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财政扩张。全球各国都在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来抗击衰退。20国集团经济体各国家领导人本周在匹兹堡开会,他们采取的刺激计划所涉及的金额平均已经占了今年GDP的2%及2010年GDP的1.6%。这么大规模、这么协调一致的行动应该说明大家对财政刺激的效果达成了共识。但是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对刺激是否有用以及有多大用的看法有许多分歧。
争论的关键是“财政乘数”的大小。这个衡量指标是在1931 年由凯恩斯的学生 Richard Kahn 首次提出的,它能够说明减税或增加政府支出对产量的刺激效果有多大。1 倍乘数意味着若政府支出增加10亿美元,GDP将增加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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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数的大小因经济状况而异。在其能力被充分利用的经济体,财政乘数应该是0。由于没有闲置的资源,政府需求的增加只能替代其他支出。但是,在经历衰退的经济体,当工人赋闲在家和工厂闲置不用时,财政刺激就能增加总需求。如果最初的刺激能够接连引起消费者和企业增加支出,乘数就会远远大于1。
乘数还会随财政措施的类型而不同。如果消费者把减税带来的意外之财存起来一部分,那么政府用于建造桥梁的支出就比减税带来的乘数更大。针对相对贫穷人群的减税的乘数效应要大于针对富裕人群的减税的乘数效应,因为穷人的收入中用于支出的比例更高。
财政乘数的大小关键还取决于人们对政府增加借款的反应。如果政府的措施支撑起民众的信心并唤起了动物本能,乘数就会随着需求增加和私人投资的“挤入”而上升。但如果随着政府借款增加,利率上升,那么本来有可能会产生的某些私人投资就会被“挤出”。而且,如果消费者预期未来的税率会提高以满足政府新增借款所需,那么现在就会少花钱。所有这些都会降低财政乘数,甚至有可能降为负数。
由于有关政府借款增加对利率和私人支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的种种假设不同,因此对现在的支出刺激带来的乘数有多大的预期,差异也非常明显。奥巴马政府的经济顾问们假定联邦基金利率在四年内保持不变,他们预计美国财政刺激措施中的增加政府购买的乘数是1.6,减税的乘数是1.0。John Cogan、Tobias Cwik、John Taylor和Volker Wieland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用了另外一个模型,假定公共借款增加带来的利率和税收增加的反应要快得多。他们计算出的乘数要小得多。他们认为美国的财政刺激措施能够给 GDP 增长带来的贡献只有奥巴马团队预期的六分之一。
预测模型的差别这么大,不如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过去财政刺激的效果,也许会有所帮助。但不幸的是,要把财政政策的影响单列出来是极为困难的。有一个办法是,用微观经济学的案例研究方法去监测消费者在特定的税收返还和减免时行为的变化。这些主要基于美国税收变化的研究发现,永久性减税对消费者支出的影响比暂时性减税更大,而且那些不容易借到钱的消费者,比如常把信用卡余额用完的人,往往把减税得来的意外之财花得更多。但是,这些案例研究无法衡量减税或增加支出对产量的整体影响。
还有一个方法是找出政府支出变化或者减税对 GDP 统计的影响。这种方法的困难之处在于,经济衰退自然会伴生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和税收减少,而财政刺激措施所带来的效应很难与它们区分开来。这种经验方法已经把某些领域的预期范围缩小了。它也带来了不同国家的有趣对比:封闭经济的乘数比开放经济的大(因为通过进口流到国外的刺激漏出会更少),富裕国家的乘数比新兴国家的大(因为新兴国家的投资者反应更快,这会推动利率上升)。不过总体上说,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在经验中得到的乘数估值范围和从理论模型中得到的几乎一样。
把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结论就是经济学家们在“盲飞”。他们能够自信地做出一点相关的判断。比如,暂时性减税比永久性减税的效果要差;负债多的国家的财政乘数可能比负债少的国家要低。但是,决策者们想要找到精确的乘数估值只能是自欺欺人了。
——《经济学人》2009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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