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 | 首都银行（中国）行长黄振东：基本实现授信群体本地化 深度探索内循环更深层结合

财联社7月31日讯（记者 徐川） 来自菲律宾的首都银行（中国）在华稳健运营已有13年。作为一家中小型规模的外资银行，在展业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又如何深度参与中国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

面对开业初期的挑战，首都银行（中国）执行董事兼行长黄振东近期在接受财联社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需要逐步实现经营管理层、董事会治理、授信客群的三个本地化，目前已有90%的授信群体是本地客户。

首都银行（中国）执行董事兼行长黄振东

风险防范是银行业经营之本，尤其自去年以来，在海外央行加息背景下，多种外币的币值波动加剧，这对外币的资产负债管理提出更高要求。这在黄振东看来，主要通过管控外币资产占比，以避免因海外央行加息而出现较大的利差损失；同时，还对负债端的存款启用了单一客户上限管理。

展望未来，黄振东表示，随着服务半径与服务客群的持续拓展，首都银行（中国）将积极探索更深层次融入国内的内循环，由制造业投资主导逐步向消费领域倾斜，外循环则立足于菲律宾所处的东南亚，这一地区正是“一带一路”倡议及RCEP的主要对接口。

高管、董事会治理、客群已实现本地化

外资机构在华展业，本地化发展是一道必须跨过的坎，如何实现本地业务拓展，推动可持续成长，是植根中国市场的关键所在。

在启动本地化之前，业务经营存在着痛点、难点。黄振东坦言，在由海外分行转为法人银行机构的初始阶段，虽然网点正在持续拓宽，但受限于本地化程度偏低，对境内市场客户的了解也有待提高，因此业务发展的差异性很大，风险爆发的情况也比较严重。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银行稳健经营、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也是本地化经营迈出的第一步。

“自2015年后，首都银行（中国）陆续开始本地化，至2022年基本落实高管本地化。”黄振东表示，此后就要实现董事会治理的本地化，相较于很多外资银行分属于其母行的国际条线，而首都银行（中国）的母行总部就在亚洲，再加之创办人是华人华侨，因此并未有这方面的困扰，目前的经营管理是对本行的董事会直接汇报。

公司治理本地化持续落实，经营客群的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据黄振东透露，目前首都银行（中国）90%的授信群体是本地客户，而早期基本都为外资客户，客户准入的本地化正逐步完成。

跨境业务“三步走” 期待金融领域更深层次开放

今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不断强调，“未来金融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此前在“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上指出，将继续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稳步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随着金融开放进程加快，外资银行在跨境金融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振东表示，首都银行（中国）的跨境业务发展可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就是直接帮助外资客户“走进来”，更多是依靠母行的业务优势去吸引外资客户在华展业，因此早期的外资客户居多。

第二步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据黄振东介绍，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首都银行母行与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在东南亚落地了老挝水电站等合作项目。这其中，供应商有一半以上是中国国内的企业，首都银行（中国）通过参与银团贷款，帮助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

在服务“走进来”的外国企业和“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同时，同业领域成为外资银行跨境金融发展的新发力点。

“东南亚是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地区，当境内客户出口到东南亚，由于风险等因素，当地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基本无法在国内银行承兑，此时首都银行（中国）就能够利用投资评级稳定的优势，来开展信用证的包买。”黄振东介绍说。

但同时，在展业过程中，外资银行遇到了哪些实际问题？面对金融领域更深层次开放，又产生了哪些政策呼吁？

在黄振东看来，从考核角度来看，当前仍存在一些指标限制。“比如说，由于外资银行的资本规模较小，在考核成本收入比或ROE（净资产收益率）时，不同规模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采用中资银行的相同标准，效益提升的差距就会很大。”

对于市场准入层面，黄振东表示，外资银行在开展企业债券投资的同时，也有意愿进一步参与债券业务的承销、承揽。不过，目前的情况是，需要投资上万亿元的企业债券规模，才能拥有承销、承揽的业务资格，而外资银行并不能达到这个规模。

对存款启用上限管理 管控外币资产比重

今年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高企，海外个别银行机构危机余波未平，不确定性在全球银行业体系蔓延，对银行业的风控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外资银行整体经营较为稳健。人民银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2）》显示，外资法人银行的评级结果位于2-6级，仅次于开发性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央行评级等级划分为11级，分别为1-10级和D级，级别数值越大表示机构风险越高）。

黄振东表示，从母行的经验来看，首都银行创办至今，经历了多场全球性、本土性的金融风暴冲击，在分类管控信用风险的同时，对流动性也有严格的监测管控。

“从整体银行业来看，监管部门对贷款五级分类的要求趋于严格，这是一个好现象，早期的管控可以避免市场冲击产生的贷款质量恶化。”黄振东在谈及具体风控措施时说道，在遵循国内贷款五级分类、采取贷款集中度管理的同时，还基于流动性层面，特别对负债端也启用了集中度限制，对单一客户的存款进行上限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多个海外央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多种货币币值的波动性加剧。

对于外币资产的风险防控，黄振东表示，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通过控制外币资产与负债的匹配度，能够避免出现期限错配严重的情况，否则可能随着美联储加息而出现较大的利差损失。

尝试多维度服务城投企业

随着金融服务需求端日新月异的变化，供给端持续创新方可适配。外资银行在华展业过程中，需要平衡好供给与需求。

“从首都银行（中国）自身来看，金融服务的供需错配是比较明显的。”黄振东表示，毕竟目前仍然是一家规模较小的银行机构，很难做到规模大的客户，因此必须要去平衡资本占用与业务负荷。

具体来看，黄振东表示，在客户本地化的过程中，为城投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对于外资银行是一种创新业务，因为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去对国内城投企业的违约率作出分析，随后还要与母行进行客户准入的沟通。

“鉴于城投企业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是常态，这成为首都银行（中国）创新业务发展的主轴，所以投债的比重是相对较高的。”对于业务创新，黄振东进一步说道，虽然目前不具备债券承销、承揽的业务资质，但通过与中资大行及券商的合作，正在持续扩大业务的延展性。

另一方面，黄振东表示，在早期的外资客户中，由于可能面临着两地上市的业务回避或竞业限制，这对市场分工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服务城投企业过程中，发现在招商引资的同时，还逐渐参与了产业投资，外资银行也能为这些外资客户提供合作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