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吴晗的恩师，吴晗为什么说“胡适没给过我什么”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1962年7月与记者谈论学习历史时这样说，我的恩师胡适，“我20世纪30年代进入清华大学时，没有一个老师学过明史，全国也没有一个人学过明史。”“我学过它。我通过自学了解了明史的知识。胡适所做的事情我的老师没有给我任何东西。我没有从蒋廷黻那里得到任何知识。我主要通过自学获得一些知识。”

吴晗的意思是，胡适虽然是我的老师，但他没有给我任何东西。我的历史知识主要是自学的。不仅是胡适，连蒋廷黻都否认了。

1957年，吴晗在《自传》中谈到了他与胡适的关系，他并没有忘记他对胡适的帮助。我转入清华历史系二年级，没钱上学吃饭。胡适把我介绍给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我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思想的影响很大，虽然我和他们接触不多，但读了很多他们的文章，无论从学术方法还是立场上，我基本上都是胡适的弟子。”

吴晗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做研究的方法甚至立场基本上都是胡适的弟子”。如果没有胡适，吴晗的生活会怎样？

吴晗出生于浙江义乌。中学毕业后，家境衰落，他只能在村里的小学教书。后来考入上海中华公学。校长恰好是胡适。从此，他开始了不一样的生活。1930年3月19日，吴晗直接写信给胡适，询问胡适在整理时遇到的问题《佛国记》：“我知道先生很忙，但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到任何人”谁能比用科学方法解决和指导道路的人先生做得更好。”吴晗写了《胡应麟年谱》，并再次写信向胡适寻求建议。显然，吴晗迫切需要胡适的指导和帮助。

胡适对吴晗的评价是：“技巧判断力不弱”、“中国旧文史功底很好”，因此对吴晗青睐有加。吴晗考入清华大学时，家里很穷。胡适写信给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浩和教务长张子高：“这个人的家庭很穷。机会。如果他没有工作机会，他就不能入学。我建议他决定入学，并允许他向他的两个兄弟寻求帮助。如果我的两个兄弟在这件事上帮助我，我将非常感激。”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并顺利完成勤工助学手续，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吴晗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胡适将他介绍到燕京大学担任图书管理员。

吴晗研究历史并询问胡适从哪里开始。胡适告诉他，关于秦汉历史的文献太少，可供研究，而明朝的历史不近不远，史料充足。只要你认真学习，一定能有所作为。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中，为吴晗指出了学术方向，解释了允许吴晗统治明朝历史的原因，回答了吴晗关于明朝历史的问题，指导吴晗找到正确的方向如何研究明代历史.胡适最后警告说：“请记住：明朝历史并不要求你去书写一部新的明朝历史，而是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能够梳理明朝史料的学者。”

吴晗对胡适充满了感激之情，感叹地回信道：“先生上次指导的几项内容，读完之后，似乎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中，有一颗星星。”夜空照耀四方，四通八达。”

胡适的支持和吴晗的才华，吴晗在国内历史界呆的时间不长，后来被聘为西南联大教授。如果吴晗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他的前途将是不可估量的。吴晗的悲剧在于，一个学者，一个学者，偏爱政治，却在政治的漩涡中失去了独立性，无法控制自己。正如谢勇所说，“像吴晗这样的学者，怎么可能一下子放弃所有的独立性，成为一个特殊的文人呢”。

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施蛰存曾作过简短的评价：“吴晗性格直率，缺乏耐心，对一切都过于主观，他似乎没有客观世界。他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专攻明史，蒋廷黻得意门生，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校任助教。1937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任云南省校长。刚从省立改为国立的大学，熊庆来是云南人，这次奉命侍奉桑梓，他先在清华大学组织师资队伍，从文理各系招收了一些人其中大部分是助教和讲师，只有刚刚升任清华大学讲师的吴晗因为蒋廷黻的推荐，以教授的名义向熊校长提出聘任，熊校长同意了。所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吴晗可以说是成长最快的一个。但这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和自豪。”

吴晗在西南联大从历史学家转型为社会活动家。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彻底失望，批评了“读书救国”的理论：“老一辈的一些年轻人呢？脑子里装满了脂肪，假装微笑”并劝说：“注意安全，不要心急！我们有自己的治国之道，年轻人还是应该先读书，才不会被别人占便宜。”’”

吴晗在西南联大期间多次与闻一多、李公朴等组织反蒋活动，甚至获得了“吴晗诺夫”的绰号。

吴晗说：“联合国大会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为胡适工作，但他很固执，我不再踏进他的客厅了。”吴晗走后，不禁感叹道：“可惜吴晗走错了路。”

吴晗和胡适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是当时社会的主流。

吴晗的悲剧在于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特征，丧失了历史学家的客观地位，以及学术随波逐流地为政治服务。吴晗的《朱元璋传》修改了四次手稿。1943年，这本书被称为《由僧钵到皇权》《典故史》。20世纪60年代，《朱元璋传》改为“命题史”。观点随情况而定。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

学者从政是注定的。这是一场悲剧。不好好学习知识，就会走向仕途。一个书呆子怎么能理解政治局势的变化呢？

解放后，吴晗以大学教授和文人的身份当了北京副市长，但历史学家的副市长居然支持拆除北京的城墙、牌楼、一些寺庙、古建筑，直到今天人们也令人难以置信。吴晗还积极主持了十三陵定陵的发掘，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吴晗报告了他的朋友，并反击了敌人。钱钟书说，吴晗惩罚人也很残忍。

知识界对吴晗说好话的人并不多。有人说他欺师灭祖、谄媚权势、篡历史等等。吴晗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吴晗过于迷信和听话，在历史的洪流中迷失了自己。

吴晗承认胡适是老师，但否认胡适对他的帮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没办法这么说的。1954年，胡适在中国大陆的许多弟子和朋友都在批评胡适，其中包括胡适的亲密弟子罗尔刚，但吴晗从未写过批评文章。罗尔刚认为，吴晗没有写过一篇批评胡适的文章，是“诚实和诚实的体现”。

吴晗和他的导师胡适虽然早已划清界限，但并没有在网上进行恶意诽谤和攻击。所以谢永才说：“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犯过错误，在政治中迷失了方向，但他的良知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