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治有理 | 卢阳旭 张娟娟：科学应对“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兴起是这一变局的关键特征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卢阳旭、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娟娟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技术民族主义按实施主体、动机和手段可以区分为“自强性”技术民族主义和“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这两种基本类型。混淆这两种类型，在国际政治中如果不加区分地使用技术民族主义概念可能将造成很大危害。应当澄清相关概念，维护后发国家自强性科技发展的正当权益，揭露技术领先国家“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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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主要科技创新国家（区域）的科技发展战略正在表现出日益强烈的民族和国家属性，世界正卷入新一轮的技术民族主义浪潮。例如，美国强调“美国优先”、推动与中国“科技脱钩”，欧盟提出坚持和加强“技术主权”，日本通过限制关键技术出口对韩国高科技产业精确打击，印度以“国家安全”“民族优先”为由限制中国科技企业发展，等等。技术民族主义概念被不加区分地使用，也被西方发达国家用作污名和打压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工具。对这一概念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国冷静、沉着应对本轮技术民族主义挑战，为我国建设科技强国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技术民族主义的表现

技术民族主义源自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是近现代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它主导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为广大殖民地国家寻求独立解放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经济领域，强调国家支持民族产业发展、寻求经济自立自强的民族主义思潮，是与经济自由主义（及与之相关的全球主义）相竞争的经济主张，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主要大国，在经济追赶阶段和国际经济竞争中都曾采取过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曾以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支持本国产业发展，寻求摆脱殖民主义经济的控制和对中心国家的依附。

随着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与经济民族主义既内在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技术民族主义日益受到重视。二者相同之处在于，与全球主义相比，都更强调国家安全和本国利益而非全球发展目标，更强调政府而非全球市场力量在引导产业（技术）发展中的作用，更倾向于选择封闭（或有条件开放）国内市场、限制国际合作、提升本土竞争力的经济（技术）政策。不同之处在于，技术民族主义更强调科技的作用，将技术视为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认为国家要富强就必须实现技术的本土化，因而把技术发展和管制作为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要素。

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实践历史已久，但概念的普遍应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技术竞争。1987年，后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的赖克将美国采取措施与日本争夺技术制高点视为技术民族主义。此后，很多学者都开始使用这一概念，而且将其与后发国家（地区）联系在一起，用来描述后发国家（地区）特别是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地区）旨在加强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各种技术政策。技术民族主义概念在使用场景上的变化，一方面表明无论是技术领先国家，还是技术后发国家都有可能采取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另一方面表明有必要进一步澄清技术民族主义概念，将不同类型的技术民族主义区分开来。

“自强性”和“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的区别

现有研究通常将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区分为“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和“防御性”民族主义政策，也有学者分别称之为“自强型战略”和“遏制型战略”。前者主要指通过聚焦本国科技能力提升来赢得国际竞争；后者则主要指通过限制技术贸易或战略物资出口等方式来遏制竞争对手，让自己赢得国际竞争。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不同学者在完全相反的意义上使用“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和“防御性”民族主义这两个概念；另一方面这两个概念虽然突出了进攻和防守的动态博弈过程，但并没有直接体现不同国家在实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前的国际竞争地位，增加了技术民族主义被混用、误用的可能性。

为此，综合不同历史时期和各个国家技术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本文从实施主体、动机和手段角度，将技术民族主义区分为“自强性”技术民族主义和“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两种类型，并希望通过这种区分澄清技术民族主义概念使用中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即对后发国家追求技术进步的正当权利重视不够；对技术领先国家实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霸权主义特征揭示不足。

“自强性”技术民族主义的特征和影响

“自强性”技术民族主义的实施主体主要是技术后发或追赶型国家。动机主要是提升自身科技实力，追求技术自立自强，避免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以促进本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手段一般是通过加强技术规划、资助研发、税收激励，以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科技创新政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先进技术。

对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来说，“自强性”技术民族主义是必要的。首先，提升本土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是后发国家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后发国家的正当权利。其次，“自强性”技术民族主义离不开引进、消化、吸收先发国家的先进技术，因此一般也会拉动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和技术转移扩散。此外，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具有一定公共物品属性，有较强的正外部性，“自强性”技术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也能激励各国对科技创新的投资和竞争。这些客观上都有利于推动后发国家乃至人类科技事业的整体发展。

“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的特征和影响

“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的实施主体主要是技术先进国家。动机主要是对竞争对手进行技术压制，以维护本国技术优势甚至垄断地位。手段一般是以泛化的“国家安全”等为借口，采取技术出口管制、市场准入限制、知识转移限制等政策，有时则会综合运用政治及外交手段确保上述政策的执行。

“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通常具有较强的破坏性作用，零和博弈的行为倾向比较重。首先，以技术优势和霸权主义手段打压后发国家技术进步，压制后发国家科技创新和发展。其次，把技术发展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泛化国家安全、滥用出口管制、限制市场准入，制造技术标准和市场分裂，阻碍技术流动和扩散，不利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和全球供应链安全，削弱世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此外，“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还容易引发国际社会“囚徒困境”式对抗和连锁反应，销蚀国际合作和互信基础，危及国际安全秩序。

“二战”以来，全球至少出现过三波典型的“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是“冷战”期间的美国及其盟友对苏联的科技打压。冷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采取多种严厉措施，限制苏联获取各种敏感技术、产品和设备。第二次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滞胀”期，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由于当时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和产业发展威胁了美国在此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迅速发起了“301调查”，并与日本签订了《美日半导体协定》。技术民族主义概念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并用以指明美国对日本技术打压政策的深层逻辑。第三次是2018年后，美国强化对中国的科技打压。虽然美国一直都在限制中国获得某些高新技术，但近年来快速强化了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压力度。

“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的危害

如前所述，区分不同类型的技术民族主义，目的是为了明确技术民族主义概念的适用范围，避免将存在实质差异的行为贴上同样的标签：后发国家将技术领先国家对其实施的技术打压视为技术民族主义，同时，技术领先国家也将后发国家的自主创新政策认定为技术民族主义。

对历史上发生过的几波技术民族主义的分析显示，“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由于符合人们更倾向于将问题归结于对方的思维习惯，以及具有更容易实施、短期就能见效等特点，往往会首先进入技术领先国决策者的政策工具箱——正因如此，它在历史上很常见。与此同时，历史也表明，“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最终效果，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影响，博弈双方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在打压与被打压情境下本国创新体系的调整能力和创新绩效——打压方和被打压方都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另外，技术领先国家持续采取“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会迫使技术后发国家不得不另寻他途，并造成某种程度的技术脱钩状态。更重要的是，持续执行的“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会严重损害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增加不安全感——这会大大增加技术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化的风险。

中国应对本轮技术民族主义的对策建议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是这一变局的关键特征之一。各国应对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的方式将深刻影响未来世界科技发展格局和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建议积极防范世界滑向极端技术民族主义陷阱，大力构建以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有序流动、创新红利公正分配为基本目标的国际科技竞争新秩序。

维护和支持后发国家追求科技自立自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正当权利

一是继续坚定不移地走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这是应对“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的根本之路。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理念，通过面向全球的科学基金和大科学工程，为人类科学知识发展做出“看得见”的贡献。三是设立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基金，推动我国创新技术的扩散，惠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四是重点在公共卫生、全球气候变化等社会公益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推动相关技术转移扩散。

积极反对“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

一是在各种场合揭批“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的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本质及其危害；反对科技竞争过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倡导适当窄化“国家安全”边界。二是围绕世界贸易规则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供应链安全等议题，就技术民族主义概念的界定和“不合理的”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边界进行广泛的对话协商，并以此推动全球科技治理向更公正、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三是广泛联合全球化技术扩散的受益者和技术霸权主义的受害者，稳固反对“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的基本盘；深入研究和理解他国技术民族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采取措施更好地调整科技创新红利分配，削弱“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支持者的基本盘。

完善我国科技创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一是坚决反对、努力避免科技脱钩，并通过进一步完善我国科技创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推动我国更好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及时、科学地清理其中不符合世界主流规则和我国新发展阶段要求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市场准入、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等可能被指责为不合理技术民族主义的条款内容，提升我国科技“软实力”。

如前所述，全球化进程在过去几十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在改变国际格局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各个国家收益不同的局面，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催化剂。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很多国家担忧被甩在新一轮竞争之后，为了保证本国在技术领域的发展空间，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不可避免。理性区分与看待“自强性”技术民族主义与“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在为我国科研院所、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和政策支持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对于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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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家治理》2023年7月上

原文标题 | 科学应对“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

作者 |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卢阳旭；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娟娟

原文责编 | 李 懿

新媒体编辑 | 王皎皎

美编 | 王嘉骐、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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