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

编者按

本文是一篇读书笔记，主要内容出自胡大年先生的大作《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些帮助理解的背景资料是由作者补充。

相对论传播初期，其在中国学术界所遭遇的抵触，与西方和苏联学术界相比是不值一提的。

原因大致有二：

一，20世纪初的中国对于近现代物理学尚处于全面学习阶段，接受“相对论”最大的障碍——以太观念，在中国早期物理学家的思想中并不像他们的西方同行那样根深蒂固；

二，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政治的动荡，各种思想潮流纷纷涌现，在客观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不容妥协的官方哲学教条尚未出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爱因斯坦的人格魅力越发凸现。

由于相对论和一战期间鲜明的反战立场，他被公认为科学革命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而他对中国人民境遇的同情和中国反蒋介石独裁运动以及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更使其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好感和普遍尊重。

但是，随着1949年革命的胜利，苏联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加强。早已在苏联产生巨大影响和破坏的“反资产阶级科学”运动也在“向苏联学习”的名义下进入中国，而这其中就包括对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本人的粗暴批判，其结果就是，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形象开始恶化。

尽管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去世后，官方媒体曾经发表了一些正面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但是苏联的影响依然能够看出痕迹。

随着中苏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以及苏联“李森科事件”的爆发，中国对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态度有所缓和，一些著名科学家，如胡宁和周培源一度通过人民日报撰写宣传相对论的科普文章，甚至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也正式开始筹划。

然而，诽谤和攻击并没有真正停止，有毒的种子已经种下，所需要的只是合适的政治气候。

总的来讲，直到文革之前，中国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是零散的，并且主要集中在他的哲学观点，而这显然是因为爱因斯坦本人的哲学思想是庞杂的，不能完全纳入辩证唯物主义，或者任何一种单一的哲学体系。

小人物发难

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入了灾难的边缘。中国科学事业同样未能幸免，除了一批知名科学家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外，大批科研机构被解散，大量科研人员被下放到工厂或者农村。

到1973年时，中国科学院下辖的研究所数量锐减为43所，而文革前的1965年，这个数字是106。

在一片政治狂热的气氛中，一部分人看到通过攻击知名的权威及其成就来成名的机会。

正是这种个人自发的攻击，在中国引发了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系统的有组织的批判。

1967年末，湖南一个名叫周友华的中年数学教师到北京宣讲其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

该文声称根据毛泽东思想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次年2月，周友华在中科院物理所向该所的物理学家们宣读了他的新“论文”，物理学家们当场对这个“革命”的场论进行批驳，并谴责了周友华本人在讨论此问题时的不科学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但是当时掌握中科院实际权力的“革命委员会”却认为周友华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应当给予支持的“新生事物”，倚仗这种支持，周友华得以继续在北京兜售他的“新理论”。

最终，一个名为“‘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于这年3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

“学习班”的成员包括周友华本人和来自中科院几个研究所的十几个年轻科研工作者，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的学术职称在助研以上。

此外，还有另外一批高校青年教师在当时在北京航空学院任教的孔令华（毛泽东主席的女婿）的带动下，也成立了一个批判相对论的小组，当时身为副研究员的数学家秦元勋参与了其中。

1968年6月，“学习班”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并称之为“批判相对论的开端”，文章标题很长：“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

不出人们所料，文章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标签和借口，与其说是物理学论文，倒不如说是政治判决书。

例如，批判者声称，光速不变原理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对政治观点的深刻反映，因为恒定的光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

批判者还宣称光速不变原理“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但是批判者们可能过于孤陋寡闻了，事实上到1965年时已经有很多实验证据直接证明光速不变原理的正确性。

这篇文章最后充满信心的宣布：无产阶级...一定能够牢牢地占领自然科学的全部阵地，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必将迅速地发展起来，自然科学发展真正的新纪元一定会首先在我国到来！

7月初，中科院革委会将此文呈送威名赫赫的“中央文革小组”，同时附上的还有两份报告，分别为“学习班”和中科院革委会所作。

中科院革委会在报告中请求中央批准和支持将“学习班”的活动作为“典型试验，取得经验”，以便今后在生物学、地质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领域也开展类似的批判运动。

这之后，“学习班”继续搜集材料，以撰写更多的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与此同时，学习班的成员也在不断增加。

不过，直到1969年下半年，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这次批判才得到高层的有力推动和支持。196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当时称“两报一刊”）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抓紧革命大批判”的社论，提出“要开展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斗、批、改”。更重要的是，这场荒唐的“批判运动”开始得到一个大人物的密切关注和支持。

他就是时任中科院第一副院长、学部委员（院士）的陈伯达。

大人物支持

陈伯达(1904—1989)在文革初期曾经权倾一时。

他曾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被称作“天才理论家”，文革初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到1969年初，他在党内的地位已经上升到第四位。

但这却是他权势抛物线的顶峰，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和地位开始出现戏剧性的转折，并最终于1970年8月跌入深渊。

陈伯达开始关注中科院系统里发生的“批判相对论运动”的时候，他的政治地位正处在一个微妙而关键的时期，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他希冀能够通过支持这场批判运动来挽回自己的政治名誉和影响力。

此外，陈伯达本人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例如，自1966年以来，他就多次公开宣称：“人类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后来转到了西方；经过一次往返，现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东方”。1970年4月，陈伯达再次声称“过去科学是从西向东，从欧美到中国，将来中国要领导科学，为此要彻底批倒相对论。”

显然，1968年7月所呈上的“学习班”的那篇文章一定合其心意。

为了“领导”对相对论的批判，从1969年秋起，陈伯达派自己的联络员进驻“学习班”，并多次对批判运动下达指示，还指派《红旗》杂志社的编辑到学习班帮助修改文章。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8月，“学习班”写成了一篇新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稿），并于当年10月完成了此文的修改稿。

和第一篇文章相比，其批判基调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是哲学批判的调门更高，内容更广泛。

例如，此文断言：“相对论的大前提是哲学的相对主义；相对论的时空论是资产阶级的唯我论；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根本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

更荒谬的是，学习班的一个成员把相对论和当年年初爆发的中苏边境冲突事件即“珍宝岛事件”联系起来，宣称按照相对论，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就不能客观地判断冲突事件中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

在陈伯达的指示下，《相对论批判》一文已经预定在1970年1月发表在《红旗》和《中国科学》这两份期刊上。

但时任周恩来总理联络员负责中科院工作的刘西尧似乎对此比较谨慎，他建议邀请一些著名科学家来审查这篇文章。

陈伯达同意了，于是当年10月23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

参加会议的，除了学习班成员（包括周有华等人），还有一批科学家，如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何祚庥等。值得注意的是，王淦昌也得到通知，但拒绝出席。

会议由中科院军代表主持，在军代表和一位中科院革委会委员的开场白之后，何祚庥发言，紧接着是周培源和钱学森，在下午的会议上，吴有训、周有华等也先后发了言，整个会议开了一整天，最后由军代表作总结发言。

当年的会议记录现存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通过这份会议记录，我们现在知道许多与会者当时表示，他们支持这场批判运动，这个表态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避祸目的而违心说出，现在只有当事人知道。

但是与会的物理学家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赞同这篇文章对相对论的批判。事实上，即便是“学习班”的成员，也有一部分人的态度在此后发生转变，甚至在“文革”后期公开捍卫相对论。

由于与会科学家或含蓄或直接的反对意见，这篇文章在“红旗”和“中国科学”上发表一事最终胎死腹中，没有给中国在国际科学界已经受到伤害的声望造成新的损伤。

不过，军代表的下述发言最好不过地说明了此次批判运动的荒谬：

“我是外行，是个用枪杆子的，本来没什么可说。但有点朴素的感情，我感觉爱因斯坦这个人要批判一下。听说他是一个权威，束缚很多人的头脑，就想造他的反。”

尽管陈伯达在发表《相对论批判》一文的问题上受挫，但他并未放弃推动这一批判运动。

1970年4月3日，陈伯达在北大召开会议，再次鼓动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批判，他要求专业科学工作者向中小学的“革命小将”学习，坚持让中小学生也参与批判相对论；并提出要采用召开万人大会的批判形式，不过，由于他4个月后出人意料的迅速倒台，万人批判大会并未举行。

不久，陈伯达指示在中科院成立一个名为“相对论批判办公室”的机构和一份批判相对论的期刊。

这份期刊后来被命名为“相对论问题讨论”，其名称之所以用“讨论”而不是“批判”，可能是周培源此前的一再警告起了作用。

6月，第一期“相对论问题讨论”出版，这一期共发表了6篇文章，其中第一篇就是再次修改后的《相对论批判》，修改后的该文不得不承认相对论并非哲学上的相对主义。

有趣的是，同一期刊物上还发表了一篇来自中科院原子能所署名为“基本粒子理论革命大批判小组”的文章，这篇文章肯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正确性，列出了23项实验结果，以证明狭义相对论具备坚实的科学基础。

不过，除此之外的其他5篇对相对论均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而以来自于上海的2篇批判调子最高。

“相对论问题讨论”的出版，标志着北京的批判相对论运动达到了高潮，而这是陈伯达鼎力支持的结果。

由于8月份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支持林彪集团遭遇毛泽东毫不留情的批判进而下台，北京有组织的相对论批判运动也就匆匆收场了。

上海接着干

北京的批判于1970年年末不体面地收场之后，上海的批判却愈演愈烈。上海方面的相对论批判运动开始的比北京晚一些，但却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1969年7月，张春桥、姚文元的亲信王知常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动员物理系的教师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为了吸引科学家们加入批判行列，王知常许诺，参与者可以不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

但事实证明，想引诱科学家参与进来并不容易，例如，物理学家戴显焘就在会议上质问王知常，批判相对论的科学根据何在？

虽然王知常不能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像样的答复，但这并不妨碍他纠集了一些激进分子在复旦大学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名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批判组”主要由复旦大学物理系、哲学系和历史系的教师和《文汇报》的记者组成，它听命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

从一开始，上海的一些老物理学家就对这场别有用心的批判运动十分不满，并以各种方式抵制，然而，这些抵制活动是非常危险的。

“批判组”曾指令物理学家周同庆和其他资深物理学家翻译供批判用的材料，并自鸣得意地称之为让这些物理学家“挖自己的祖坟”，周同庆故意翻译了一些与批判无关的东西，结果被公开批斗，身心受到摧残。

在1969年秋陈伯达支持北京的批判运动之后，处于竞争的目的，姚文元也开始插手上海的批判运动，他于10月初把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召到北京，策划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进一步批判。

在姚文元的指示下，1970年1月，“批判组”起草了一篇题为“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文章，认为“相对论的要害是相对主义。相对论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并宣称“不把相对论之类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

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当年6月份出版的“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上，整本刊物上，它的批判调门是最高的。

北京的“学习班”解散之后，上海的“批判组”也沉寂了一段时间。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爆发后，周恩来开始主持党的日常工作。

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总理发动了一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可能是为了消除陈伯达指挥批判爱因斯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当年11月，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赞扬了爱因斯坦。周恩来的种种努力激怒了“四人帮”，他们迅速组织反击，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也被视为反击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批判组”立即行动起来，为姚文元等人准备批判文章。

1972年9月，题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文章获得了姚文元的批准。按照姚文元的指示,“批判组”又将这篇长文改编成分别讨论时空观、运动观、物质观和世界观的4篇文章，从1973年10月至1974年9月，陆续发表在学术期刊《复旦学报》上，作者署名“李柯”。

因为要披着“学术讨论”的外衣，所以，“李柯”在文中也不得不承认爱因斯坦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也有所前进”，例如推翻牛顿绝对时空观。

但是，该批判组在其文中着重强调的是：由于爱因斯坦不懂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所以他的相对论仅仅将其引向相对主义，并最终“滚进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泥坑”。

所有4篇文章都充满了从爱因斯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其他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中断章取义摘引的词句，没有一篇文章具有前后一致的观点或者清晰的逻辑结构，也没有一篇文章能够给出真正科学的、历史的或者哲学的分析，作者最常做的就是给爱因斯坦的理论及其哲学解释贴上各种各样的哲学标签。

从1973年6月起，“批判组”还投入了对宇宙学的围剿。

建立在广义相对论基础之上的宇宙学早在30年代就遭到苏联官方哲学家的激烈批判和抵制，这种批判态度被1949年革命后的中国学术界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所以到70年代初以前，中国没有人投入这个重要领域的研究。

1972年6月，“物理”杂志创刊，当年年底，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的论文，作者是时为中国科技大学讲师的方LZ。

这篇支持“大爆炸”理论的文章甫一问世就激起教条主义哲学家们的强烈反弹。从1973年到1976年秋，在中国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出现了30篇针对大爆炸理论或者此文的批判文章，其中许多出自“李柯”。

顺便说一句，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短暂的时期，有个别人把“主张宇宙‘大爆炸’理论”算作方LZ的一大罪状加以讨伐，不过此时这一指控已无人喝彩。

大批判的余波

在1972年，新创刊的“物理”杂志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份自然科学杂志之一（另一份是“中国科学”）。

它当时的自我定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反映我国物理学研究和应用的综合性科技刊物”，其发表的文章，首先是“在我国物理学研究工作中，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科学实验的收获和体会”，然后才是“具有创造性的物理研究论文（包括实验技术、研究简报）及评述性文章”，编辑们呼吁“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科技工作者”起来“支持和帮助”办好这份杂志。

从1974年第一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政治社论和所谓有关物理问题的哲学讨论开始掺和到“物理”杂志中，这一变化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一致的，众所周知，“四人帮”于1974年1月份推动“批林批孔”运动，借此阻挠周恩来整顿国家政治生活的努力。

在这样的气氛下，新的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再次爆发，而这一次引发争论的是数学家秦元勋的一本名为“空间与时间”的小册子。

秦元勋曾经积极参加北京的批判相对论运动，并在此运动宣告结束而他本人此后被下放河南上蔡县农村劳动之后依然努力完善其批判思想。

在这个小册子里，秦元勋介绍了他的新理论，据说能够使一般读者更容易“理解狭义相对论的时空本质”，并且更重要的，可以抛弃“有争议的‘光速不变’的爱因斯坦假设”。

这个小册子的思想很快遭到物理学家的严厉批评，1974年8月，一个署名“甄敏”的作者批评小册子在基本物理概念和逻辑结构方面存在的严重错误，12月，另外一些人指出，秦元勋只不过重复了1910年以来某些西方物理学家所作的工作。

1975年，“物理”杂志开设了一个新栏目“物理学争鸣”。该栏目争论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相对论。为此编辑发表了秦元勋的一篇论文，并附了3篇评论；此后，该杂志又继续刊发了7组讨论相对论的文章，最后一组发表于1977年6月，此时“四人帮”已经被捕超过8个月了。

显然，这些争论并非和以往一样是某些政治势力操纵的结果，而是出于讨论的参与者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科学研究的热忱。

“物理”杂志前后一共发表了25篇相关文章，其中专业科学工作者（物理学家、数学家、工程师等）撰写了15篇，其余则由业余科学爱好者们（中学教师、工人、下乡知青等）所作。

秦元勋写了2篇，其他文章中有18篇评论了他的理论，而支持他理论的只有2篇，均出自中学教师之手。

不过，反对他的理论也不意味着就支持爱因斯坦，事实上，16篇批评秦元勋理论的文章中有7篇同时也攻击了相对论。

在所有25篇文章中，只有9篇试图捍卫相对论的主要内容，然而即使是这些文章的作者，通常也要批评所谓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和他本人对相对论的哲学解释。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文革”的结束，中国的政治局面开始恢复正常，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界的反思和“拨乱反正”。

1977年12月，“物理”杂志发表范岱年的文章，公开谴责1969年秋以后陈伯达、姚文元领导的反相对论运动。

虽然范岱年的文章没有触及1969年以前和刚刚发生在“物理”杂志上的围绕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讨论，但这篇文章的发表，预示着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全面反思已经开始了。

结尾

1979年3月14日是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此之前的2月20日，1000多名中国科学家在北京隆重集会，庆祝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

集会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恢复他（爱因斯坦）的伟大科学家的光辉形象”，因为在文革期间，爱因斯坦的名誉在中国遭受到空前的凌辱和诬蔑。

这次集会是1977年3月由许良英提议的，1978年，中国物理学会批准了他的提议，并于当年9月21日向中央请示，30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批准了这一请示报告。

中国科协代主席、中科院副院长周培源在大会上作主题演讲。

周培源在演讲中正式谴责了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赞扬了爱因斯坦一生“极其辉煌”的科学成就，并对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作了新的阐述和解释。周培源最后向中国科学家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学习爱因斯坦“崇尚理性、关心人尊重人，反对偶像崇拜，反对专断的民主精神”。

这就清楚地显示，在1979年以后的中国，爱因斯坦不但恢复了他科学巨人的形象，而且还成为了一个“民主战士”。

历史的巨轮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轮回，最终又回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这恐怕是当年那些激烈批判爱因斯坦的人想象不到的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恰好符合他们念念不忘的“辩证法”的规律。

参考资料

《爱因斯坦在中国》（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1917-1979）；[美]胡大年 著；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版次 2006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