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头将军第一人.韩家麟

东北军少将参议韩家麟他的祖父韩永文和时任东北军连长的马占山熟识。1914年，马占山率部在小城子镇驻防剿匪。有一天与马占山聊天，韩永文跟马占山说“家里受官匪气，想送个孩子出去立立门户”。当时，韩家麟十六七岁，刚从梨树县小城子镇的高小毕业。同家族十几名适龄的青年，只有他被马占山选中，带到了东北军里从军。

韩家麟从普通一兵开始军旅生涯，过了九年后于1923年晋升为少校，到1927年又晋升中校军衔。虽成为中层军官，但是韩家麟却没有沾惹不良习气，始终与妻子过着朴素的生活。

1930年，韩家麟到沈阳东北高等军官研究班学习，在沈阳租房居住。九一八事变时，研究班的日本教官威逼利诱学员附逆。有抗战到底之心的韩家麟为寻找东北军大部队，伺机化装举家从沈阳来到北平。

据记载，在北平兼任五十三军军长的万福麟，让韩家麟担任五十三军的上校副官长。但是韩家麟志在与老上级马占山一同抗日，10月下旬安顿好家小，他就只身又潜回东北。当时，他随身带着张学良、万福麟给马占山的指示信（韩家麟的妻子将信件缝藏在他的棉衣里），冒着艰险于11月份江桥抗战期间到达齐齐哈尔。

马占山委任韩家麟为黑龙江省政府少将参议，且又布置韩家麟从齐齐哈尔再次潜回北平，向张学良、万福麟汇报情况。他在北平再次与家人见面，但军情紧急，未得久聚，随即又第二次携带张学良和万福麟给马占山的指示信出发，通过险阻，第三次通过沦陷的辽吉黑大地，返回马占山部义勇军，继续随马占山将军一起战斗。

1932年初，韩家麟接替谢珂担任义勇军参谋长。与日伪虚与委蛇的马占山在到日伪军那里前，曾一度把军权都交付给担任参谋长职务的韩家麟代理。3月中下旬，马占山准备再举义旗，韩家麟即到处联络部队和地方官长，且又亲自布置安排马占山家眷从哈尔滨到大连，经海路到达了天津，让马占山再无后顾之忧，顺利到海伦一带重新率部抗日。

与日军继续战斗的过程里，韩家麟不仅协助马占山将军进行军事指挥，还代为保管官私印章和军队的机要文件。他平常和马占山甚至吃住都在一起，马占山部义勇军副官处中校张鹤川回忆：韩家麟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老实厚道，待人温和，从不发脾气。他与马占山的关系很好，吃、住都在一起，协助马占山谋划军事。马占山的文化很低，一些军事命令之类的公文都是由韩家麟下达。

1932年7月马占山将军和韩家麟将军率领义勇军在困境中开进到庆城县一带。伪满的报纸报道称：“日军精锐骑兵，已开始最后的擒马行动，马命已迫在旦夕。”

虽然不断遭遇日机空袭，且条件艰苦，“吃的是小米糊糊，用脸盆当锅，用桦树皮当碗”(张鹤川的回忆）。但是马占山部仍保持士气和纪律，据载“部队纪律较严。沿途经过村屯，宿营或打尖，吃饭给钱，损坏东西赔偿，从不骚扰百姓，深得群众拥护”。马占山还在宿营地召开“同胞会”，跟当地群众说：“小日本想吞并中国，这办不到。我们不怕他，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和他干……”。

1932年7月27日，马占山部在庆城县东山里的白石砬子山一带，遭遇了日军的偷袭和围攻。伪满的报纸称：“……二十七日午前八时许，马军八百人，不知该日军之伏待……该日军俟马军接近于火网，突如开枪，一齐射击……此役马占山被杀与否，现尚未明。”

马占山部义勇军宣传处的宣传员于文华，于此次失利曾有这样的回忆：7月初，我军处于不利状况，不得已，把部队全部撤到铁道以东。

公署和骑兵一千余人向庆城方向转移，意在与丁(超）、李（杜）部队汇合。穿过庆城后到东大荒，山区道路泥泞崎岖，不得不把马车改为驮子，缓缓而行…7月中旬，部队经过铁山包（铁力）到东山里。

这时天气炎热，道路愈益难行，由于敌机侦察频繁，只好宵行昼宿，部队人困马乏疲劳不堪，勉强前进……7月末，行至东山里白石碰子山口内，大家稍加喘息。正在吃饭之时，忽报日军追赶前来，如果敌人封锁山口，我们难免遭到全军覆没之灾。于是赶紧退出。翌日敌人飞机前来，扫射轰炸，骑炮兵疯狂围攻……。

马占山将军的贴身警卫张凤岐的回忆，记录了遭遇日军围攻时部队分散突围的情况：（部队涉水渡河）上岸以后是野草丛生的荒地，没有道路，我们由此向深山里走去。许久以后，出现了左右两条路，一些人走向左边，一些则走向右边……由参议官韩述彭带着一些人走的是右边这条路，后来遭到日军的袭击。

根据张凤岐此回忆的记录，韩家麟当时是与马占山刻意各带一部分人马，在岔路口分开突围的。在当时紧急渡河突围，无法判断深山里面的两条道路各通向何方的背景下，此举明显有“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考虑。而危急关头可以独立带一路部队分开突围，也体现了韩家麟作为辅佐马占山将军的将领，在军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韩家麟的儿子韩宝轩（后为马占山女婿），根据马占山归国后向他的讲述，在回忆文章里面留下了一段记叙：一九三二年七月份，马将军部队在罗圈店附近遭到了日军大部兵团的包围。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残酷，军队死亡很重。马将军和我父亲各带一队人马强行突围。父亲所带的一队人数较多，并有辎重及马驮等在内。

日军错误判断马将军必在此队之内，派兵紧随不舍，在当天晚上父亲等人行至一处无人居住的破房舍时，因他们是骑兵，已将敌人甩得很远，未发现行有追兵。且经过一整天的战斗，又未进饮食，人马都已十分疲乏，便停止前进原地宿营。官兵们全都睡觉了，哨兵也在打瞌睡。

不料想，日军赶到，包围房舍，堵门扫射……天亮后，日军在一具死尸身上搜出了马占山将军的印章和机要文件，看死者的个头和血肉模糊的面貌又看像马将军，于是日军认定死者就是他们费尽心机想要捕杀的马将军。

他们将首级割下，并将印章、文件、将年官服等物一并产上报，说马占山已被击毙。日军松本师团长电告东小报功，当时日军和伪满各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登载了“马占山已被击毙”的消息和照片，并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

日军围攻此处无险可守的林间房舍的过程里，仍受到了韩家麟率领的此路义勇军官兵的抵抗，追击韩家麟将军的日军曾遭遇了顽强的抵抗：

拼死周旋试图突出重围的马占山军遭到连续围击，已如袋中之鼠。对其最后一击是1932年七月上旬从海伦出发的步兵第十五联队发出的。该部队跋涉旷野，搜索敌军。第六中队于25日与大约八百名敌军遭遇，对其发动奇袭后，迫其退入东北方面的森林之中。继而跟踪敌之足迹，一次一次发动追袭，二十九日拂晓，对敌军占据的独立房子发起攻击。但敌军的抵抗意外顽强，如穷鼠噬猫之势。中队官兵死伤累累……

据日军的这个记载，在人马困乏，又遭遇日军偷袭的不利情况下，韩家麟带领的义勇军部队仍是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

此次激战时与韩家麟将军并肩作战的一位中校军官，是1930年到沈阳时与他往来甚密的邻居。这位邻居当时是化名李询遥，是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实际上他是当时在东三省地下党之中的负责干部之一，真实的身份是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李继渊。

李继渊是辽宁新民县人，在上海大学读书时是瞿秋白的学生，1927年10月即参加东北第一次党员大会。“六大”召开于莫斯科，大部分代表需经哈尔滨，他是在哈尔滨承担负责接待和护送工作。九一八事变时，李继渊以地下党员身份，由韩家麟将军介绍到马占山部义勇军担任中校秘书，终与韩家麟一起血洒疆场。

《四平文史资料》第4辑也有关于此战情景的描述：开始他们以民房和树木为掩体，用长射程武器还击，接着是短枪，最后子弹全部打净，便砸毁枪支，挥舞军刀，冲进敌阵肉搏。敌田中等人十分惊恐，呼其投降……韩家群身中数弹，裹扎后再战……他壮烈牺牲，年仅34岁。其他官兵也皆壮烈殉国。

1932年8月20日，受到日方控制的伪满报纸《盛京时报》刊出了报道《日军在安古镇为马占山招魂》，称“马占山”在安古镇东边的沼泽地“壮烈战死”——使用这样的词语，也显示了韩家麟在重围里的奋战之英勇，同样是震动了日伪势力。报道也称日军请来了僧道“为彼诵经招魂”，且“郑重掩埋”了“马占山”（实为韩家麟）的遗骸于安古镇其战死之地，“以吊慰其幽灵”。

正在策划“承认”伪满洲国的日本方面，认为从此少了一个劲敌，和伪满势力一起舒了一口气。伪满洲国的“军法课长”洋洋得意，竟写文章评论《马占山之死》，称马占山“在庆城安古镇战殁……埋骨荒郊、羁魂草野”。

当时，“埋骨荒郊”的实为殉国的韩家麟的身躯，他头颅被日军割下，悬挂展示以宣扬日军的战绩。作为第一位殉国的将官，韩家麟的遗骸也被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了。

残酷的东北十四年抗战期间，日军常以割下抵抗者的头颅炫耀战功，殉国者多是留下了失去首级的躯体。

作为左膀右臂的战友韩家麟将军殉国，马占山悲痛之余，把关杯都给了韩家麟的儿女。1934年，马占山将军从欧洲回国定居天津后，接见了韩家麟将军的遗孀刘志琴时说：“你要振作精神，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让他们继承父志，将来为国家报仇雪恨。孩子们的读书费用由我供给。”

韩家麟画像

马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