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杨嗣昌，最终困死了自己

杨嗣昌湖南武陵县人，三边总督杨鹤独子。万历三十八年杨嗣昌中进士，后历任户部福建司主事、江西司员外郎、新饷司郎中等职。在参与财政管理的过程中，杨嗣昌结合边事将自己的经历编为《地官集》，并收获了一个“小迷弟” – 信王朱由检。

天启朝，为躲避阉党和东林的纷争，杨嗣昌称病返乡隐居。这种不结党的态度也更为朱由检所喜，因此崇祯登基后就起用了杨嗣昌。至崇祯七年，杨嗣昌已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

崇祯九年十月，因后金入寇和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夺情”起用杨嗣昌（母丧）接任兵部尚书，这位战略家正式步入明朝的中枢。

此时的明朝已深陷内忧外患的泥潭。关外的后金数次入关劫掠，严重威胁京师安全；而张献忠、李自成等数十万流民军则在西北、中原流窜，更是明朝的心腹之患。莅任后的杨嗣昌遂上《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拿出了自己思虑已久的战略构想。

人之一身，元首为重。边烽江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腹心之内，中之甚深 ……
以故臣言必安内方可攘外 … 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

在杨嗣昌看来朝廷目前的困境，皆因“安边第一，荡寇次之”的错误方针所致。要摆脱被后金、流民军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应先剿灭相对弱势的流民军安稳皇朝内部，即“攘外必先安内”。

对于如何剿灭遍地开花的流民军，杨嗣昌提出了那个著名围剿策略 -- “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将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流民军活动区作为剿杀主战场，即“四正”。同时在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省布防，压缩包围圈的同时防止流民军外逃，即“六隅”。

杨嗣昌之所以制定这样的策略，除了明军四处追逐流民军，征剿效率低下外。他还抓住了流民军的弱点 – 缺乏有效组织体系，不能建立根据地。

从组织上来说当时的流民军实为一盘散沙，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经营并获取资源。如果不能四处流窜，既无法掠夺钱粮充作军饷，也无法裹挟平民补充兵源。只要能把流民军围堵在一个狭小范围内，即便明军不动手流民军也会自溃。

对此，崇祯深以为然 --“用卿恨晚”！

但要实现这个宏大战略，扩充军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别说扩军，朝廷连现有明军的军饷都发不齐。为此杨嗣昌提出了一个馊主意“均输”，在他的建议下崇祯十年和十二年，朝廷分别加征了剿饷、练饷。

明末三饷的害处这里就不赘述了，难道杨嗣昌不知道这会逼迫贫民投身贼寇么？

其实杨嗣昌和朝廷都很清楚这一点，例如卢象升就公开反对并提出过更优的“因粮输饷”，只向官绅富户加征。但其中阻力大家也都懂，更重要的是崇祯不愿意出面来抗压力并拍板。

杨嗣昌只不过是在马上渴死和饮鸩止渴中选择了后者，先活着再说。而且他也寄希望于自己的战略能迅速成功，以取消加饷、降低危害。只是事与愿违，这最终成了他战略破产的原因之一。

杨嗣昌的策略最初大获成功，面对十面张网的口袋阵，流民军失去了腾挪的战略空间。各地武装在明军强力打击下，纷纷受挫。李自成差点被活捉，仅带少量心腹躲入商洛山。张献忠也被包围于湖北谷城，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财政上的极端窘迫让六省总理熊文灿和崇祯，不顾杨嗣昌的反对，决定招安张献忠，以尽快结束征剿节约朝廷支出。为此，甚至不惜同意了张献忠不接受改编和调遣的条件。

崇祯十二年，缓过气来的张献忠再次反叛明廷，李自成也趁机从商洛山中杀出。一切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只是此时的皇朝贫民多了剿饷和练饷。在“迎闯王、不纳粮”的号召下，流民军的兵源补充变得更为顺畅。

与此同时，杨嗣昌对后金的策略进展也非常不顺利。

在指挥围剿流民军的同时，杨嗣昌力主与后金议和，缓解来自北方的压力，起初崇祯予以了肯定和支持。

先是在崇祯的默许下，辽东巡抚方一藻秘密派人出使沈阳。大喜的皇太极表示“如有确议，则撤兵东归”。杨嗣昌知闻后，就极力建议崇祯正式批准方一藻和高起潜（关宁监军）与后金展开和谈。

由于顾虑朝臣们的态度，皇帝于崇祯十一年五月，在中极殿组织了一场“剿兵难撤、敌国生心”的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上杨嗣昌以天象为引，辅以光武与匈奴议和、宋军伐辽失败为例，表达了当下应该先与后金议和的意图。

结果是朝臣们不仅没被说服，由于主和的态度公开化，杨嗣昌还被众臣激烈非议和弹劾。同年七月，崇祯在平台召见群臣，杨嗣昌和黄道周等官为议和之事，在御前爆发激辩甚至互相谩骂。

虽然崇祯袒护了杨嗣昌，贬斥了弹劾他的一些官员。但崇祯也因此做出了决定，不对议和表明态度、继续观望，这也导致方一藻、高起潜与后金议和之事不了了之。

觉得自己被戏耍，也是为了给明廷制造更大的压力和混乱。当年九月后金再次入寇京畿，即“戊寅之变”。后金这次入寇致七十余城先后失守、四十多万人被掳掠（包括德王朱由枢）、重臣孙承宗全家遇害、总督卢象升战死 ……

言官们将后金入寇的锅全扣在了主和的杨嗣昌头上，他不得不上疏引咎辞职。虽然崇祯没同意，但议和一事可以说是不可能了，据传崇祯也感慨“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对于杨嗣昌而言，“戊寅之变”更大的危害是让他几近成功的“十面张网”也变成了一张破网。

因为洪承畴、孙传庭等被调入京师勤王，压力骤减的各地流民军纷纷死灰复燃，尤其是张献忠借这个机会重举大旗。让难脱干系的杨嗣昌只得自请督师，也就此走向了自己的悲剧结局。

注：杨嗣昌最初不同意招抚张献忠，但是力主招抚的熊文灿是杨嗣昌推荐的，最后代表朝廷同意的也是杨嗣昌。虽然他是从了崇祯的意思，但除非皇帝主动，其他人不可能让崇祯背锅。

前文中提到崇祯喜欢杨嗣昌的一个原因是他“不党”，但他不党的原因除了自身理念之外，还有个原因是他不善于搞关系。这次南下督师他就和手下的将领、地方督抚们搞得矛盾重重。

杨嗣昌先是保举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后为制衡左良玉又培养起贺人龙，并向朝廷举荐由贺人龙代替左良玉。然而崇祯首肯之后，杨嗣昌又担心贺人龙的兵力和功劳压制不住左良玉，又上疏皇帝收回成命。

这一番操作下来，把左良玉、贺人龙两人都给得罪了。开始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对张献忠部也是故意追而不剿。

同时杨嗣昌又与三边总督郑崇俭以及四川巡抚邵捷春的关系搞得很差，加上他们在一些具体方略、判断上的不同和冲突，这两人也是各种理由不执行杨嗣昌的部署命令。

最后杨嗣昌的十面张网策略不仅面临兵力不足、内部不和，还被张献忠找到了破解之法。

就像当年努尔哈赤说的“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张献忠也意识到，只要包围圈里的流民军合兵攻击一处，一处破则全网破。于是张献忠就和罗汝才合兵，最终从巴州冲破包围进入四川。

当杨嗣昌调兵遣将重建包围圈，明军被大量牵制往四川、汉中时，张献忠又从巴州突破封锁，重新回到已经“没网”的湖广。得意的张献忠还写了首嘲讽杨嗣昌的打油诗，“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策略也正式破产。

崇祯十四年二月初四，张献忠攻破杨嗣昌的行营襄阳并处死襄王朱翊铭，这也成了压垮杨嗣昌的最后一根稻草。自知无力回天的杨嗣昌，一边通知家属至荆州见面，一边开始绝食停药。

最终杨嗣昌跟曾告诫他“袁崇焕之祸其能免乎”的卢象升一样，选择了“宁死沙场，不辱西市”。三月初一，死于湖北沙市。

有一种说法，杨嗣昌是在用死为自己的“赌”赎罪。确实，他的战略构想是建立在“赌”的基础上，既在赌平叛能不被干扰的迅速成功，也在赌皇帝和朝廷的意志与态度，最终他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