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 数字的想象力有多神奇？

陆铭：各位青少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我是一位经济学家。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是在复旦读的经济学的专业，后来一路就读了硕士、博士，也可以说有点偶然。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应该说读了硕士和博士以后，很多人都会选择直接去工作，大家觉得做老师是一个比较清贫的职业，但是我自己因为一直比较喜欢读书，喜欢做研究，所以也就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

我以前读经济学的时候，应该说是大家通常所讲的那种学霸吧，学习成绩比较好，所以当时有一个保送的机会。回想我当时读高中的时候，其实自己最想学的专业是新闻学，那个时候觉得如果是做记者，可以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非常酷。但是后来保送时很偶然，我们学校没有给我们提供关于新闻学专业的保送名额，所以老师劝我说，你就读经济学吧。其实我自己那个时候，对经济学的一种印象是不是经济学就是会计，就是打算盘，所以那时候就非常偶然的，莫名其妙地就读了大学经济学专业。

在大学前一两年时间，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学专业课，我自己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对学习提不起兴趣，但是还是很喜欢读书，所以后来一路读。老师说，你为什么读完本科以后，还读硕士？我的回答就是因为喜欢读书，后来读了硕士，又读博士。那个时代我们读完博士以后，都觉得应该是去证券公司、投行。当时我自己的同现在学很多都是一些业界投行的经济学家，但是我自己就觉得还是留在高校里当老师是最适合自己的一个职业，可以做做研究、读读书，同时也是一个教书育人的教书匠。我有时候自己把自己称之为叫职业读书人，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的经历。

作为一个职业读书人，应该说我还是有很好的读书习惯，我自己每天晚上睡觉前最后做的一件事情，一定是在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专业的、还是文艺的，包括小说，什么都读。年轻人可能更多喜欢去看电子书，但是我自己是一直摆脱不了对纸质书的依赖。我自己在出差的时候，也是随身一定是要带本书的，在机场很嘈杂的环境里面，我们有时候出国，飞机上都有十个多小时的时间要飞，我就看书。我自己觉得只要有本书在手，周边的环境再嘈杂、人声鼎沸，我都能让自己的心非常快速地安静下来，进入到我的阅读的对象里。这是我这么多年，保持的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大家都知道，一直到今天都有所谓文科生、理科生的差别。我觉得现在对于文科生来讲，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要有一点科学的思维能力和习惯，因为社会科学通常被大家理解为是不是特别软，但其实社会科学也是要去探究人类社会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都是在追求规律，而且用的手段我们也大量地借助于比如像数理的统计、数学的模型，甚至有些实验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文科生，尤其是社会科学，要有理工科思维能力和方法的运用。反过来讲，我觉得理工科的学生也需要有人文的底蕴，因为如果我们只把技术当作是一个技术的时候，它似乎是中性的，但是技术的应用它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文的考虑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在数字化转型，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数字这种手段对于有一些弱势的群体，其实不太友好的，比如，从地区角度来讲，发达的大城市网络特别发达，欠发达的农村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网络条件；在人群方面比如老年人，他对于数字化的手段的应用就可能很吃力；再比如说，我们有些残障人士、视障人士，他对于数字化的手段的应用也会觉得特别困难。

如果要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那我们刚才讲到的弱势地区和人群，就不会在数字化的时代获得这样的红利，甚至会产生数字鸿沟的问题。所以我接触到有一些朋友，他本身出身是工程师，然后做的公司，可能是一些平台经济的公司，但是现在也在致力于用数字化的手段去帮助那些弱势的群体，去解决他们生活当中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项目本身不是市场或者利润导向的，但是对于增进人类的福利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工程师，或者说理工科的学生，如果在学习和成长阶段没有这些人文的素养的提升的话，可能在未来职业发展里，就会忽略这些维度，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顶尖的理工科学生应该具有的状态。

我是研究城市经济的，会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到底学什么。讲到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会问：学什么，当然我们是学课本里教的那些、课堂里学的那些东西，其实可能这个思维方式一定要改过来，因为随着现在经济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应该说我们整个国家对于创新能力就越来越强调，而创新往往就是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有的时候都不是在课堂里能够学得来的。

还有就是，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很重要的变化，服务业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服务业的占比还会进一步提高。有一些发达国家，服务业在整个经济当中的占比都要超过百分之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那么在中国有些大城市，像上海、北京，服务业的占比也要超过百分之七十，甚至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水平了。

在服务业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特别需要人和人之间进行相互交流。比如说，你在创新的行业里面，需要跟自己的同事进行频繁的讨论，还有思想的交流，这时候对于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活跃能力就非常重要。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我也没有那么高大上了，我以后也不想做科学家，我也不会成为一个创新的引领者，但其实服务业也特别需要，人和人之间相互的交流和打交道、人和人之间接触的时候，如何变得友善、容易沟通、比较温文尔雅、知书达理，其实在服务业的发展里面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一个城市当中，你不断地接触新的事物、新的消费方式，这个时候你积累一种对于城市生活的经验，对于未来自己从事到服务行业里面，能够融入城市的新的生活方式，来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其实也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我特别提醒青少年朋友们，在学校读书之外也要进行综合素质的培养，通过观察身边的新的事物去接受新的信息。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角度来讲，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好奇心，所以，我在跟各位青少年朋友谈，不要只注重书本上的知识，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八零年代的时候是我的高中时代，校园文化还是非常繁盛，当时我们在学校里面有自己办的学生报纸，有自己的广播台，还有很多学生活动，比如课余的时候大家会做演讲、做辩论，还有学生会会组织我们，比如说，业余搞自己的学生超市，还有就是我们会聚餐。然后到了读大学的时候，一有机会就去听讲座，特别是那时候我读经济学，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大神级的人物做讲座，像看到偶像一样。后来自己也做了学者了，跟一些当年大神级的经济学家在一起开会，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当初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是怎么去追随他们去做研究、开研讨会、读他们写的东西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父母都在跟我们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那个时候讲的意思是，会有很多朋友帮你。其实现在在这个社会里，我觉得朋友的意义在于，每一个朋友可能给你一种新的看世界的方式，或者说给你一种新的知识。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跟我同班同学的交往倒还不是那么多，因为我觉得同专业的朋友学的都是差不多的东西，但是我那时候交了一群跨专业的朋友，因为我们在大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就是广播台。我前面也给大家讲到过，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特别想当记者，后来学了经济学以后，这个梦想就一直在心头萦绕，然后就做了广播台。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学一年级开始做，做到大学四年级，我做了四年广播台。我以前是做播音员的，现在你们看到的很多播音员在电视台上面，都是我们同代的，比如说央视的劳春燕，就比我高一届。我们当时同时在台里的，我也差一点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我当时不去读硕士或者博士的话，我就进媒体了，没准现在就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反正阴差阳错，后来就觉得自己还是适合读书，喜欢做研究，然后继续读硕士和博士。

但是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在做广播台的时候，第一就是接触了各种各样专业的人。我自己周边有学中文的，好有才华、很会写东西，写下来的东西就是很美的文章，会写古文，还有比如学外语的，还有学新闻媒体的，当然还有学社会学的，当然也有学经济学的，就觉得各种各样专业的朋友在一起，大家可以经常去讨论问题。

那段经历，培养了自己一些新的能力，在做广播台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我是特别有目的地要去培养一个什么能力，我没有这样去想，但是后来我自己做了老师，而且尤其最近这些年，因为视频、音频成为一种传播知识非常重要的手段，来做一些科普的活动。到了这个阶段就觉得，回想起来，自己在三十年前做的事情居然还会有用。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不要有太强的目的性，你今天在学习当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不知道在自己人生某一个阶段就会给你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这一点对于青少年来讲，应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启示：读书也不要有太强的目的性，尤其在自己年轻的时候，读书可以广博一点、泛一点；然后在交友方面，很多朋友对你有所帮助，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看问题的角度，我觉得在年轻的时代，要把自己的思维打开，不要纠结于某一个很极端的观点。

这个时代科技进步非常快，应该去重视科技进步，拥抱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化的手段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生活已经离开不了数字化的手段了，现在吃饭可以点个外卖，有些家庭可能请了家政服务员，都是在手机上下单，然后跟家政服务员约时间碰头，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手段，一方面，提高了城市生活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大量的职业。

数字化的手段不仅是在经济发展当中对我们生活影响非常大，其实在城市的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也需要大量的数字化的手段。比如，今天对于交通管理，现在的一些大数据，就在为政府的平台提供一些大数据的来源，来分析比如说实时的哪些地方交通拥堵，哪些地方道路通畅，对我们提高城市交通的效率非常有帮助。再比如说，如果是上班族的话会有体会，我们今天在上海有一个实践，就是早餐工程，用数字化的手段，可以让年轻群体在早上去上班的路上，在地铁里，可以在手机上点早餐，下了地铁早餐已经由商家放到早餐柜里了。由于有了这样一个高效率的手段，大家出门上班的时候可以早上稍微多睡一会儿，对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这种数字化的手段，除了早餐工程里的应用，还会越来越多地在我们生活当中得到普遍的应用。今天，在数字化大量应用在城市化转型的这样一个时代，不管是大家去适应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还是对于自己未来的择业的选择，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趋势。

那么，关于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我自己写的《向心城市》这本书里，还有专门的章节，讲到了城市数字化的一些变化。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误解，就是觉得我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借助线上的手段进行了，比如说，有线上的课程、线上的游戏，很多人觉得线下的交流就会变得不重要，我在书里就会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讲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为什么它会是一个误解，我的书里会有讲解。

这本书后记，就是写给青年人的，用了很多很通俗的语言。我在这本书里强调，人其实不太喜欢变化，但是我们的世界是在变化着，比如说，你看中国今天在经历了社会和经济的变迁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城市化，而且这个城市化的过程，它会表现在人口流动方面，会有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然后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

这个过程，在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可能今天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跟你出生的地方不是一样的，或者你今天如果是在读中学，等到大家以后去读大学或者就业了，你会发现你未来生活和就业的这个地方不是自己的老家。于是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情感上的负担，就是我们是不是背井离乡了，但是这是一个社会科学家需要给大家去解释的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会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里会出现城市化的过程，以及人口是从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我在这本书当中要给大家解释的一个现象。

还有房价，面对大城市房价贵，从中央到地方已经调整思维了，我们先把这称为“尊重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很多人看到年轻人进入大城市以后面临高房价的问题，现在是建更多的房子，既包括建更多的商品房，让买得起房子的人不要买得太贵；也有一些群体觉得，我可能收入没有那么高，房价降低我还是买不了。那么未来在一些大城市，政府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公租房和廉租房，去适应新市民群体还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就租房子这一点，从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比较来讲，未来在大城市租房的比率会比小城市来得更高，但是这也是大家去选择。

如果你觉得大城市这种租房的状态可以，那你可能更加倾向于在大城市待着；如果你要觉得这种生活你不想要，你觉得小城市的宁静的、安逸的、甚至有点躺平的生活比较适合自己，但是收入也不是那么高，就业机会也不是那么多，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单调一点，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接受那样的生活，我觉得也挺好，每一种选择都值得尊重。

你如果觉得一线城市压力太大，你就离开，在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甚至农村，去找一个自己适合的地方。其实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年轻的时候在大城市做积累，然后等到中年以后，甚至有的人会把这个时间设定在退休以后，离开一线城市，到一个相对来说生活成本比较低、综合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去过人生的后半段。

一个人一辈子的选择，为什么一定要在二十岁的时候，决定自己一辈子的事情？反正我是不觉得，我不知道十年以后自己会在哪里，所以大家可能很多时候在做选择的时候，也不要那么纠结了，你觉得今天在哪儿开心就在哪里过了。

另外，推荐一本书叫作《数字唬人·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这本书是两位社会科学家一起撰写的一本科普读物。我自己其实做了学者以后，回想自己当年接受的初中和高中教育，我就觉得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对于统计学、还有概率这样的一些知识是非常不足的。当然后来我也了解到现在的中学已经在补充这样的知识了，但是我仍然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专门来读一下这本叫《数字唬人》的书，对大家去理解概率、统计对我们的重要性，会觉得特别有启发。

结合这本书的内容，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平均值。平均值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时候它又非常唬人，大家可能在平常生活里，会听到一个词叫作“被平均”。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统计就是人均收入，中国今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概念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它跟人均收入是正相关的，但是又不完全相等。那么，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现在已经达到多少？已经超过一万美元一年，正在冲一万两千美元这样的水平。那么大家会觉得：有那么高吗？我自己的收入、月收入三四千。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平均和个体感受的问题。那我们在一个数字的分布里面，经常被大家碰到一种分布，我们把它称之为正态分布，有点像一个钟罩形的，它是左右对称的。那么在这个钟罩形的分布里面的均值位置，也就是平均数，正好在左边有一半，在右边有一半。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平均数还能够比较代表绝大多数人，但有的时候，有一些数据它的分布不是这种正态的、对称性的分布，它可能是一个长尾的。什么叫长尾呢，就是低收入人群，它可能是这样在往上越来越多，然后到了高收入这段时候，这个尾巴特别长，那么，你要看均值的时候，它就会偏高，这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就是你被平均了，其实绝大多数人可能是低于那个平均值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引出另外一个，会经常有用的一个统计值，叫做中位数。打个比方讲，在人群当中有一百个人，你在五十个人那个位置，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水平会比较接近于绝大多数人的个体感，这是我们在统计里面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问题，有的时候要用平均数，但是又不能只看平均数。

第二，概率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有一个例子，讲一种疾病，它的发病率，比如说百分之一，你知道了这个发病率百分之一以后去统计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这个街区和那个街区的发病率，你统计出来的数据不会是每一个地方都是百分之一的。所讲到的这个概率百分之一的概率是指，如果把所有人放在一起是百分之一，但实际上，你是把它分成不同人群的时候，可能对这个人群来讲是百分之零点五，然后对那个人群来讲可能是百分之二；然后你在这个地区统计发病率是百分之零点五，到另外一个地区发病率百分之二。

这本书里讲了一个例子，就发现有一些医生看的这个病人的人群，怎么它的发病率就比别的地方来得更高呢，是不是这医生特别坏。历史上，还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上法庭了，说要不要对这个医生展开调查，但调查下来之后，好像这医生也没什么问题，那么大家如果知道了，概率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概率在作怪。

刚才讲到，平均来讲发病率是百分之一，但是你看不同的人群的时候，他的发病率还是会有所差别的。有的时候，你对不同人群的发病率的差别，是可以去解释，比如说不同人群收入水平、年龄、教育、性别都不一样，所以发病率会不一样；有的时候，甚至你连导致不同人群的发病率不一样的原因你都不知道。因为社会科学你要解释一个现象，你不可能永远穷尽你所知道的那些因素，总有一些因素你可能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导致人群和人群之间的差别的，它纯粹就是因为偶然性的因素会导致这些差别，所以当你知道一个平均的概率的时候，一定对有一些人群、有一些地区来讲，它的概率会高一点，而对另外一些人群就会低一点。那么在我刚举的例子里面，如果你认为有一个医生他所看病那个社区发病率特别高，最后就说这个医生是坏的，甚至有犯罪的嫌疑，你可能就会误伤好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

第三，日常生活当中尤其会引人误解的相关性和因果性的关系，书里面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一个误解，就是我们很习惯会把先发生的事情当作原因，后发生的事情当作结果。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举个例子，过节日，比如圣诞节，大家会去送一些节日的贺卡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或者过年的时候你会送一个礼包。那大家想，圣诞节和圣诞卡哪个是原因呢，那肯定是圣诞节是原因，你才会有圣诞卡；但是在时间发生的顺序上来讲，是圣诞卡发生在前，然后再发生圣诞节的。

大家会说，这个是一个小事情，需要那么认真吗？但是我告诉大家，有些大事情上这种思想是非常容易引起一些误解的，比如说，我们怎么来看待地价跟房价的关系。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在造房子之前开发商会先去拍卖土地，那我们的拍卖土地的价格，其实也是挺高的，然后造完房子以后再卖给消费者。很多人就会说，房价这么贵，就认为你地价贵了。如果这个原因是成立的，从公共政策上来讲，就有很多人主张管制土地的价格，把土地的价格管制住了，房价就没有那么高了。

大家想想看，开发商在拍一个土地的时候，肯定是要去想，我这个房子造出来以后房价能卖多高，只有当他认为他的房价可以卖很高，房价背后是有需求的时候，他在市场上拍卖土地的时候才会去出一个比较高的土地价格。所以不能因为先有土地价格再有房价，不是因为地价导致了房价，而恰恰是因为有了对于未来房价的预期，才会有今天拍卖土地的地价。

你们肯定会问我：老师，我知道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逻辑以后有什么用呢？在我刚举的例子里，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道理讲明白，如果政府仅仅通过控制价格的办法把土地的价格给控制住，但是真正房子造好以后，房价还是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的，房价并不会低下来的，那么这时候你把土地的价格控制住了，房价其实没有管住。那这时候，政府控制的这个土地的地价，实际上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补贴了。

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不去把因果关系的逻辑给想明白的话，其实最后可能会导致公共政策决策里面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所得到的结果可能也跟我们政策所要达到的结果会背道而驰，这就是因果关系的重要性。

还有，在公共政策当中，今天我们讲教育，比如说看到有学区房的现象，我们都关注到城市里面学区房，比如有些好的学校，周围的房价会高一点。家长说，那我们就让孩子去上这个好学校，怎么办呢，就需要去买学区房的房子。有的家长就觉得，我家里面收入不够高，买学区房的机会全部给了高收入的家庭了，这不公平，所以在政策上就会主张说，那我们是不是把学区房打压住。甚至现在也有人主张说，要把学区房围绕的那些好学校里面的老师给平均地分摊到各个学校去，来消除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差别。那我们就会把学区房集中在某些地区，跟学区房的价格、跟教育的不均等，来直接地建立因果关系。

其实，我在做城市经济学研究时，有一个主题就是跟教育有关，通过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影响一个学校的好坏的，除了这学校的师资力量的好坏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生源。也就是说有一些家庭他去上好的学校，一方面当然看到的是这个学校可能高考的录取比例比较高，但是其实一个学校成为好的学校，往往是因为它有了好的生源。这样一来的话，你光去疏散老师，其实并不能解决我们刚刚讲到学校和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的差别，反而有可能会导致有一些公共资源没有很好地去用在它最值得去用的那些方面，比如说，如果你不人为地去分散好的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而是说你把政府的教育财政，用来去开更多的好的学校，或者说增加对于教师队伍的培训，要比简单地把学区房所围绕的好的学校里面的师资去做一个均等化的一个分布，要对促进教育有更加好的作用。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去找这本书，叫做《数字唬人》，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只有不断地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才能给自己的未来带来越来越敞亮的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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