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比》：走真实，但困难的路

作者：雅婷‍‍‍‍

《芭比》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在接受《Vouge》杂志采访时，笑谈自己为什么会对芭比乐园感兴趣——芭比乐园与伊甸园乃至创世纪里亚当肋骨变出夏娃的神话完全相反，“芭比才是最早被创造出来的那个，肯在芭比之后被创造，主要还是为了提升芭比在世界和我们眼中的地位”。

格蕾塔的解释和解释方式带有开玩笑的意味，但这样的狡黠也是她作为电影导演极具辨识度的表达方式。从《伯德小姐》到《小妇人》再到商业化特征更强的《芭比》，格雷塔总是能用不经意的姿态点明女孩不断在经历，却不被普遍诉说的“真理”，再经由银幕或电影的其他形式，将无数“真理”时刻定格成相应观众的永恒瞬间。

对部分（和我有同感的）观众来说，《芭比》的其中一个瞬间也来自于芭比在车站，以及芭比和“芭比之母”谈话时刻。格蕾塔在《纽约时报》的采访里也解释过设置这个场景的用意，和“创世纪神话反面”一致的逻辑，“上帝是一个慈爱的祖母和母亲，上帝当然会告诉你‘亲爱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才是我想传递给观众的感受……如果没有这个场景的话，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了”。

《芭比》是一部电影，也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当我们掌握了这个视角，不依靠任何指引就能知道，没有不可被质疑的规则，没有从来就该如此的世界。

我们很容易验证《芭比》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女性主导的团队构成，及作品承载议题与表达主题外。最重要的，《芭比》从视觉、剪辑、场景设置到叙事方式，都充满了女性能够超越语言，直接体认的生命经验。

作为文化作品，《芭比》的调色、音乐、场景美术和符号象征等意味，都有更丰蕴的学术坐标作参考理解。对所有从小玩过（可能是盗/其他版）芭比娃娃的女孩来说，直到芭比完全走出芭比乐园之前，我们都知道这些所谓看似碎片化且有点非时序性的镜头，是在什么样的逻辑中运行。

芭比乐园作为已实现了“女性掌权”的飞地，无论是一丝不苟的妆发，从天而降的优雅登场，还是假装吃饭的得体姿态等细节，固然都自带有的放矢的精彩讽刺意味。但首先，对玩过芭比，且在童年时期，会把芭比当成未来理想化自己的女孩来说，我们会知道那也是我们的芭比，也是我们和芭比的游戏方式。

这种说法并不夸张，考虑到国内直到上世纪80、90年代才开始的普遍外贸流通，《芭比》电影里那个真心喜欢过芭比，和芭比有“情感羁绊”的母亲，她成长经验所对应的或许是国内90后一代的女孩（一线城市则会更早）。另一方面，因为90后一代多是独生子女/来自双职工家庭，无论性别，我们都会更容易理解并代入和玩具产生情感羁绊，甚至是“心灵感应”的原因来自哪里。

在当时那场可以靠想象完成的游戏中——芭比完美的一天就意味着她醒来就会被所有人喜爱，在热舞派对中大放光彩；芭比和肯不知道留宿的意义何在，不理解不和闺蜜搞睡衣主题的夜晚有什么乐趣；芭比也不会被暴力的对待，即便是“车祸”，她和肯也会端庄坐在车里，最多有点粉色泡泡的嘭嘭提示音；芭比的世界里几乎没有和战争相关的游戏道具，即便肯真的利用芭比乐园开战，他们所赴的也是“斗舞”这样的魅力战场。

长大后的我们，因为女性意识的被启蒙，或女性议题的被讨论，或许会更理解甚至认同，女儿萨沙面对芭比让女性感到“自卑”的控诉，或者“男人恨女人，女人也恨女人，所有人都恨女人”的愤怒。

但格雷塔用一种温柔，甚至是温暖的方式化解了这一切。“如实”呈现芭比游戏正反面双重影响外，观众也很容易捕捉到《芭比》叙事主体的暗示。通过芭比来到现实世界最终和母亲葛洛莉亚相认，以及葛洛莉亚的画对芭比造成影响，芭比副驾驶乘客和心灵感应等情节。我们能够知道，在芭比勇闯现实世界和年长女性凯伦·米勒的画外音叙述之间，《芭比》还可以被看作是葛洛莉亚幻想中的游戏。

对葛洛莉亚这个角色作更进一步抽象的话，这也可以是和她有类似代际生命经验的女性的所幻想出的芭比游戏。在美国，她们或许有实际所指，即经历了不同代际女性主义解放运动后，却要接受虚假进步结果的失望的女性。在国内，这个形象并不具体，但二者也有一些情感上的共通之处，结合独生子女一代的成长背景，和现阶段面对的上升压力与下流趋势，作为成人的现实世界，客观上也远比孩童时的幻想要更残酷和让人失望。

而如果我们从《芭比》中感受到了任何令人振奋的力量，任何指认现实并渴望改变现实的勇气和行动力。《芭比》也是在用来自女性经验的语言告诉所有观众，不要小瞧游戏和幻想的能量，不要小瞧女性想象和渴望的世界，最重要的，我们不必通过否定自己来进步。芭比塑造了我们，芭比限制了我们，但芭比也教会了我们友善和非暴力的意义，也曾鼓励我们向远方走去。

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再回答《芭比》所具有的讽刺意义。调侃、幽默和制造反差等易于总结的喜剧手法外，更多让人发笑的时刻是来自于电影还将现实中的焦虑和恐惧给打破，这关于性别，更关于系统里所有性别都会经历的多数弱势群体。

可以说，从《芭比》的命名开始，电影就已能用轻巧的形式准确指出了刻板印象和偏见的运作形式。

哪怕是不太熟悉西方女权主义社会运动的观众，也能在国内女性议题和社交网络混杂的讨论环境里，多少感受到自己对芭比情感色彩的变化。在《芭比》正式上映前，如果你来自萨沙的成长背景，那你多少会对她嗤之以鼻；如果你是葛洛莉亚那一拨，曾经真心喜爱过芭比又接受过女性意识的启蒙契机，你可能不会讨厌她，但也不会觉得芭比是一个形容了不起女性的恰当表达；如果你是对性别有明确等级划分，且更在意阳刚气质的那一拨，那肯和整个芭比乐园对你……你去看这个电影本身就是在挑战自己（褒义）。

但看完《芭比》之后，被电影打动的观众，对芭比这个形象乃至符号本身，都会产生新的情感觉察。我们会意识到，芭比这个词这个形象这个存在，本身并没有问题，差别只在于你如何看她，而这个“看”本身就是被每个人所处系统里占据更大话语权的价值导向、资本机器和文化传统（偏见）所规训和塑造出来。

熟悉女权主义社会运动和理论发展的观众或许会一眼明了，芭比从出现到后续迭代本身就对应着（西方）各种女权主义社会运动的进步诉求。从保姆式母亲，到身体主导意识到成为金发碧眼的可人儿，再到多种职业多种可能多种肤色的闪亮未来。芭比作为“理想女性”文化和消费交织生产出的象征符号，本身就是“女性意识进步”的集中体现。

因此，电影开头那个塑料、精致又平权的美好乐园，对应的也是西方文化语境里现如今政治正确遍布，却还是能找出办法标榜女性进步，隐藏歧视的不公现状。另一方面，在这个文化运行系统里的所有少数群体，如少数种族、少数性取向、少数被殖民地等等群体，实际也都都和女性共享一个现实。

具体点说，格雷塔身处的好莱坞就是首当其冲的证明。我们结合她的个人经历，来重看芭比冲进美泰公司决策层说希望和女性领导聊聊的情节来看，这一切或许又更好笑了。

通常大众会把2020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作是好莱坞性别意识进步的里程碑，那一年有很多女性电影人被表彰、提名和关注。那一年，赵婷成为了好莱坞历史上第二个女性最佳导演。而在2019年，格雷塔凭借《小妇人》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但无缘获奖。芭比在《芭比》电影中问美泰高层，你们就没有女性的领导者吗？美泰CEO大怒“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这么多年历史里，我们有过一个女性领导，然后有……但是，我是妈妈的好儿子，我还是姑姑的大侄子”。

（忍不住强调，我并没有借调侃好莱坞来获得身处何处的优越感）我们也可以在此时重温电影开头凯伦·米勒的独白，她在故事一开头就说明了这是一个被精心制造出的梦，她只是还在犹豫要不要戳破这个梦的幻觉而已。

结合另一个大众文化的共识，在好莱坞的生产分销发展历史里，好莱坞通常也作为梦工场而被电影市场接纳。从这个角度来说，《芭比》从一开始也做好了这样的准备，《芭比》当然是在讽刺西方文化语境里的虚假平权，当然也在批判好莱坞作为“理想”文化生产兜售机器，本身就具有的剥削和伪善属性，当然也是在反思于此环境系统里创作生产出来的《芭比》。

《芭比》上映至今，也有海内外的文化媒体评论，指出这部女性主义电影给出的是一个保守、老调甚至有些犬儒的回答。我却倾向于认为，我们可以说《芭比》的表达形式是温和甚至温暖的，但这不文化作品并没有为了粉饰太平，给出不可能存在的假想答案，更进一步的，《芭比》也回答了在追求性别平等充满迷雾、戾气和挫败感的今天，我们还应该在意什么。

肯从系统的弱势群体，到他意识到父权社会也不会单为男性性别开绿灯，再到他返回芭比乐园以复仇为目的开启男权反攻，再到他坦言其实成为英雄和领导也很无趣和受累。肯的存在本身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回答，用更学术女性主义一些的说法也可以是，女性主义追求的不是成为男性，或者成为某个系统里能奴役他人的一等公民和特权阶层。无数次的，我们受女性主义思想感召，是因为它是为庇护弱者，对单一价值观提出挑战，造福非特权阶层绝大多数人而出现的思想。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通过芭比乐园知道，无论是本还是芭比，他们都是无数个有个人色彩的个体，可以有完全不同于大多数的追求、性格和缺点。毕竟芭比对肯想加入最高法院要求的拒绝，显得也不是很有道理。肯只要自我觉醒就能在芭比乐园中实现平权吗？《芭比》画外音的回答是，“我相信，只要肯们继续努力，他们终究会取得和现实世界中的女性一样多的权利”——《芭比》也不相信这个回答。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当然可以追问，殖民地和被殖民地女孩拥有的是同一个芭比吗？白人、非裔和亚裔拥有的是同一个芭比吗？被解放过的群体，和甚至没有解放可能，还在被不断反扑的群体拥有的是同一个芭比吗？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和诉求，但《芭比》这部电影的出现，事实上并不会完全阻碍我们对解放未来的想象。恰恰相反，她从现在出发指出了更贴近当下的路。

在《芭比》里，芭比决定从芭比乐园中出走，成为芭比之外的自己，但她做的第一件事也不是实现自己，而是去看看妇科医生。

在解释这个结尾之前，我不断想起另外一部叫《Bandits》（德语意为强盗），中文译名是《碧波女贼》的电影。这部电影和《芭比》相同的部分也在于，它用一个概念和形象为女性能拥有的未来拓展了新的想象空间。

《碧波女贼》

戴锦华在B站的女性电影赏析课程中，曾经解释过《碧波女贼》的结尾。作为被父权社会惩戒的法外狂徒，她们从监狱中逃出，靠着摇滚乐成为了女性公众偶像，但最终还是被法网恢恢编入，面对追捕她们从高楼上跃下，她们所抵达的目的地，是死亡更是自由。将《碧波女贼》的结尾放置到上世纪末民主运动和女权运动的范围来看，自由的意味确实足够鼓舞人，她向女性传递，无论结构如何束缚你，你还是要自由活成自己理想的样子。

《芭比》的高光时刻则在于，她戳破女性获得的自由，她痛诉父权社会把自由的意义夺去，却交换给她一个以自由之名构造出的新型监狱，如果自由和乐园的定义权始终在各个系统的高层那里，芭比得到了一切，芭比却不是她自己。

事实上，在整部电影救赎意味极重，芭比情感复苏的那些情节里。画外音并没有对它们作过多解读（相比“父权社会的认知失调”）。但我们却还能被深深击中，是因为我们知道芭比看到公园里有那么多人在悲伤和欢笑，芭比和露丝聊天后能感受到呼吸和风，都是因为芭比感受到了真实的力量，芭比又将此传达给我们。

真实的力量又是什么？真实会走向哪里？《芭比》和芭比的回答是，她们也不知道，但这是一条比重复昨天，假装问题并不存在的生活方式更难走的路。我们一定要走，因为只有在这条路上，我们才可能像个人那样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