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州到北京：台湾科举二三事

守护两岸一家亲、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推动两岸和平统一，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因此，中国大陆几乎每一个城市都设有台联（台胞台属联谊会）组织，很多城市建有台湾会馆。目前大多数城市的台湾会馆，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建的。

历史上早已有之的台湾会馆，只有福州台湾会馆和北京台湾会馆，仅此二家，别无分店。究其缘由，乃是清代科举制度下的产物，清代台湾会馆，就是清代台湾科举史的见证和缩影。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设立了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管辖。1687年，台湾科举纳入全国科举体系，台湾生员开始渡海到福建省城福州参加科举乡试。

台湾虽隶属于福建，但毕竟是边远之地，因此科举考试对台湾籍考生另行编号，以区别于福建其他州府地区考生，此举为保障台湾籍考生拥有固定的录取名额。

台湾籍生员有幸考中举人者，意味着他们要进京赶考，参加全国会试，其中的优者更要进一步参加殿试。

由此可见，台湾考生若全程参加科举考试，需要经历福州、北京两关，他们在这两个城市备考、候考、居住的时间都不会短，个中艰辛显而易见。但由于条件所限，他们不得不忍受。

直到光绪1883年，分巡台湾道刘璈倡建了福州台湾会馆,用于台湾士子来榕参加福建乡试、进京会试时栖息之所。1893年，台籍进士施士洁则在北京主持建立了北京台湾会馆，以方便台湾籍举人来京参加考试和联络感情。

福州台湾会馆、北京台湾会馆，本为方便台湾科举学子而建，但它们用于科举服务的时间并不算长：1905年，晚清废止科举制度。至此台湾会馆不再是科举考生的专用栖息所，转而成为台湾籍人士（含官员、商人等）联络感情的同乡会馆，因此有了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活动空间。

关于台湾会馆，此处不再赘述。让我们的历史视线重新回到台湾科举史海。

自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以来，福建闽南地区涌现移民潮，有大量居民迁移至台湾生活、定居。其中有不少家庭，携带未成年子女漂洋过海讨生活，后者长大以后参加科举考试的比率很高。

如前所述，清政府对台湾本土科举是有保护措施的，保障较高的举人录取率。因此为了打击可能出现的“科举移民”（类似今天的省际高考移民），清政府规定：只有在台湾出生的考生，才被视为台湾籍生员（拥有优待资格），否则按原籍考生处理。

不得不说，在大陆出生、长大，之后移民台湾，冒名台湾籍考生参加乡试、会试的学子，数量不在少数，但凡被查实发现，难免被处以“冒籍”违规论处，轻则取消考试成绩、重则剥夺科举资格。但也有不少人蒙混过关，享受到了台籍考生的优待。

当然了，以上都是清咸丰九年（1859）以前的规定。就在这一年，原籍福建晋江的迁台商贾黄毓抱，联合其他有名望的来台士绅，向台湾地方政府奏请，要求解除“大陆渡台人士不可参加科举会试”的禁令。

这些倡议人士，都是有声望的人，且都舍得花钱做公益，因此他们的倡议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从那以后，在大陆出生、在台湾居住的学子，也能以台籍学子身份参加科举考试了。

其中一个叫黄登瀛的士子，正是前述倡议人黄毓抱之子，他天资聪颖、敏而好学，随父移台居住，继续学业。大陆渡台人士科举禁令解除后，黄登瀛接连参加府试、乡试、会试、殿试，一路过关，最终于光绪三年（1877）获得了殿试三甲三十三名的成绩，高中三甲进士及第（同进士）。

这块由黄登瀛于光绪四年（1878）题写的匾额【康强逢吉】，上款写“恭祝 安川宗伯老大人 六旬荣寿 之庆”，下款明载“光绪四年岁次戊寅孟春 吉旦 丁丑科进士 宗侄登瀛 顿首 拜赠”，可知这是黄登瀛以三甲进士（同进士）身份庆贺宗伯黄安川六十大寿的题匾。

有关黄登瀛的科举事迹，可参看笔者前文《。黄登瀛取得进士三甲功名后，因身体原因及赡养母亲的需要，未赴山西就任朝廷签发的县令职位，而是选择了归隐原籍地晋江，并于光绪九年（1883），因病早逝，年仅41岁。

值得一提的是，在黄登瀛的原籍地福建省晋江市深沪镇南春大垵，以及他随父迁台的居住地台南县佳里镇，均不约而同地把黄登瀛视为科举榜样，黄氏家族世代以其为荣——

台南黄氏祖厝展匾

今台湾台南黄氏祖厝“崇荣堂”，堂内悬挂的“进士”及“文魁”古匾二件，正是黄登瀛高中三甲进士及第后，光绪皇帝所赐的匾额。

而在福建晋江的黄氏祖厝“进士第”内，悬挂的“钦点即用知县”、“钦加同知銜”等匾额，亦是黄登瀛科举登顶的历史见证。

晋江黄氏祖厝

一朝科举功名，百年荣耀传续，海峡两岸黄氏家族，共同铭记黄登瀛的科举之路，实在是令人感怀。

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历史上许许多多像黄登瀛这样的大陆移台士子，在他们的心目中，海峡两岸都是不可割舍的永久家园，这不就是两岸一家亲的历史明证吗？

我们再看一块题写于清嘉庆十年（1805）的匾额【翰林】，上款写“太子太傅 大学士管理工部事 翰林院掌院学士 教习管理武英殿 御书处加三级 朱珪 为”，可知这是嘉庆朝的一品高官、政坛大佬、嘉庆皇帝的恩师朱珪的手笔！

而下款写“嘉庆十年 乙丑科会试中式 林望恩 立”,不由得再次令人眼前一亮：受匾人林望恩，是真正的台湾原籍科举士子。《续修台湾县志》载：“嘉庆九年甲子：林望恩（府学会试，钦赐举人。乙丑，钦赐翰林院检讨）”。

如前所述，嘉庆年间，清政府尚不允许大陆渡台人士以台湾籍身份参加科举考试，因此林望恩是台湾原籍考生无疑。历史上由“纯正”的台湾籍科举士子留下的匾额，实属罕见，故此匾相当难得。

我视之为师友的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汪毅夫先生，曾撰文解读上匾指出：林望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乙丑会试中式”者，清嘉庆十年乙丑科（1805）进士名录里并无林望恩之名，嘉庆《续修台湾县志》则记有林望恩的学籍“（台湾）府学”，并记林望恩系嘉庆九年甲子科（1804）乡试“钦赐举人”、嘉庆十年乙丑科（ 1805）会试“钦赐翰林院检讨”。

汪毅夫参观石禄生匾额馆

显然，林望恩的科举功名是“钦赐”而来的，并非考中而得。对此，汪毅夫先生进一步指出：《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有三类钦赐功名（举人、进士、翰林）的事例，一为“学问优长”或“学问好”，二是“优遇大臣功勋子弟”，三是年老诸生“赏给举人”、年老举人“钦赐翰林”（按，一般是年近花甲之人）。

那么，林望恩被“钦赐”科举功名，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显然不属于第一、第二种，因为他作为台湾原籍考生，相对来说国学功底不如原籍大陆的士子，难属“学问优长”一类人；其次原籍台湾本土人士，也不可能是“优遇大臣功勋子弟”。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林望恩是老年考生。

前述推断，还可从另一个角度得到印证。嘉庆十年时，贵为嘉庆皇帝恩师的朱珪，已居太子太傅、体仁阁大学士等高位，是朝中数一数二的重臣，如果林望恩是个年轻的、考不中功名的普通学子，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进入朱珪的视野，后者更不可能为之题匾。

真正的原因是：乾隆四十五（1780）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朱珪曾出任福建学政，而林望恩作为一个屡败屡试、锲而不舍的福建台湾籍考生，理应被朱珪注意到了。

朱珪作为前福建学政，对林望恩怀有特殊的情分，自在情理之中，因此在林望恩被“钦赐翰林”后，朱珪以体仁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之身份，为其题匾祝贺，着实称得上是一段科举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