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国民性建筑的物质场域: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视觉收藏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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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战争博物馆的最初建立是以“保存纪念品、记录特定的战争经验”为主要目的。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致力于收藏各个视觉艺术作品的帝国战争博物馆。作为构建国民性的重要视觉场域，自然而然成为选题关注的重点对象之一。

博物馆的战时视觉收藏

两次大战的爆发，伴随着不同的社会需求和战争带来的压抑感下，促使了IWM(帝国战争博物馆简称)的产生。帝国战争博物在一个混合价值的框架内展示了它的藏品，其基础是战争物品和它们起源的事件之间的物质联系。

在此期间，它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确立这一机构对于国家的价值所在，因此，该博物馆创始人以一种独特而流行的形式来予以展示，并记录了英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一些有争议的冲突事件，如福克兰战争、海湾战争等。

早在1917年，IWM是因结束战争的纪念场所这一最初理由而存在的，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二战的爆发，博物馆的“纪念”意义开始消退和崩溃。所以，IWM的收藏范围扩大迫在眉睫。

因此，在1939年9月，给财政部的一封信中，博物馆主任L-R·布拉德利谈到了扩大IWM职权范围的理由，他认为，如果博物馆重新开放给公众，它的利益和效用将大大降低。而且，限制博物馆的范围，将会损害国家的战争记录。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更多信息性的重要事项的出现，人们开始质疑藏品的纪念和真实性方面的价值，博物馆的纪念特征也随之流失。

对此，杰·温特认为，这一特征消失是不可避免的，所有战争纪念物都有一个“保质期”，有一个时间局限。在这段时间里，它们的意义与创造它们的特定群体的关注相联系，又或者他们使用或适当地将它们作为仪式或反思记忆的场所。

而温特所提到的“特定群体”，包含着二战期间的一群官方艺术家、因战争逃亡至英国的流亡艺术家等。他们均以各自的不同境遇、不同的关注，创作出一批代表二战社会文化、政治意识的战时艺术作品。

更显著的是，在博物馆具体收藏物品的过程中，基本都是依赖相关的服务部门和政府部门来获得材料，考虑场地、经济开销等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较一战收藏实际的各类物品，更倾向于收集物品模型。

1940年，布拉德利在给伊恩·海伊·贝思的信中提到，他更倾向于购买二战时期的材料，如模型、立体模型、摄影作品，而不是实物标本和更大的部件，如枪支、坦克和车辆"。贝思认为，比实物更小件的模型，只要在每个细节上都对应实际物品，实际上更易进行研究。

总体来说，从二战开始，IWM的收藏便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这一现象的变化对于研究英国视觉艺术对于战时国民性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博物馆的图像传达与民族记忆建构

如今，虽然已是信息化的社会，能够为大众提供丰富的各类资源，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寻找相关特定主题的信息，但博物馆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仍被看作是收集资料的最权威的场所之一。

在英国，博物馆里的展示厅的用途主要是用以向公众传递影响现在社会的过去冲突，馆内藏品有助于公众了解社会中关于过去有争议的问题，并为现代战争中难以想象的罪恶提供视觉背景。

尽管IWM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但站在社会历史的角度，通过对其的诸多争论表明，博物馆无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的影子。IWM无法在特殊年代，完全保持中立态度，因为它是经由英国内图的批准建立的。

而且IWM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逆境和困难，致力于建立一个团结和神圣的国家理念，并围绕着胜利的概念构建了一个国家身份。

除了记录战争结束，博物馆还宣传自己为国家战争纪念馆--一个埋葬死者灵魂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展览的众多展品中，一把在战争期间使用过的名为“Nery”的枪旁，贴有“在它未损坏之前等于三把德国枪”这一鼓吹其为英雄的标签，以此使人们对其产生崇拜感。

之后，IWM甚至把Nerv”推出博物馆展览大厅，参加了1925年10月在海德公园角举行的皇家炮兵纪念馆揭幕仪式。

总之，IWM采用了各类宣传策略，以维护自己作为国家历史和记忆的保存机构这一历史地位，这一做法，同时具有宏观的社会功能。

首先，它有助于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团结:其次，它保存了战时集体的民族记忆，即埃米尔·杜尔干所说的集体道德团结感，促进了形成民族特性、集体良知。

博物馆与国民性塑造途径

IWM 是一个由众多部门集合而成的一个机构，虽各部门分工有所不同，但其工作始终围绕“战争”展开，在宣传战时状况和传播社会遗产中占据主导作用，并在战争年代作为国家意识的延伸而存在。

对于这些收藏品，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认为，博物馆选择藏品，无论它们自身是多么完美，还是要选择那些在战争中起过实际作用、有着可以记录和珍藏的个人历史的物品。

这就意味着，IWM不再简单的被视为具有记录和收藏意义的传统博物馆，在其背后总是会有让人无法忽视的权力因素。因此，对于二战期间IWM的视觉收藏对于英国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刺激战时情绪，鼓舞士气。这与博物馆的纪念意义是相辅相成的，无论是士兵还是民众对于建立这一“纪念”主题的博物馆都是十分迫切的。

面对索姆河战役、潜艇战的节节失利，战队士气变得低落，民众对于招募征兵也显得毫无热情，人民随时处在战争再次爆发的恐惧里。因此，IWM应运而生，成为国家宣传、振兴士气、消除厌战情绪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二，宣传制造国际舆论。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期间，IWM的视觉收藏对于英国制造国际舆论产生重要作用。其中，"“官方”收藏作为官方材料的重要陪衬，带来了移民艺术家、囚犯艺术家和那些被WAAC排除在计划之外的艺术家的观点。

而这些来自德、法等国的艺术家，利用其自身身份问题，为战为英国制造国际舆论搭建了桥梁。其实，除IWM外，1940年，英国也曾策划了“消防员艺术展”，并成功利用英国消防员所作的艺术作品，作为宣传手段加速了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三，通过收藏相关战时物品，有助于英国民众铭记历史，增强本民族认同感。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需要建立和表现一种传统和共同的价值观念。在第一年参观水晶宫博物馆的250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在战争期间参与战斗和在辅在部队中服役。

诚如康威爵士在19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谈到:不仅是对于参加过战争的士兵来说IWM的意义非凡，战后的英国民众通过走进IWM，观赏里面收藏的各类战时艺术品、战争器械、资料记录等，在人们认识历史、了解历史的同时，也能于无形中提高民众对于英国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