，2006第3期；
13、《传统文化与中国的法治路径》，理论与改革，2005年第5期；
14、《我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及立法思路探讨》，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15、《论结社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内涵》，理论与改革，2005年第1期；
16、《认识论、传统文化与法治理论》，亚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7、《非政府组织发展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政法论坛，2004年第11期；
18、《现代公民社会与结社自由》，亚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香港），2004年第10期。
科研项目
1996年9月--2000年12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师从著名行政法学教授姜明安研修宪法与行政法博士课程期间，深受著名法学教授罗豪才的“行政法平衡论”和朱苏力的“法治本土资源论”影响。20多年来聚焦学习研究NGOs 和基督宗教与西方法治文明的内在关联。2014年始，接受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的委托，先后完成《党规与国法关系问题研究》、《党纪党规体系建设问题研究》两项课题，并开始聚焦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研究领域。2016年获批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党内法规清理制度研究》；2017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制度研究》；2018年获批中国法学会2018年度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研究》，并获批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2018年度课题《党内法规解释机制问题研究》；2019年获批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和中央党校党章党规研究中心2019年度“党的组织法规制度研究”专项课题《“中国共产党地方/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修订研究》。发表党内法规方向论文十余篇，完成内部调研报告4份。经常应邀给中央部委和省、市、县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党委纪委机关、人大立法机关、国有企业等讲授宪法、行政法、党内法规、党风廉政等主题。近年来经常应美国的大学、学术研究机构等邀请，介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路径、理念和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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