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犯错人尽皆知，胞弟的贡献鲜有人知：创华润，如今成万亿央企

博古的原名叫秦邦宪，190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博古与王明、张闻天是留苏时的同学，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

博古本人是比较擅长写作和宣传工作的，可是，历史却不经意间将他推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1931年4月，他成为中共中央的负责人。

从1931年至1935年，博古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他又与洋顾问李德独断专行，积极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导致中央红军损失惨重，被迫长征。

长征途中，博古和李德继续推行错误的方针路线，差点彻底断送中国革命。直到1935年，博古在遵义会上被解除了最高领导职务。

之后，博古继续从事革命，主要从事宣传写作，工作出色，1946年，博古因为飞机失事意外牺牲。

博古作为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他犯下的错误几乎是人皆尽之。客观地说，博古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也有过人之处，对革命也是有贡献的。

他对革命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自身，还有其家族其他人。博古的胞弟秦邦礼也是一位出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秦邦礼长期在白区海外从事党的经济工作，这项工作具有秘密性质，其实和从事地下情报、地下交通、地下军火运输等地下工作一样非常危险。

秦邦礼为了工作需要，长期隐姓埋名，先后化名杨廉安、杨琳等，最终杨琳的名字一直沿用了下来。

1938年6月，全国抗日活动在各地如火如荼进行。陈云在延安办公的窑洞里，交给秦邦礼（已经化名杨廉安）一项主要任务：派他到香港经商。

首先，协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对外挂牌粤华茶叶公司)中共代表廖承志，把保卫中国同盟转来的募捐款和物资及时运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其次，做好秘密财政工作，将党组织带往香港的外币(如美金、英镑等)，以华侨捐款的形式，兑换成法币或银元汇回；再则，利用商业活动掩护物资采购，按上级下达的采购清单，购买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秦邦礼生于1908年，13岁时就到一家钱庄党学徒，曾参加过农民暴动和工人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他一直在上海一些商店当店员，对经商的门道门清。

1930年，经博古推荐，陈云选用秦邦礼作为党组织在上海秘密机关和联络站的急需人手。

在陈云的计划中，这些联络站是要以中型商店作掩护，而善于经商的秦邦礼确实是合适人选。

事实证明，秦邦礼确实是经商能手，他靠着组织的2根金条起家，很快办了家具木器店、南北货商店、文具烟纸店、糖坊、米店等多家商店，还租用多处房屋，当起了二房东。

靠着这些“商店”和“出租屋”，他不仅能成功经商，还巧妙布置了党的重要机关，掩护了党组织的秘密活动。

就这样，秦邦礼一边经商，一边为党和革命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他到苏联学习，1937年冬天，他到延安工作。

1938年，因组织工作需要，秦邦礼再次启程到香港经商，在当时并不显眼的湾仔商业区，创办了一间经营南北货的贸易商号“联和行”。

“联和行”后来发展壮大后，发展成“联合公司”。这不仅是一家从事商业贸易的公司，更担负着为我党革命做贡献的神圣使命。

“联合公司”的贸易到达哪里，是根据革命的需求而定的，贸易的范围几乎都是白区，经营起来十分不易。秦邦礼却带领“联合公司”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

1948年，秦邦礼决定将“联合公司”改名为“华润”，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秦邦礼是这样解释的：

“华”代表中华民族，“润”取毛润之名字的中间一个字，意为：我们的公司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

华润成立后，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做内贸，而且做外贸，开辟了多个贸易通道。后来，华润公司还参与护送300多名民主人士北上，参与策动香港招商局海辽轮成功起义。

抗美援朝期间，华润公司开辟的一条水上通道一直畅通无阻：广州兴隆行秘密运输公司——香港承运公司（采购各种物资）——澳门南光公司——运往内地。

1952年，华润公司移交给外贸部管理，秦邦礼回京担任外贸部计划局局长等要职。1969年，秦邦礼（杨琳）患病逝世。

如今的华润公司，已经发展为总资产超万亿的央企，位列世界500。华润公司的发展壮大史，秦邦礼功不可没，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