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上半叶，英国商品经济加速发展，重商主义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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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上半叶是英国历史的转折时期，长期的历史积存将在这里发生质变。

商品经济的繁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文艺复兴的进展使莫尔时代的人们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莫尔感受这种变化的同时也在书写这种变化，新旧交替的时代潮流在莫尔的作品和思想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这也是莫尔进行种种思索的出发点之一。

英国的城市复兴和商品经济的进展从13、14世纪就已开始，虽然当时的英国仍旧是一个农本社会，但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

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商品经济加速进展，重商主义时代马上来临，莫尔本人正是生于富有的商人市民家庭。

15世纪英国西北部以粗呢绒纺织为主的手工业也逐步展开，1500年前后的新航路开发使欧洲经济的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这都给英国经济的崛起带来巨大契机，以羊毛为主的英国商品得以大量外销，这大大加快了英国农业商品化的进程。

16世纪上半叶，羊毛价格的上涨促进英国羊毛贸易的大繁荣，英国的布料出口从1500年的5万匹上升到1550年的14.7万匹。

这些布料主要是输往尼德兰的安特卫普进行染整，再销往德国市场。

羊毛及羊毛制品已占英格兰出口业的4/5，这给以羊毛产业为主的北方带来了近半个世纪的经济繁荣。”羊毛产业的高额利益大大推动了圈地运动的进程，虽然最新研究表明都铎时期圈地运动的整体规模并不算大，但其影响仍旧是不可忽视的，圈地运动带来的社会贫困和动荡使莫尔在《乌托邦》中发出了“羊吃人”的呼声。

13、14世纪以来欧洲王权壮大与商品经济进展、市民阶层壮大是同步进行的，英法等级会议的召开使得国王与市民阶层联合，共同向封建主义发起挑战。

到了15、16世纪，贵族势力削弱，王权进一步强化。

具体到英国，百年战争促进了英国内部的民族认同与凝聚，贵族也在战争中元气大伤，这将有利于王国的统一和王权的扩张。

从1455年起，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红白玫瑰战争，大量贵族在战争中丧生，贵族集团间的自相残杀大大消耗了贵族阶层的有生力量。

最终，兰开斯特家族远亲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思战争中战胜了约克王朝的国王理查三世，随后建立了都铎王朝，这在莫尔的《国王理查三世史》中得到了记载。

当时北方派首领理查三世及众多追随者被杀，之后亨利又将残余势力宣布为叛党并大肆杀戮。

统治稳固之后，亨利继续在全国范畴内实行打击大贵族的政策,亨利控告他们违法乱纪,课以罚款或者剥夺公民权并没收财产或者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一一将其处死。

1504年，亨利颁布的《取缔家兵法》规定:凡是拳养家兵的人均应在星室法庭受审，一经供述、审讯以及验明证据后即可将被告定罪。

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王权强化是都铎王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体制的完善是莫尔廷臣思想的重要背景。

另外，莫尔对于政治道德的评价以及在宗教问题上的两难选择也都与此紧密相关。

王权复原、社会秩序逐步稳定的同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果也在都铎英国传播开来，这一时期内英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人文主义学者。

从1475年起，牛津大学多次邀请意大利学者来校讲学，传授古希腊文字与文学方面的知识。

还有不少英国学者赴意大利求学，学成之后回牛津大学任教，如格罗辛和林纳克从意大利返回英国后就在牛津大学教授古希腊学问,林纳克还翻译了部分古希腊学者的作品。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出生于英国富商家庭的克雷特是英国文艺复兴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意大利求学期间博览了古希腊典籍,深受新柏拉图主义的熏陶。

回国之后,他反对经院哲学的说教，从新柏拉图主义的角度出发重新研究《圣经》,并且取得丰硕成果。

克雷特在牛津的讲学引起了很大反响，大量师生慕名而来，其中就有莫尔。

克雷特是莫尔的良师益友，莫尔的人文主义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影响。

欧洲大陆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莫曾三次到访英国，与英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这也是英国文艺复兴的重要事件之一。

伊拉斯莫的一些重要著作就是在英国创作的，如拉丁语《圣经》和《古希腊语圣经》。

值得一提的是伊拉斯莫与莫尔私交甚好,他曾住在莫尔家中,莫尔还为伊拉斯莫介绍过赞助人。

在《国王理查三世史》和《乌托邦》等著作的创作过程中，莫尔受到了伊拉斯莫的影响。

从14世纪威克里夫运动开始，英国在中世纪晚期就掀起了反教皇和改革宗教的浪潮。

另外，中世纪晚期的英国拥有较为强大的王权，敢于与宗教势力对抗。

到15世纪时期，英国教会基本被国王降伏了。

如玫瑰战争末期，当爱德华四世的儿子在威斯敏斯特宫避难时，理查三世无视宗教避难权，以武力进攻相威胁，逼迫当地主教交出王子，最终如愿以偿。

英国世俗政权对教会势力的压制一直连续，但长期以来与罗马教廷之间保持着某种平稳，直到亨利八世时期被打破。

由于离婚案问题，亨利要求英国教会彻底脱离罗马教廷，由国王出任英国教首，从而引发了英国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在当时的都铎王朝引起相当大的波澜，莫尔与亨利八世的分歧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宗教改革是英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同时也是莫尔人生中的关键事件,与亨利在宗教改革观念上的分歧使得莫尔入狱以及失去生命，莫尔的牢狱之灾也在很大程度上促发了《塔中书》的创作。

15世纪末到16世纪上半叶正值文艺复兴在英国蓬勃进展之时，从意大利传来的人文主义思潮方兴未艾，当时的英国学者对古典学研究的热情极为高涨。

莫尔的学生生涯和教育文化经历都不可幸免地打上了人文学科的烙印。

莫尔在古典文化方面的深厚素养构成了自身文化背景的主要方面,尤其是在莫顿家中担任侍从时的人文熏陶和牛津大学期间学习的古典学知识为日后的创作打下扎实基础。

在莫尔的求学与成长过程中，良师益友的启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三个人对于莫尔知识学问的积存和文化观念的养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们分别是约翰·莫顿、克雷特和伊拉斯莫。

这三人学识广博、亦师亦友，对莫尔的学术生涯影响深远。

15、16世纪英国上层社会比较流行的教育方案是先让孩子学习拉丁语，因为拉丁语不但是学术研究方面的语言，还是优秀律师的必备语言;再把他们送到当地的名人家里担任侍从，这与中世纪的骑士培养过程较为类似:最后再去正规的法律学校学习法律,律师是当时许多家长为孩子设定的理想职业。

莫尔的父亲、出生商人家庭的约翰·莫尔后来成为一名律师，并且出任英国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

约翰·莫尔也希望他的儿子走上一条与自己一样的道路。

幼年时期的莫尔被送往伦敦最好的文法学校圣安东尼文法学校接受基础教育,莫尔在这里学习了不少于五年时间，主要是拉丁文的读写。

根据斯泰普尔顿的记载，著名的拉丁语专家尼古拉斯·霍尔特在莫尔求学期间任教于该校。

当时莫尔与霍尔特已经结识,但二人的深交则是后来在莫顿家中发生的事,后来莫尔还为霍尔特的著作写过序言。

1490年，莫尔离开圣安东尼文法学校，约翰·莫尔通过关系运作将13岁的莫尔送到坎特伯雷主教莫顿家中担任侍从。

莫顿是都锋初期著名学者和政治家.他是都锋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深得亨利七世的器重，后来出任红衣主教和大法官，地位显赫。

莫顿倾向于赞助文人、勉励学术，他的家中经常高朋满座、学者云集，是当时伦敦学术交流和探讨的重要场所。

莫尔幼年时期与当时知名的剧作家梅德沃尔关系紧密，那时莫尔正在红衣主教约翰·莫顿家中担任侍从，这一经历让他深深爱上了戏剧，他经常参加戏剧表演,甚至进行过即兴表演。

这一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莫尔的史学创作，他的《国王理查三世史》是英国第一部人文主义史作，但更像是一部文学作品。

因为它的语言是精雕细琢的，铿锵有力,具有戏剧化的色彩，几乎完美无瑕。

幼年莫尔深受莫顿的器重，莫顿曾当着众多宾客的面盛赞莫尔，“我们身旁的这个侍童将来必将出类拔萃”，他还极力帮助莫尔去牛津大学深造，希望他继续发挥自己的学术潜力。

莫尔也很尊重自己的老师莫顿，他在《乌托邦》中对莫顿进行过高度评价。

但是，开国功臣莫顿曾与理查三世交恶，莫顿对理查的负面看法使莫尔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先入为主式的负面观点为《国王理查三世史》中理查的恶毒形象埋下伏笔。

谈到莫尔的文化背景，就不得不提德国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莫。

二人友谊深厚，学术交流也很多。

莫尔在伊拉斯莫寻找赞助人时给予过很大帮助，伊拉斯莫向莫尔介绍了当时的著名画家小荷尔拜英，后者长期被莫尔庇护，并且为莫尔及其家人创作许多肖像画，这些画后来成为宝贵的图像史料。

伊拉斯莫写给胡滕的信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莫尔，这成为莫尔早期传记的重要补充。”另外，伊拉斯莫的著作和思想是莫尔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

莫尔的《国王理查三世史》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伊拉斯莫的《论基督教国王的教育》的启发，后者塑造了一位圣主明君形象，为神圣罗马帝国王子查理提供劝谏，而前者则是从理想君主的反面出发，用理查的恶毒形象来劝诫君主警惕恶行。

莫尔在《乌托邦》中表现出对僧侣的怀疑和批判，这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伊拉斯莫的《愚人颂》，后者对腐化的天主教僧侣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

唯一不同的是，莫尔的责备是有限度的，不像伊拉斯莫那样毫无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