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课文《一个粗瓷大碗》作者早已明确，课本的不负责任令人不解

今年秋学期的小学语文教材，也有局部的改动，可以说，随着毒教材事件的爆发，教材的修修补补成了常态。

其中，三年级语文上册第27课《一个粗瓷大碗》的课文注释中出现了一个叫人莫名其妙的改动。

原来的注释内容为：

“本文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课本（试用本）语文第六册》”。

改为：

“本文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课本（试用本）语文第五册》”。

谅你有火眼金睛，不盯上一个五分钟，你真的难以搞明白，改动在什么地方。

其实就是把第六册，变成了第五册。

这是目前教科书的奇葩设定。

除了这篇课文之外，还有至少十篇左右的课文，采用这种奇葩的注释。比如，著名的两篇课文《富饶的西沙群岛》、《美丽的小兴安岭》都采用了这样的注释，标明是选自之前的《语文》课本。

它的潜台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明，如果你好奇地要知道课文的作者是谁，那么，告诉你一个线索，你按图索骥，到之前的课本里去寻找答案吧。

这典型的是属于一种“空对空”的钩沉模式，把你的好奇的追问，给搪塞出去，予以架空出去，让你一无所得，探询的目光随风而逝。

这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作为一个教育出版社的教材编写人员，应该拥有庞大的资料库，即使再不济，到图书馆里查查资料，到报刊上翻翻旧文，再不然，用网络搜索工具搜索一下，都能找到答案，但是，编写教材人员，愣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坚守着毫无作为的孤傲态度，五、六十年的时间长度，就连一篇课文的作者都无法确定，不是很可笑么？

笔者之前写过一些教材的相关文章，很少称教材为“毒教材”，但倒宁愿用“蠢教材”来形容之。

因为教材里的课文注释，真的是蠢到家了。

比如，今年一年级上册课文《小蜗牛》的作者的国籍由俄罗斯改为苏联，作者署名由“巴乌姆美莉”，改为“巴乌姆芙莉”，二年级上册的课文《一封信》的作者由原来的“鲍圭埃特”改为“吉娜·卢克-帕奎特”。

这些译名的错译，简直是一个如同“常凯申”的笑话，竟然在目前使用的教材里存活了五年之久。

如同按照“常凯申”，你在辞典、历史书中查不到任何资料一样，用小学语文教材里的错误的作者译名，同样找不到作者的任何资料。

五年的时间内，从教科书的编写者到教参的撰写者，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地以讹传讹，对两篇小学语文课本的作者一头雾水，相关解析也是偏离原作内涵，错误解读。

这还是两个错误的译名，虽然错了，但好歹能找到一个身份不明的作者姓名，而像《一个粗瓷大碗》这样的文章，连作者名姓都懒得考究，只是注出一个“本文选自……”的字样，便万事大吉，蒙混过关。

那么，我们很好奇，《一个粗瓷大碗》究竟出自哪一本人教版教材，怎么会从第六册，变成第五册了？

经过一番查找，我们发现，《一个粗瓷大碗》首次出现的版本，的确是第六册。

我们找到的是《十年制学校小学课本（试用本）语文第六册》，初版时间是1961年。

第六课就是《一个粗瓷大碗》

为什么现在改成第五册了？

我们实际上注意一下，《一个粗瓷大碗》再次出现在语文教材中，是1979年2月初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课本（试用本）语文第五册》”。

这与1961年版本相比，1979年版本的课本属性里少了一个“全日制”，所以，今年教科书对《一个粗瓷大碗》的注释改动，意味着教材是想说明这篇课本，引自1979年的语文版本。

1979年版本的封底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篇课本首次出现在语文教材中，是在1961年的语文版本里，那么，按照引文的惯例，肯定要选择最早进入教材的时间。

现在看来，目前《一个粗瓷大碗》一文的注释里的改动，是一个违背引文注释的错误标注，没有援引最早的1961年课文进入教材的时间，而是选择了一个1979年再次进入教材的时间段。这样的选择，会导致课文的来龙去脉更加含糊不清，导致这篇课文的作者更加难以查证到位。

现在，我们回到1961年首次出现《一个粗瓷大碗》的语文课本，从这里作为我们探访这篇文章作者的起点。

在《一个粗瓷大碗》一文中，曾提到的“军事博物馆”于1960年8月正式对外开放，那么，这意味着《一个粗瓷大碗》的原文出现时间，只能在1960年8月到收入教材的1961年之间。

那么，教材编写人员，投入一定的精力，在这一段时间里的出版物里，查找一下，应该不难找到这篇文章的作者。

况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各种资料都能够通过网络能够搜索得到。即使凭笔者这样的只是拥有一台电脑的普通网民，也不难找到《一个粗瓷大碗》的文章出版与作者。

真相很快来了。

笔者用“赵一曼”与“碗”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立即显示出：《人民日报》1960年9月16日的副刊版上，刊登的《赵一曼的碗》就是《一个粗瓷大碗》的原本，这篇文章作者署名为“晓白”。

《赵一曼的碗》的全文如下：

这一只粗瓷大碗，是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同志在东北抗日联军担任团政治委员时用的饭碗。其实这个碗，赵一曼同志仅仅用过一次，但是抗联的老战士都能认出这确是赵一曼同志用过的碗。因为这里边有着一段感人的故事……

在一次袭击日寇的战斗结束后，小通讯员提着个鼓鼓的挂包，给赵一曼同志送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这只粗瓷大碗。因为赵一曼同志早就把一个有柄的洋瓷缸送给了新战士，通讯员一直想给赵一曼同志再弄一个碗，在这次战斗中才留心搞到一个。赵一曼同志看着这碗说：

“哪里拿来的，请你还送还哪里去！”

“这…这…鬼子都消灭了，这往哪送呀！”

开饭时，通讯员用这大碗给赵一曼同志盛了满满一大碗高粱米饭，他心想：

“这下子我们政委该吃顿饱饭了。”

赵一曼看到这一碗饭，真不知道是批评他呢？还是说什么好，显然，这是从病号灶上盛来的。艰苦抗日的抗联部队，多少个月来，都是吃野菜、挖草根，甚至摘橡树子压成面来充饥。他们虽然手边还有些乡亲们冒着危险从山下背上来的粮食，但这得留给伤病员吃。团长、政委和战士一样，也是嘴边几个月没沾过粮食了。她再看看这满碗饭，不禁为英雄战士的艰苦精神和阶级友爱感动了，决不能批评小通讯员，他是个坚强的小英雄。

赵一曼同志等人不防的时候，端着碗轻轻走进炊事栅，把饭又倒在锅里，自己亲手盛起半碗野菜粥……

这些，只有炊事员老李看到了，他没有吭声，可是两只老眼涌满了泪花……

第二天开饭时，赵一曼同志又没碗了，急得小通讯员直叫：

“我说我的政委同志呀！给你一百个碗也架不住你这么‘丢’呀！”

赵一曼同志笑着低声说：“可不见得，革命的饭碗一辈子也丢不了！”

据后来“侦查”，这只粗瓷大饭碗早已成了七班的菜盆了。　

这篇文章刊登在“革命文物”栏目里，作者“晓白”曾经写过许多这样类似的文章，《人民日报》上多次在同一栏目里刊登过。

1961年9月北京出版社将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冠名为《革命的传家宝》出版，作者标明为：晓白编写，全书101页，其中也收有《赵一曼的碗》一文。

那么这个“晓白”是何许人也？

网络有一位网名叫“党人碑的熟人茶馆”的网友曾经作出详细的追踪，他的文章并且被共青团的公众号予以转发，可以说，基本把《赵一曼的碗》的作者身份给弄清楚了。

我们在此感谢“党人碑的熟人茶馆”厘清了“晓白”的真实身份。笔者也是从这位网友的文章中弄清楚了作者的身份之谜。

这位网友研究的结论是“晓白”的全名叫白世藻。他当时的工作单位，就在军事博物馆。

但奇怪的是，我们在《中国专家学者辞典》（中国大地出版社，2001年版）里找到的作者身份却是一个医生：

白世藻：主任中医师。教授，男，1932年5月出生，河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肿瘤专科中心中医顾问、北京大学分校兼职教授、燕京研究院常务董事。主要业绩：长期探索中医古籍和西医精华，在临床实践中摸索中西医的结合，并重点研究中医对肿瘤、疑难病的治疗，尤其对中药动力学、配伍应用有所突破，取得初步成果，受到国内外医学界、患者及各方媒体的关注。《世界导报》《华人报》等报刊均对其事迹作了介绍。

《人民画报》1991年12期的介绍

而在网络上找到的一个简历，则像是完全不同的人：

白世藻(1932～ ),张家口市人,中共党员。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5月毕业于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当年7月入华北军区政治部举办的摄影训练队学习新闻摄影专业,毕业后选留华北画报社做图片资料工作。1950年起在解放军画报社做通联工作……

他们是一个人吗？是的，他们是一个人。这也是白世藻老先生的传奇经历。他之前是一名摄影师，拍摄了许多经典的历史照片。但是离休之后，他干起了悬壶救世的旧业，竟然也能干的风生水起。

而更为传奇的是，白老先生，还是任弼时的女婿。

他的妻子任远志，是任弼时同志的长女。

任远志的母亲陈琮英，也就是任弼时同志的爱人，她的八哥陈达邦，是赵一曼的丈夫。

据记载，陈琮英曾经与赵一曼见过两次面。

按照这样的亲缘关系梳理，我们可以知道赵一曼是任远志的舅母。

这样，因为妻子的缘故，白世藻与赵一曼有着更深一层的亲缘关系。

白世藻的摄影作品

这意味着，他写作《赵一曼的碗》的时候，既是军博的一名工作人员，属于职务作品，同时，在这篇文章中还包含了对家族中前辈的敬仰之情。

看似一篇很短的文章里面，却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红色轨迹。这些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课文，而现在课文里，只是轻描淡写地用一句“本文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课本（试用本）语文第五册》”，抹去了文章的历史信息。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文章的不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粗瓷大碗》这篇文章，从1961年进入教材，1979年重新进入小学教材，但是一度时期，被踢出了语文教材。

2018年现在全国通用的部编本教材问世，当时课本里并没有《一个粗瓷大碗》这一篇课文。

据笔者查询资料，《一个粗瓷大碗》重新进入小学语文教材，应该在2021年秋学期的版本里。

这样，原来课本里第八单元，仅有一篇红色题材作品《手术台就是阵地》便不再显得孤单，有了《一个粗瓷大碗》相伴，多少能够洞见我们的红色文化的深度与厚度。

《一个粗瓷大碗》的课文里蕴含的浓郁的深情，历史细节的精致叙述，对革命年代的优良品质的再现，使得这一篇课文，在今天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但遗憾的是，现行的教科书再次对这篇课文的作者采取了虚无主义的不负责态度，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是不能容忍的。

而且，今年的新版教科书，在注释中，标明了课文选自1979年版语文课本，却视而不见首次进入教材的1961年版本，进一步将教材的错误注释再次扩大化，同样是不能容忍的。

可以说，教材基本是以一种“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将本该严谨的教材儿戏化，随意化。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语文教材会把《一个粗瓷大碗》的真正的作者以及背后的丰润的故事，正确地标示在课文中，给孩子们以正确与准确的信息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