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智忠：朱张“未发之说”之辨与“己丑之悟”的关联

【摘要】 代表朱子“中和新说”的文献中暗含有对张栻“未发之旨”的回应。朱张之间的互动从张栻向朱子寄送《吕氏中庸辨》开始，直到朱子给张栻的书信《诸说例蒙印可》为止，贯穿了朱子“己丑之悟”的整个过程。张栻“未发之旨”的要义包括“心之昭昭分为已发”和“喜怒哀乐之中与寂然不动不同”两点，而这极有可能是触发朱子与蔡元定1169年中的问辨，进而触发朱子“己丑之悟”的原因。

一、问题缘起

朱子的文献中多次提到张栻的“未发之说”，以及朱张围绕此话题的问辨。如在著名的《答张钦夫·诸说例蒙印可》中，就有“诸说例蒙印可，而‘未发之旨’又其枢要，既无异论，何慰如之……”[1]的表述，表明二人对于这场问辨的重视。在给门人方谊的书信中，朱子明确声称张栻此说“为害不细”，故刻意在编订《南轩文集》时将其删除：

……敬夫未发之云，乃其初年议论，后觉其误，即已改之。但旧说已传，学者又不之察，便加模刻，为害不细。往时常别为编次，正为此耳。然误本先行，此本后出，遂不复售，甚可恨也……[2]

至此，张栻的“未发之说”逐渐淡出了后人的视野，以至于中华书局理学丛书本《张栻集》中的《南轩先生集补遗》中也不见此说的踪迹。那么，张栻究竟有怎样的出格言论，以至于朱子要刻意将其删除？在直接材料缺失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发现朱张这场问辨的蛛丝马迹吗？

二、《已发未发说》与朱张的“未发之辨”

为解上述疑问，不妨注意朱子的《已发未发说》。“己丑之悟”是朱子“中和之悟”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标志着其“中和新说”基本成型，而《已发未发说》则是朱子对“中和新说”的最初表达。通常而言，朱子与张栻围绕“未发之说”可能发生争辩的时间点，当在朱子方形成“中和新说”之时，故有其在《答张钦夫·诸说例蒙印可》提到二人此时“既无异论，何慰如之”之言。如此，《已发未发说》就值得我们注意。

学界对于朱子“己丑之悟”历程的了解，多依赖其作于1172年的《中和旧说序》：

……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于是又窃自惧，亟以书报钦夫及尝同为此论者……[3]

此序虽然交代了“己丑之悟”的时间，也指出了触发朱子“己丑之悟”的原因，但却未交代朱蔡这场问辨的内容以及何以会有这场问辨。束景南强调，朱子在中和说上的演进，其实是他全力精研二程全部著作的结果，意味着朱子在1168年起在逐渐接受二程的主张[4]，但从《中和旧说序》判断，似乎朱子至此时仍然在维护其与张栻达成的共识，反而是蔡元定是在维护二程的立场。正是在与蔡的问辨中，朱子才会“忽自疑”，其所疑者恰是其质疑二程说法的合理性，随后乃有朱子“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随后才有冻解冰释，完全接受二程的立场。如此，朱子此前精研二程著作，并非触发其“己丑之悟”的直接原因。此外，朱子先有“己丑之悟”，然后才将其“新悟”通报给张栻等人，因此张栻似乎与朱子“新悟”没有直接关系，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妨聚焦《已发未发说》的文本本身。

朱子向张栻通报信息的书信即《已发未发说》，而向“同为此论者”通报的书信即《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下文中简称“第一书”），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精炼、修改而成。《已发未发说》与“第一书”相比，朱子精简了两部分内容：其一，《已发未发说》中列举程氏文集、语录十数条文字，被精炼为“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其二，《已发未发说》中讨论吕大临“中和说”的内容，则被完全删除：

……当此之时，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而天命之性体段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然已是就心体流行处见，故直谓之性则不可。吕博士论此大概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发，则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亦有求中之意，盖答书时未暇辨耳）。盖赤子之心动静无常，非寂然不动之谓，故不可谓之中。然无营欲知巧之思，故为未远乎中耳……[5]

笔者以为，吕大临的话题是朱张此前单独讨论的话题，因此才未在“第一书”中出现。想必是张栻此前曾有质疑吕大临“中和说”之“来龙”，才会有朱子在《已发未发说》中的做出回应之“去脉”。此“来龙”、“去脉”都应与张栻的“未发之说”有关，也和朱子与蔡元定的问辨乃至朱子“己丑之悟”存在关联，而串起上述关联的即是朱张围绕“未发之说”的论辩。依此思路，我们在朱子的文集中发现了张栻之“来龙”的如下线索：

蒙示及答胡、彪二书、《吕氏中庸辨》……答广仲书，切中学者之病，然愚意窃谓此病正坐平时烛理未明、涵养未熟，以故事物之来无以应之。若曰“于事物纷至之时，精察此心之所起”，则是似更于应事之外别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烦扰益甚，且又不见事物未至时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学，大要以穷理为先。盖凡一物有一理，须先明此，然后心之所发，轻重长短，各有准则……若不于此先致其知，但见其所以为心者如此，识其所以为心者如此，泛然而无所准则，则其所存所发，亦何自而中于理乎？……

来示又谓“心无时不虚”， 熹以为心之本体固无时不虚，然而人欲、己私汨没久矣，安得一旦遽见此境界乎？故圣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诚意，诚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后可以得心之正而复其本体之虚……今直曰“无时不虚”，又曰“既识此心，则用无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于异学之归矣……今也必曰“动处求之”，则是有意求免乎静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动之一偏也……今又曰“识得便能守得”，则仆亦恐其言之易也……高明之意，大抵在于施为运用处求之，正禅家所谓石火电光底消息也。而于优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惊，资之不深而发之太露……[6

据此信可知，张栻此前曾将“答胡、彪二书”及《吕氏中庸辨》寄给朱子以求质证，而《吕氏中庸辨》显然就是张栻质疑吕大临《中庸解》的文字。

张栻在“答广仲书”中提出“于事物纷至之时，精察此心之所起”，以应对“学者之病”。张的主张本质是“识心”。朱子则批评张栻此言难免“以心察心”之弊。朱子强调，导致“学者之病”的原因是其“平时烛理未明、涵养未熟”，朱子的应对方案则为“穷理为先，然后敬有所施”。

张栻又强调“心无时不虚”，认为只要识得此心，自然用无不利，而识心之道即是“于事物纷至之时，精察此心之所起”。张栻此论意在避免吕大临“于未发处用力”的“静之一偏”，被朱子概括为“动处求之”，“失之太快”。朱子承认心之本体固无时不虚，但也不回避人欲和己私的影响，强调只有遵循“……正其心，而正心又必先诚意，诚意必先致知”的次第踏实做工夫，方可得见心之本体。因此，儒者之学当以穷理、致知为先。

那么，朱子此信与《已发未发说》又有何关系？二者不但都提到了吕大临的“中和说”，其主旨也相近：《蒙示及答胡彪二书》的主旨是为学次序之辨，而《已发未发说》的主旨是未发已发命名之辨，以及为学次序之辨。那么，二者的写作时间是否接近，从而存在确切的因果关系呢？

《蒙示及答胡彪二书》并无有效的时间线索，我们在《南轩文集》中也找不到“答胡、彪二书”来间接印证朱子此信的写作时间。不过，此信中明确有对张栻“于事物纷至之时，精察此心之所起”、“于优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的批评，当距朱子形成“中和新说”不远。朱子文献中对张栻类似的批评，都距“己丑之悟”不远。问题是，“以穷理为先”的主张其实并非“中和新说”的基本立场[7]，说明朱子此时并未真正形成“中和新说”。众所周知，朱子首次表述“中和新悟”的文献是《已发未发说》，因此《蒙示及答胡彪二书》只能算是“中和新说”之先声，其写作时间当在《已发未发说》稍前。那么，朱子为何会在“己丑之悟”前后集中回应张栻的《吕氏中庸辨》呢？答案就是《吕氏中庸辨》实与张栻的“未发之说”相通。

三、《吕氏中庸辨》的主旨即是张栻的“未发之说”

《吕氏中庸辨》今已不存，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张栻的“未发之说”。不过，朱子的文集和“语录”中尚有多条材料涉及此说。概言之，张栻此说因为质疑程颐的未发之言“有小差”，而招致了朱子的激烈反应：

问：“伊川言：‘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动是也。’南轩言：‘伊川此处有小差。所谓喜怒哀乐之中，言众人之常性；寂然不动者，圣人之道心。’又‘南轩辨吕与叔论中书’，说亦如此，今载《近思录》，如何？”

曰：“前辈多如此说，不但钦夫，自五峰发此论，某自是晓不得。今湖南学者往往守此说，牢不可破。某看来，‘寂然不动’，众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圣人能之，众人却不然。盖众人虽具此心，未发时已自汩乱了，思虑纷扰，梦寐颠倒，曾无操存之道；至感发处，如何得会如圣人中节？（㝢录）。[8]

程颐认为，心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即是其寂然不动之时。张栻认为，程颐的表述“有小差”，将其修正为“所谓喜怒哀乐之中，言众人之常性；寂然不动者，圣人之道心”。张栻以“性为未发说”来反对程颐和吕大临的“心之未发”说，进而主张心的“寂然不动”为圣人所独有。朱子则认为，圣人与庶人都有心的寂然不动之时，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感而遂通”。同时，朱子赞同程颐的说法，而与张栻的立场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问者提到“‘南轩辨吕与叔论中书’，说亦如此，今载《近思录》”云云，表明《近思录》中也曾收录《吕氏中庸辨》。但传世的《近思录》中已无此文，疑此文后来又被朱子删除。

据此可知，张栻的“未发之说”的中心是强调“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并由此质疑程颐、吕大临的“未发说”。张栻此说的核心在于辨析未发已发的命名问题。

《朱子语类》中还有多条材料涉及张栻的“未发之说”，其一：

方宾王以书问：“‘心者，性之郛廓’，当是言存主统摄处？”……又解南轩“发，是心体无时而不发”，云：“及其既发，则当事而存，而为之宰者也。”某谓：“心岂待发而为之宰？”

曰：“此一段强解南轩说，多差[9]。”（郑可学录）[10]

朱子门人郑可学向朱子转述了其与方谊之间的讨论：方谊给他的来信中有对张栻“发，是心体无时而不发”的解读。郑可学则对方谊的解读提出质疑。朱子在回复中表达了对方谊解读的不满。我们注意到，此条材料中提及张栻的一个重要观点：“发，是心体无时而不发”，这当是其“未发之说”的重要部分。这条材料可与前述朱子写给方谊的书信相呼应。其二：

问：“吕与叔云：‘未发之前，心体昭昭具在；已发乃心之用。’南轩辨昭昭为已发，恐太过否？”

曰：“这辨得亦没意思。敬夫太聪明，看道理不子细。伊川所谓‘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吕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后来又救前说曰：‘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此语固未当。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观其所见如何。’此语甚圆，无病。大抵圣贤之言多是略发个萌芽，更在后人推究，演而伸、触而长，然亦须得圣贤本意。不得其意，则从那处推得出来？”[11]

经查，吕大临传世文献中并无“未发之前，心体昭昭具在；已发，乃心之用”的直接表述，却有“所谓中者，性与天道也。谓之有物，则不得于言，谓之无物，则必有事焉……隠微之间，不可求之于耳目，不可道之于言语，然有所谓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应者，正惟虚心以求之，则庶乎见之”的表述，弟子之问，或由此而发。

这条材料表明：吕大临认为“心体昭昭”属于未发，张栻则以程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的观点为证，力辨“心体昭昭”属于已发。朱子弟子质疑张栻此说区分“恐太过”，朱子深以为然。我们注意到，张栻此辨正是《吕氏中庸辨》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未发之说”中的基本观点之一。其三：

……曰：“南轩云‘心体昭昭处，分作两段’？”

曰：“不是如此。此说极好。敬夫初唱道时，好如此说话。”（郑可学录）……[12]

郑可学就张栻“心体昭昭处，分作两段”的观点提问，朱子之答语颇耐人寻味，既说“不是如此”，又说“此说极好”，朱子的表述是否有误？答案是否定的，朱子说“不是如此”，是对张栻言论的回应；而其说“此说极好”，却是对吕大临“心体昭昭为未发”说的肯定，故朱子随后又说“吕说大概亦是，只不合将赤子之心一句插在那里，便是病。”

上述材料仍未呈现出张栻“未发之说”的全貌，但其要点已很明确：张栻明确反对心有未发时，强调心无论寂感语默都属已发。张栻又主张“心体昭昭处，分作两段”，这其实是延续了胡宏“方喜怒哀乐未发，冲漠无朕，同此大本。虽庸与圣，无以异也。而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乃是指易而言，易则发矣。故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圣人之所独，而非庸人所及也”[13]的观点。张栻此说的本质是已发未发命名之辨。朱子认为张栻此说存在只在动处用功、缺少日常涵养工夫之弊，并认为其根源在于对已发未发的命名不当。

四、朱张辨“未发之说”的历程

朱张“中和之说”论辩的历程又是否可考？张栻向朱子寄送《吕氏中庸辨》，实质上拉开了这场论辩的序幕，时间当在1169年初。随后，朱子作《蒙示及答胡彪二书》、《已发未发书》予以回应。朱张围绕“中和之说”的论辩要先于朱子的“己丑之悟”。这是二人这场论辩的初段。

在朱子的文集中，尚有多封书信含有这场论辩历程的信息。其一，朱子曾向弟子林用中通报这场论辩的消息：

熹侍旁如昨……元履竟为揆路所逐……近得南轩书，诸说皆相然诺，但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执之尚坚；未发、已发条理亦未甚明。盖乍易旧说，犹待就所安耳……来谕谓其言非寂然不动与未发不同，为将动静做不好说，似初无此意，但言不专此而言，则兼已发感通之用在其中耳……[14]

这封信中有“元履竟为揆路所逐”的表述，而“魏元履去国”事在1169年七月间[15]；此信中又有“侍旁如昨”之语，说明此时朱子母亲尚未去世，故此信当作于1169年的七八月间，这一点当无争议。

此信中又有“近得南轩书，诸说皆相然诺……盖乍易旧说，犹待就所安耳”的表述，而朱子在《中和旧说序》中亦提及“亟以书报钦夫及尝同为此论者，惟钦夫复书深以为然”，故学界多认为张栻至此时已经接受了朱子的“中和新说”。但问题是，朱子此信中明确说张栻“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执之尚坚；未发、已发条理亦未甚明”，表明张栻在“中和新说”的两大关键问题上尚未作出让步。如此，则张栻此时的“诸说皆相然诺”，并不意味着在1169年的夏秋间，二人在“中和之说”上已经完全取得共识。这是二人这场论辩的中段。

其二，朱子在写给张栻的书信中，曾提及二人在“未发之说”问题上已无异论：

诸说例蒙印可，而“未发之旨”又其枢要，既无异论，何慰如之……[16]

此信不但对于“中和新说”的表述最为完备，且在开头即点明二人在“未发之旨”的问题上已“无异论”，故这封信既是二人结束“未发之说”论辩的标志，也是朱子“中和新说”完全成型的标志。那么，此信的具体写作时间为何？有一点可以确定，此信必在《熹侍旁如昨》之后，故二书虽有“诸说皆相然诺”、“诸说例蒙印可”的表述，但显然《诸说例蒙印可》中“诸说”的范围更广，似乎表明张栻至此已完全接受了朱子的“中和新说”。当然，此信又不会晚于1169年底，因为此后朱张二人又开始讨论新的话题。

其三，朱子亦曾向胡宏之弟胡实通报这场论辩的消息：

钦夫“未发之论”，诚若分别太深，然其所谓“无”者，非谓本无此理，但谓物欲交引，无复澄静之时耳。熹意窃恐此亦随人禀赋不同。性静者须或有此时节，但不知敬以主之，则昏愦驳杂，不自觉知，终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无失，乃所以中”，此语至约，是真实下工夫处，愿于日用语黙动静之间，试加意焉，当知其不妄矣。近来觉得敬之一字，真圣学始终之要。向来之论，谓必先致其知，然后有以用力于此，疑若未安。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为始。今人未尝一日从事于小学，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后敬有所施，则未知其以何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论敬云“但存此久之，则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圣贤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试考其言而以身验之，则彼此之得失见矣。[17]

朱子此信既对张栻“未发之论”的分别太深提出批评，也探讨了“未发之论”中“无”的真意。论“无”也当是张栻“未发之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此信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对“先致其知，然后敬有所施”说法的反思，亦是对《蒙示及答胡彪二书》中穷理为先说法的否定。

此信中没有确切的时间信息。陈来先生推断其作于1170年中，理由是：“按朱子己丑悟心为已发之非，亦明湖湘学者先察识后涵养之非，为此当时即与湖南诸公辨之，累年未止。此书即与湖南学者胡广仲亟言先致知后主敬之非，其首云‘钦夫未发之论诚若分别太深’，以明由未发已发说中来，故此书乃是己丑之悟时或其稍后时书，疑在庚寅”[18]。陈先生的推断较为含混。

我们也可以通过在朱子文献中寻找与此信中的观点相近文献的方式来间接推定此信的写作时间。经检索发现，此信中“近来觉得敬之一字，真圣学始终之要。向来之论，谓必先致其知，然后有以用力于此，疑若未安”的表述，与朱子写给程允夫书六中的表述非常接近：

“可欲”之说甚善，但云“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矣乎”，此语却未安……又谓“能持敬则欲自寡”，此语甚当，但纸尾之意，以为须先有所见，方有下手用心处，则又未然。夫持敬用功处，伊川言之详矣，只云“但庄整齐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僻之干。”又云“但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处，不待先有所见而后能也。须是如此，方能穷理而有所见。惟其有所见，则可欲之几了然在目，自然乐于从事，欲罢不能，而其敬日跻矣。伊川又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圣贤之言，如此类者亦众，是知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个敬字而已……[19]

此信中“须先有所见，方有下手用心处，则又未然”，与“谓必先致其知，然后有以用力于此，疑若未安”相通；而“近来觉得敬之一字，真圣学始终之要”，亦即是“是知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个敬字而已”，故此两信观点相通，当作于同时。那么，朱子写给程允夫的这封信又作于何时？束景南认为此信作于1168年十一月：

到乾道四年秋间……于是很快在十一月，他在给程洵的信中对自己的新认识第一次作了明确表述……但是中和新说的逻辑架构已经具备了。[20]

束景南先生强调，“此书对了解朱熹中和新说之形成至关重要”，同时给出了将此信断在1168年十一月间的理由：“按《答程允夫》书五言及‘去冬走湖湘’‘秋试得失当已决’，知作于乾道三年（引者按：乾道三年当为乾道四年之误）九月，其中提及‘可欲之谓善，此句寻常如何看，因来谕及’。而《答程允夫》书六（即《可欲之说甚善》）则云‘可欲之说甚善，但云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矣乎，此语却未安’……知此书与书五先后相接，则约作于同年十一月间。”[21]

朱子走湖湘，事在1167年八月至12月中，答程允夫书五中“去冬走湖湘”云云即是对此事的回溯，而答程允夫书五又提及秋试，故束景南先生认为当作于1168年九月中（此信实为1168年7月间作品）。又因为答程允夫书五中有朱子“‘可欲之谓善’，此句寻常如何看”之问，而《答程允夫》书六中又有朱子对于程洵“可欲之说”的点评，故束景南先生认为这两封书信先后相接，后者约作于同年十一月间。束景南先生希望从这条材料中推出朱子在1168年中已在逐渐孕育“中和新说”的结论。不过，他对于朱子答程允夫书六时间的判断却是错误的。陈来先生则据清儒夏炘《述朱质疑》中所引明儒程资（程洵后人）《朱程问答》中的材料为证，判定《可欲之说甚善》作于1169年11月中[22]。二位先生的判断相隔整整一年，且一在“己丑之悟”之前，一在其后，分歧明显，不容不辨。我们不妨回到《朱程问答》、《述朱质疑》中，通过对相关线索的重新梳理，来判断《可欲之说甚善》的准确写作时间。

据《朱程问答》卷一，程洵于1168年六月中旬写给朱子的信中提及：

……既见钦夫，所论必甚众，有可以言传笔授者否？……洵近读论、孟，时有所疑，辄疏一二以求教……夫欲下工夫，欲恐有强□之患……凡此者，皆洵所疑，望有以决之……六月望日洵拜。[23]

对此，朱子很快就回信予以回复：

熹顿首允夫贤表解元，久不闻问，方以为怀，人来并得两书备审。比来侍奉之于，进学不倦，动止佳胜，感慰感慰。熹奉养如昨，[24]去秋一走湖湘[25]……敬夫所见……可欲之谓善，此句寻常如何看？……七月七日熹再拜允夫贤表解元。[26]

据此信可知，朱子提出“可欲之谓善，此句寻常如何看”之问是在1168年七月七日，实为对程洵近读《论》、《孟》的回应。依常理，程洵对于朱子此问理应很快就有回复，且回复即是《答程允夫》书六中的相关内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答程允夫》书六中却含有对程洵1169年秋间来信的回应。为厘清相关线索，不妨再梳理朱程二人在1169年中的部分书信往复。

据《朱程问答》卷二，朱子在1169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程洵的书信中，提及“河南夫子发明敬字，乃圣学始终之要，学者日用之间便须行持此字，更于念虑之间分别义利两途，只此便是天理人欲之判，舜跖分手底路头，不可不审也……五月二十九日熹再拜允夫贤表解元”[27]，程资小注“见先世遗墨，盖乾道五年书”。对此，程洵的复信中透露了较多的信息，不妨多加引用：

洵拜覆五十二兄……今夏于德和处奉五月二十九日所示问……即日秋凉……八月初乃来此……来书见教以河南持敬之学，洵自十年来辱兄不弃，以圣贤之学见勉，往复之书数十百纸，未尝不谆……去秋承问以“可欲之谓善”之说，前书亦尝妄以所见言之，大略以为：一性之真，其未发也，无思无为，难以欲言，无欲则无可无不可；及其感而遂通，则虽圣人未免于有欲。有欲，然后可不可形。天下之理虽万有不同，然其大概则不出于可不可二端而已。可者，天理也。不可者，人欲也。可者欲之，而不可者不欲也，非善矣乎？学者须在于察夫可不可之几而已，能察之，从其可欲而克之不已，虽至于圣人，可也……

纸尾：寡欲之道，莫只在敬上作工夫否？能敬则欲自寡，洵虽似见此理，然于敬上竟未有下手处，此病何在？岂见理未明耶？大率此学须中有所见，然后知味，知味则乐于从事而欲罢不能也。若无所见，役于名而为之，恐未免于间断也。洵之病在此否？（程资小注：见先世遗墨……此乾道五年书，以书中去秋承问去年承谕之言知之）。[28]

程洵此信开篇即回应了朱子五月二十九日的来书，随后再次回应了朱子的去秋之问，从信中“前书亦尝妄以所见言之”的表述看，程洵此前确实已经对朱子之问有所回应，可惜程洵回应的书信因各种原因，最终并没有到达朱子手中）。至此，程洵又复述了上次回应的文字，程洵作此信的时间，在其1169年八月搬到祁门之后。在此书的纸尾，程洵有“大率此学须中有所见，然后知味”的表述，这被朱子概括为“须先有所见，方有下手用心处”，而《答程允夫》书六中，正有对此的回复。

不久后，朱子写信给程洵，向其通报自己母亲去世的消息：“熹泣血言，熹罪逆深重，不自死减，祸延老母……至九月五日遂至于不救……十一月日熹泣血启诉允夫贤弟解元”，而《答程允夫》书六则作为这封信的《别楮》附于其后。《述朱质疑》据此判断，《可欲之说甚善》亦作于1169年十一月当中，判断完全合理。

如上所述，朱子写给胡实的《钦夫未发之论》，亦约在同时。比较而言，“向来之论，谓必先致其知，然后有以用力于此，疑若未安”的表述要弱于“以为须先有所见，方有下手用心处，则又未然”，则《钦夫未发之论》的写作时间或稍早于《可欲之说甚善》。

不过，虽然《钦夫未发之论》与《诸说例蒙印可》约在同时，我们却无法确定二者的先后顺序，这是一大遗憾。

五、朱张“未发之说”论辩的实质与意义

朱张围绕“未发之说”论辩的意义何在？其最大的意义当是引发朱子与蔡元定的问辨，进而触发朱子的“己丑之悟”。

朱张这场论辩的基本脉络是：张栻向朱子通报其《吕氏中庸辨》，发起未发已发命名之辨，主张将吕大临和程颐视为“未发”的心之寂然时划入“心之已发”的范围。张栻又针对吕的“未发说”偏于静的弊端，提出“识得此心，则用无不利”的应对之道。朱子最初的反应是张栻此说失之太快，偏于动而少涵养，却并未意识到张栻此说的核心是未发已发命名之辨，也未对此话题提出回应。随后，朱子向蔡元定通报其与张栻的论辩，由此触发其与蔡之间的问辨。朱蔡问辨的核心已经转到了未发已发命名之辨上。在问辨中，朱子支持张栻，蔡元定则支持程颐。正是蔡元定的质疑迫使朱子重新反思自己质疑程颐说法的正当性，转而虚心重读二程著作，随后乃有“己丑之悟”的“冻解冰释”。至此，朱子在未发已发命名以及为学次序之辨上，都重新回到了程颐的立场。朱子在新悟之后即作《已发未发说》，向张栻通报自己的新悟，针对《吕氏中庸辨》而重提“未发已发命名之辨”，引发了二人的深入讨论。总之，朱张“未发之辨”的最大意义即是触发朱子的“己丑之悟”，并促使朱子的“中和思想”走向定型。

来源：《中国哲学史 》2023年01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