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万志愿军挤在江边，遭美军炮击死伤过万，杨得志决定挥泪斩马谡

1951年4月22日，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如火如荼地展开。那天，春风拂面，19兵团的战士们紧绷的神经在战场上疲惫而执着地奋战着。

自从平津战役之后，19兵团从华北兵团的怀抱中脱离出来，投入到第一野战军的编制之中。这是一支经历了烽火洗礼、饱经战阵的部队，他们怀揣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立誓要为保卫国家、为争取和平而战斗到最后一刻。

在彭德怀元帅的带领下，19兵团走过了漫漫长征，解放了整个大西北。那些贫瘠的土地上，他们用满腔的热血和汗水，翻山越岭，开辟出一片片希望的绿洲。在烈日下，他们劳作着，将军旗插在田野里，不仅战胜了敌人，更征服了大自然。

然而，尽管19兵团背井离乡，走向边陲，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他们还不忘向贺兰山进军，追剿马家军的残部。那些顽抗不已的匪徒，他们是历经战火的刺客，如影随形地出没在这片未被征服的土地上。19兵团的士兵们，一次又一次地踏上戈壁滩，穿越戈壁滩的风沙，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厮杀。

然而，命运的魔掌并不总是仁慈的。第五次战役中，19兵团的64军和65军遭受了重创，几乎元气大伤。一系列指挥失误，使得他们陷入了艰难的境地。炮火如雨，子弹呼啸而过，他们的战友在激战中倒下，鲜血染红了大地。伤亡数字不断攀升，最终超过了一万人。

1950年的秋天，兖州的天空灰蒙蒙的，寒风呼啸着吹过城市的街头巷尾。19兵团的战士们正沉浸在训练和准备的忙碌中，他们并不知道一封急电即将改变他们的命运。

就在那个寒冷的早晨，一封来自毛泽东的电报传到了兵团的指挥部。指挥官们紧张地打开电报，只见上面写道：“限19兵团于12月5日前到达兖州藤县一带，准备入朝作战。”这个简短的命令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战争的临近，他们的心中燃起了热烈的爱国热情。

时间飞快地过去，几个月的准备和组织让19兵团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战斗力。终于在1951年的2月3日，他们离开了兖州，向着朝鲜的战场进发。无论是年轻的士兵还是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们都怀揣着坚定的信念和无比的勇气，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和平，他们将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段危险的旅程。

战场上，彭德怀元帅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计划，而19兵团作为生力军被赋予了重要的任务。杨得志将军带领着他的部队，面对着敌人的防线，铿锵有力地说道：“我们19兵团的任务是担任右翼突破美第八集团军的防线，向左对敌穿插迂回。”他的声音威严而坚定，鼓舞着每个战士的士气。

在指挥官的号令下，战斗开始了。63军奋勇前进，像一股澎湃的洪流，快速地向绀岳山地区穿插，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同时，64军也接到了军长曾思玉的命令，他们要强渡临津江，插入敌人的心脏，切断敌军的退路。曾思玉军长对着战士们郑重地说道：“64军，你们的作战任务非常重要，你们要向一把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每一个战士都将军长的话刻在心头，他们发誓一定会完成任务。

战场上的火力准备进行得如火如荼，战壕里的士兵们紧张地等待着战斗的开始。对岸的临津江看似平静，仿佛没有丝毫风吹草动。美军甚至在这个星期天举行了一场摩托艇比赛，他们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即将到来的风暴。

然而，一切都在那个春天的黄昏发生了变化。临津江北面的我军阵地突然炮火骤起，炮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轰击着敌人的防线。炮声震耳欲聋，炮弹爆炸的余波掀起的水柱像是一条条狂暴的巨龙，怒吼着向天空喷涌而起。战场上的红光闪烁，将昏黄的天空染得通红，宛如白昼一般。

临津江虽然不及我国的长江黄河那般浩渺，但它也有着自己的威严和庄严。江水宽广，大约有百米之宽，是朝鲜中部重要的河流之一。虽然江水不深，最浅处仅及齐腰之深，但江底却被美军布设了铁蒺藜，阻碍着我军的前进。而在临津江的南岸，美军构筑了坚实的防线，他们的炮火能够覆盖整个江面和对岸的要点以及道路。

杨得志将军在炮火准备进行的同时，指示着64军的行动。首先，他们要攻占敌人的防守要点，占领江桥，然后勇往直前，突破临津江，不惜一切代价插入对岸的英军第29旅和美军第三师之间的联系线，将两支敌军隔断，直奔议政府，实施战役的迂回。任务的目标清晰而明确，先歼灭英军第29旅和韩军第一师，再协同中央集团围歼美军第24师和第25师。

朝鲜战争进入了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战略规划让整个军队充满了期待。第3兵团和第19兵团已经换装了苏联武器，成为摧毁美军的最后一道防线。战争的胜利似乎近在咫尺，计划是歼灭2到3个美军师，从而彻底结束这场战争。

上层的军事领导对胜利充满信心，而这种乐观情绪也传染给了下层的官兵们。前三次战役中，我军仅凭着简陋的“万国牌”武器就让美军落花流水，如今换上了苏联的“水连珠”和122毫米重型榴弹炮，士气更加高昂。军中流行着一种“一条牙膏”主义，即相信敌人将会像挤牙膏一样，在南到北的战场上一推就完。士兵们希望能一口气解决美国人，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

然而，正是这种浮躁和对敌人的低估，导致了在第五次战役中我军遭受前所未有的伤亡，特别是19兵团。64军所面对的敌人是韩军第一师，这支由后来的“荣誉元帅”白善烨带领的师有着一定的战斗能力，与其他韩军不同，稍能与我军抗衡。尽管我军在第三次战役中迅速突破了他们的防线，令白善烨几乎绝望自杀，但64军的官兵们仍然乐观地认为，这些伪军又岂能是华北兵团的对手呢？

然而，现实却残酷地打破了他们的幻想。战场上的敌人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脆弱，他们用坚实的防线和顽强的抵抗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当战斗开始时，64军遭遇到了敌人顽强的反抗，阵地上的硝烟弥漫，炮火交织。士兵们发现，他们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一群伪军，而是一支意志坚定的对手。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我军士兵们用尽全力与敌人拼杀。然而，他们发现换装的新武器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优势，而是需要更高的技术和战术配合。伤亡人数迅速攀升，战场上的士兵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危险。

64军的军长曾思玉站在指挥所，眉头紧皱。他意识到了自己低估了敌人的实力，低估了战争的残酷性。战斗的胜利并非想象中那样轻松，需要更多的努力和付出。

战场上的惨烈厮杀让士兵们逐渐明白，他们需要更加谨慎和坚毅。他们不再轻敌，而是全力以赴，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每一次进攻都是生死一搏，每一次抵抗都是坚守阵地的决心。

战役的组织安排并不十分周密，64军在第三次战役中显得有些匆忙。尽管116师在之前花了十多天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战术侦查，对敌人的火力点了如指掌，使得我们军队仅用几分钟的炮火准备就摧毁了韩军第一师的碉堡。然而，64军的准备工作却不够充分。

当64军军长曾思玉接到发动冲击的命令时，他的部队还没有完全进入冲锋阵地。他急电杨得志：“64军还未进入冲击出发位置，炮兵还在进入阵地，准备还没有做好，我们怎么发动冲击？是否可以延迟一天？”曾思玉希望能够获得更充足的准备时间。

杨得志的回复却让他感到失望：“这是全局性的问题，不要提出意见了。”曾思玉知道，他们都对上级做出了承诺和保证，不能再有所动摇。

后来，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道：“当时你（曾思玉）给杨司令打电话，请求给你一天准备时间，他能向彭总报告吗？因为他们都向彭总打了保票，拍了胸脯的。”曾思玉希望通过向杨得志请求向上级请示一天的准备时间来解决问题，但他很清楚，上级领导已经做出了承诺，他们无法再改变。

曾思玉只能默默地驱车前往第一线师的阵地，却发现距离冲击阵地还有30里的路程。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沉：“部队立即跑步前进！”他下达了严厉的命令。

按照军长的死命令，全军开始奋力向临津江边跑去。士兵们奔跑着，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尽管疲惫不堪，但他们知道，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对北岸的敌人发动攻击。

当我们军队终于到达临津江时，已经是筋疲力尽、喘不过气的状态了。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必须迎着炮火，勇往直前，对北岸的敌人发起冲击。

通常情况下，发起对敌人的攻击都需要进行炮火准备。然而，在之前的叙述中已经提到，64军尚未进入预定的阵地时，我军的炮兵已经进行了炮击，甚至达到了延伸射击的阶段。换句话说，64军在步兵和炮兵之间的协同配合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炮兵准备工作早已完成，而攻击却迟迟未开始。这也为64军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随后，64军以191师和192师为第一梯队，向对岸发起攻击。很快，他们扫清了临津江北岸的美军据点。191师的571团4连占领了临津江桥头，击溃了守军的一个连队。在午夜时分，该团的主力部队全部成功渡过临津江，占领了弥陀寺次峰北山。572团也尽管在过江时有200多人因江水上涨而溺水，但好歹也渡过了临津江。

尽管我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成功渡江，但战斗刚刚开始。经过李奇微的整军，美军已不再是第三次战役时那支惊慌失措的队伍。他们派出装甲部队，在陆地上以坦克形成了封锁线。坦克成为他们的掩护，韩军第一师不仅没有溃散，反而多次向我军滩头阵地发动反复冲击。因此，我军被死死压制在临津江滩头，每当敌军坦克发射一颗炮弹，就能夺走十多名志愿军战士的生命。部队冲锋过于密集，集中度太高，即使掌握了三三制原则，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64军作为分割穿插的主力部队，竟然被相对较弱的韩军所缠住。就在这时，美军的远程火炮和战机齐射而来，将地面炸成了一片火海，志愿军的战士们牺牲在其中。

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4军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的战术和计划在敌人的严密防御下失去了效果，而敌人的反击却异常猛烈。火海中，志愿军的战士们奋力抵抗，但敌人的火力和优势却令人望而生畏。

曾思玉站在滩头指挥所，面对着火海和士兵们的牺牲，他的眉头紧皱。他意识到，战局已经失去了掌控，自己的军队陷入了危机之中。但他并没有放弃，他下达了紧急命令，要求士兵们坚守阵地，争取时间，等待援助的到来。

夜晚的战场上，枪炮声、爆炸声和士兵们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犹如地狱的恶魔交响曲。64军的战士们英勇抗击，不顾一切地冲向敌人的阵地，为了国家的荣耀和人民的安宁，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得知64军迟迟突破不了敌阵地的消息后，彭德怀急切地致电杨得志，要他立即督促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突破敌阵。杨得志心急如焚，他深知第19兵团作为彭总的老部队，承载着巨大的期望。于是，他立即给曾思玉打去电话：

"曾军长啊，你要用大部队钳制美军，用小部队实施突破，进行纵深穿插！"

随后，他下达命令，将作为预备队的65军两个师投入战场，协助64军实施分割迂回战术。

然而，事后来看，杨得志的这一指挥决策确实值得商榷。根据临津江南岸的实际情况，甚至一个师的兵力都难以展开，更别提挤上五个师的兵力了。这种集团冲锋的战术或许对付马家军、胡宗南这样的杂牌部队有效，但用来对付美军却是天方夜谭。19兵团长期与傅作义、阎锡山、马步芳等杂牌部队作战，甚至没有真正对抗过装备美式武器的部队。以对付国民党杂牌部队的方式来对付美军和配备美式武器的韩军，注定要付出惨痛的伤亡代价。

在敌军猛烈的炮击下，前方部队的电台被击坏。曾思玉心急如焚，立即下令炮兵31团压制美军。然而，由于美军的狂轰滥炸，装备苏式重炮的31团迟迟无法占领阵地。曾思玉无奈之下，只好让军属的大炮参与战斗。然而，军内炮兵的射程有限，炮弹也十分稀缺，无法起到有效的压制作用。

然而，190师的569团、568团以及军侦察队依然不辜负军长的期望，成功渗透到麻里山和车后里等几个小村庄。569团副团长李振堂率领着3营，插入到议政府以南的道峰山。在激烈的战斗中，3营的战士们英勇战斗，但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军投下大量照明弹，将3营所据守的阵地照亮如白昼，英雄们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中，伤亡惨重。然而，即使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战士们依然奋勇作战，毫不退缩。他们的英勇让曾思玉不禁泪流满面。

在25日16时，64军的191师和192师仍然无法突破敌人的阵地。彭德怀得知此消息后，质问杨得志：“向长坡里、高士洞穿插迂回怎么样了？”

杨得志回答：“64军受阻，我们还在设法解决问题。”

彭德怀听后怒火中烧：“受阻？如果你们今晚无法完成任务，不管你是谁，职位再高，一律从严处理。”说完，他狠狠地挂断了电话。

在无计可施之下，杨得志不得不亲自冒险将指挥所前移，亲自指挥64军和65军突破敌阵。然而，人的血肉之躯与钢铁难以抗衡。无论杨得志如何催促，我军始终无法突破敌军用火力编织的铁网。

突然间，战场上下起了大雨，天空仿佛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洞，道路泥泞不堪，志愿军的战士们在泥泞之中挣扎前行。6万名将士挤在20平方公里狭窄的区域中，进退无路。

背水一战是军队最大的忌讳。暴雨过后，临津江水位必然上涨，到时候可能会全军覆没。杨得志焦急万分，他发布了一条电令：

“我军主力已经停在江南狭小背水地区，如果不能坚决进攻完成战役任务，就等于死亡……六十四军各师如果不能勇敢突破到目标地，将会受到严厉的纪律制裁。”杨得志的措辞如此严厉，是因为他关心战士们的安危，希望他们能奋力求生，从敌人的炮火中开辟一条血路。然而，精神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武器装备的差距过大，取得胜利也十分困难。而且，纪律制裁并不能减轻敌人的炮火一分一毫。

美军的炮火有多猛烈呢？敌方每个连平均每小时发射3666发炮弹，每门炮平均发射600发，炮管都打得红彤彤的。密集的火网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临津江南岸成为了一片鲜血与肉搏的战场。同时，韩军第一师也进入了状态，不断发动反击，使我军艰难占领的阵地反复易手。

临津江边流淌着血，但志愿军在其他区域的战斗相对顺利。美第八集团军和韩军在我们的猛烈突击下，出现了多个缺口，面临被分割包围的风险。于是，范弗利特下令部队撤退，沿着“堪萨斯线”重新建立防线。

在这场战役中，守在临津江边的韩军第一师和英军第29旅开始展开战术性撤退。虽然64军在多个地点突破了敌人的阵地，成功占领了汶山、法院里、葛谷里、中牌里和七峰山一线。然而，由于失去了三天的宝贵时间，错失了战机，敌军并未受到致命的打击。

第一阶段的战斗结束后，志愿军总部发来了一封追究64军未能按时突破到议政府以南地区的责问信，杨得志拿着这份电报来到64军军部，曾思玉向他汇报了整个战役的经过。分割穿插的两个师对这种战法掌握不够，战前准备不足，在无缝隙穿插时犹豫不决，失去了战机，曾思玉主动承担了责任。

在战争的风暴中，指挥官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他们时刻担负着决策的重任，需要在战火中保护自己的部队，同时追求战役的胜利。然而，战争并非完美，也无法预测。每一次战役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和牺牲，但指挥官们必须面对，必须承担起责任。

在曾思玉的带领下，64军英勇奋战，尽管在战役的初期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但他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不畏艰险，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断战斗到底。

杨得志也对自己的责任进行了反思，他决定给予569团3营“道峰山英雄营”的称号，并授予军侦察连“道峰山侦查支队”的称号。同样，他还给予坚守佛国山7天的65军195师583团9连以“佛国山大功连”的称号。

然而，奖励必然伴随着惩罚。为了严肃军纪，191师、192师的师长和政委谢正荣、罗立斌、何友发和张星烂均受到了降级处分，并被迫回国接受通报批评。这四位军政干部在国内战争中立下了许多功勋，都是优秀的革命军人，才能担任如此高的职务。然而，在现代战争中，他们也暴露出了一些缺点。李志民，兵团政委，深感惋惜地说：“确实是需要斩钉截铁，明确奖惩，以维护严肃的军纪，确保接下来战斗的胜利。”

在临津江战役中，64军和65军到底遭受了多大的伤亡呢？有各种说法，有数千人的估计，甚至有人说64军和65军直接全军覆没了。

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部的《第19兵团作战检讨》，记载于1951年5月24日的条目中：

“在第一阶段的激烈战斗中，歼敌约5000多人，但我军也付出了1万余人的代价。”

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中，整个19兵团的3个军损失了1万多人。尽管63军的战斗进展顺利，歼敌一个英军王牌营，但伤亡并不大。因此，19兵团的主要伤亡都发生在临津江的战斗中。因此，所有的战史都提到：“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

由于伤亡惨重，第19兵团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由于伤势过重，他们无法有效掩护180师的侧翼，结果遭受了严重打击。在随后的铁原战役中，唯一相对完好的63军也受到了重创。

战役结束后，根据毛泽东发给志司的电报来看，第19兵团的损失也是惊人的。在1951年6月1日，毛泽东给志司发出的电报中写道：

“19兵团主力应留在前线作战，而一部分残破部队则回到后方接受补给。另外，根据5月27日的数字，19兵团占了5万余人，而3兵团只有几千人。”

19兵团需要补充5万多名新兵，这足以显示其伤亡之大。

在6月11日，毛泽东再次给志司发电：“迅速补充3兵团和19兵团的兵力至每军4万5千人，并进行相应的训练。”

很明显，第19兵团的伤亡不仅仅是人数上的巨大损失，还包括其战斗核心力量的丧失。否则，毛主席不会如此强调“进行相应的训练”。

那么，为什么64军和65军会遭受如此巨大的伤亡呢？

客观地说，这是因为美军的实力提升了。在经过李奇微的整顿之后，美军已经从前几次战役的溃败状态转变为顽强的对手。美军在部署方面进展顺利，没有给予我们军队空袭，给我们的渗透穿插造成了巨大麻烦。对于我们军队的进攻，美军也有所准备。

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可谓是急不可待。彭德怀之所以如此迫切地发动战役，是因为他根据“联合国军”的各种迹象推测，敌军可能在我军的侧后方发动登陆行动，重新演绎所谓的“仁川登陆”。为了防止面临两面夹击的局面，彭德怀决定发动第五次战役，将敌军主力吸引到正面，以阻止敌军实施两线作战。

然而，从战役准备的角度来看，我军显得有些粗疏。第19兵团作为二番部队，对敌情和地形的了解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对于美军的战术知之甚少，缺乏充分的战术准备和足够的弹药储备，这对我们的作战行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在与美韩联军的初战中，第19兵团还采取了类似国内战争时期的死命硬拼的战术。然而，现实却证明，波浪式的集团冲锋对于现代化军队毫无作用可言。64军和65军的命运虽然令人心痛，但这是我们这支年轻部队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要从这样的悲剧中吸取教训，成为后来者的指南。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战争不同于过去的斗争形式，需要我们不断改进战术，提高作战准备，以适应战争的现实需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减少伤亡的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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