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为何至今都没有修出来？

一、

在世界文明当中，唯独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最为清晰。这一切要归功于历代中国人孜孜不倦编修史书的热忱。

正是我们的史学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料文献，才给后世研究历史打开方便之门，甚至也给周边国家研究其本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小的帮助。在这些史料当中，分量最重的当属历代正史，比如《明史》《元史》等等。

在朝代更迭、国号更易的时候，新政权雷打不动的一件事，就是给前朝修一本官方史书，历陈其兴衰得失，让后世统治者引以为鉴。

但清朝灭亡一百多年了，为什么属于清朝的“墓志铭”——《清史》却迟迟没有修出来呢？

早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的第三年，北洋政府就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专门编修《清史》的清史馆，负责人是清末的封疆大吏，前后担任了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等地方重镇军政一把手的赵尔巽。从1914到1927，一帮子人写了13年，总算是基本写全乎了。

但当时局势动荡，而赵尔巽又自觉快要油尽灯枯了，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给来不及再正式编校的这版《清史》定名为《清史稿》，尽快交付刊印。当年9月3日，清史馆馆长赵尔巽逝世。

《清史稿》当时印刷了1100多套，被编修者金梁卷走了400套，躲到了东北并且自己增删了一些内容交付出版，是为“关外本”。留下来的其他编修者反对金梁自作主张，针锋相对地刊行了“关内本”，一共536卷，八百万字左右。

结果你猜怎么的？很快北伐军节节胜利，北洋政府被取而代之。新的国民政府将《清史稿》列为禁书，不但不准买了，还准备收缴。

当时国内外的不少学者和书痴都提前预定了《清史稿》，结果横遭变故，以至于一个个成了花钱买空气的倒霉蛋。

一年多后，《清史稿》解禁，但在社会上和学界中，却是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社会上主要是对《清史稿》的编撰班底成员非常不满。因为这些人里，基本上都是前朝遗老，清朝对他们有恩，他们从前也是为大清皇帝效命的，自然会万般美化清朝，而对辛亥革命政权态度冷淡。

事实也的确如此，翻看《清史稿》能够明显看出来，作者的立场完全站在清朝这一边，对于清末的各种丧权辱国之遭遇一笔带过，而对革命党人的活动语焉不详，甚至态度贬抑。也难怪北伐胜利以后，新政府对此书一度予以封禁了。

有不少人痛斥，让这帮人来写清史，对民国而言乃奇耻大辱！愤怒之情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历朝历代，都是本朝的人给前朝修史，哪有让前朝的遗老修前朝的史呢？这些遗老当个口述历史的资料来源倒不错，组织起来当修史的主力团队，果然北洋政府某种程度上是清朝的延续，实锤了！

学界对《清史稿》的批评，主要是集中在其错漏之上。说实话，这个编撰队伍的水平确实谈不上顶尖，而且修的时间不算长显得仓促，又处在动荡之中，编出来的史书质量难以保证，以至于出现了许多低级错误。

举个例子，《清史稿》中谈到了俄罗斯，竟然说这个国家靠近大西洋，其国人信奉天主教。但实际上俄罗斯离大西洋远着呢，而且人家多数信仰东正教。这本是常识，但《清史稿》的编撰者却搞错了，不难看出来其世界地理风俗的知识过于贫瘠了。

不过，《清史稿》也并非一无是处，还是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尤其是那帮编修者，虽然的确是前朝遗老，但都是饱学之士，只不过都是学的传统文学，文言文功底深厚，使得《清史稿》文风明快，简洁爽利。后来再想要重修清史，恐怕编撰班底很难再搜罗到这么多古文水平精炼的编者了。

《清史稿》令各方都不满意，需要重新编修，这在历史上也并不孤单。像欧阳修等人就是对《唐书》不满意，所以编修了《新唐书》。而明朝开国之初，由大儒宋濂牵头编写的《元史》，也因为错漏百出，到了清朝终于有个叫柯劭忞的编了《新元史》，被北洋政府列作“二十五史”。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给清朝写“墓志铭”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了。建国初，董必武曾经提议编修《清史》。但当时百废待兴，根本腾不出手来组织编撰委员会，更难拨出资金来，于是此事暂且作罢。

1959年时，修《清史》的事情再度被提上日程，但旋即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1965年中央终于定调，连编撰委员会都已经成立了，各个专家学者都准备好了。可惜，众所周知，这个时间节点实在是太不妙了。

直到2002年，在众多历史学家的呼吁之下，国字号清史纂修工程终于正式启动了。这一次成立的编委会由著名的清史学者戴逸挂帅，戴教授此前就为修《清史》多方奔走，自己作为清史名家，也倾注了许多心血在这一领域。

这一次的清史编修，戴教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可以用“两个全局”来概括。

第一个全局就是清史纂修工程的全局，戴教授把这个浩大的工程分解为三个部分：其一是主体工程——修一本《清史》；其二是基础工程——整理清朝有关的历史档案文献；其三是辅助工程——设置图书馆、档案室、电子化图书网络中心等。如此一来，既可以编出一本高质量的《清史》，又能妥善收集、整理、保管好清史资料，为海内外学者研究清史提供便利。

第二个全局则是上面提到的主体工程——修一本《清史》的细致布局。仅仅是2003到2004这短短一年时间，专家们就筹开了8次会议，商讨这本《清史》该采用何种体裁体例。综合考虑编委会成员和国内外专家的意见，戴教授最终敲定，《清史》将会分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和图录五大部类。

其中的典志、传记、史表都是传统史书的经典体例了，而通纪则是近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章节体史书的体例。至于图录，则是二十四史当中罕有的，可以说是这一版《清史》的创新点。正因为清朝所处的时代，人类摄影技术已经被发明应用，所以相比于从前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我们能够从一张张照片当中追寻清朝的历史走向。所以，对这些图片的辑录，以图证史当属首创。

根据公开的报道消息，至少在2008年前后，这一版的《清史》就基本完成了纂修工作，正在进行后续的审稿。如果从2002年工程启动的年份算起，如今过去了21年了！按2008年算，也已经过去了15年，为何千呼万唤读者翘首以盼，这一版的《清史》他就是不出来呢？

三、

从审稿花费的时间甚至比成书时间还要久来看，可见审定校对的工作耗费了大量精力。尤其是审核部门的意见，往往决定着一本书是否可以交付出版。对于《清史》而言，史学家要考虑的事情往往是如实描述历史，但审核部门可能要考虑得更全面。

因此，必然会给出种种修改意见，观众们等着心焦如焚，而《清史》的编纂者们肯定也改得焦头烂额。这毕竟不是一本私人著述的史书，而是国家牵头的大项目，涉及方方面面，迁延日久应予理解。

除开审核方面的缘故，编撰者们也客观透露了《清史》编修中遇到的两个无法规避的困境。

首先就是书出多人之手，导致风格难以统一，甚至出现纰漏。像《史记》主要是由司马迁完成，《汉书》则是由班固写就，他们编修史书的过程中，肯定也有其他人从旁协助，但成书的功劳大部分是属于他们本人的。一个人完成一本数百万字的著作相当困难，所以叫“发奋著书”。

司马迁、班固等人都是史学世家，文史底蕴深厚，对他们来说只要身体健康时间充裕，《史记》《汉书》总能修出来的。这样就保证了他们对这一倾注毕生心血的著作非常熟悉，且全书的行文风格高度统一。

而《清史稿》这样的集体创作的官修史书，虽然成书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因为是组织文人写作班底来写的，他们行文风格迥乎不同，各自只负责一部分。打个比方，这些年我们看的一些主旋律电影，就划分成了不同的篇章由不同的导演执导，结果拍出来整体风格各有不同，而最终的质量也参差不齐。群体性的修史工作比之单打独斗，优劣势就在于此。

戴教授的学生、参与本书纂修工作的学者马大正就曾披露了他们工作中的一个大乌龙——忘了写慈禧太后的传记了！集体创作的时候，大家各干各的，忙起来就容易出错，尤其是各部分交叉的地方，都有涉及却都容易忘记——误以为归对方负责。

比如写清朝人物传记的时候，妇女卷的负责人认为光绪朝卷的编修者会写慈禧的传记，而光绪朝卷的编修者却认为慈禧的传记应该放在妇女卷。就这样，最后审阅时赫然发现，缺失了慈禧的传记。

其次也是戴教授非常苦闷的一个困境就是，本来集体创作就有上述第一点讲到的不利因素，而这些集体创作者们却偏偏绝大部分都是兼职的。编委会成员们的学术水平毋庸置疑，但他们往往都有各自的工作单位。

不是在研究所里研究自己专精的领域，就是在高校有教学任务，要指导研究生。尤其是名气越大能力越强的专家，他手头的项目工作和各种学术会议就越多。纂修一部朝代史，少则十年长则二十年，就算经费充裕肯把一个学者完全的“包下来”转为全职，也极少有学者愿意。

对于这些清史专家而言，一个十年、二十年，很可能就是人生中最年富力强学术高产的岁月，如果全都押在了这版《清史》上，风险过大了。

《清史》如能顺利出版获得好评，倒也还好。倘若像这样迟迟不能出版，苦熬十余年甘坐冷板凳的滋味，只能是心里苦却无人诉说了。由此我们不禁更加佩服，在古代文史资料搜寻困难的条件下，那些青灯白发十几年如一日专心著史的史学家们，能够写出一本流传后世的史书，这背后岂止是呕心沥血能够形容的！

新中国版《清史》，到底是用白话文写作还是文言文亦或是文白兼顾呢？对于清朝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它是如何描述的呢？这本史书的总体基调又是如何？对清朝是赞赏更多还是批评更多呢？读者们有一个个饶有兴致的问题亟待回答，就等着这套史书正式出版发行谜底揭晓了！让我们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