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后传：蒋介石为何要在三大战役后秘密释放刑事犯？

1949年2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解放军渡江在即，蒋介石黯然下野。蒋经国的嫡系、国民党政府南京警察厅厅长黄珍吾中将,独自一人悄然登上老虎桥监狱瞭望塔楼平台的那一刻,正是当天的最后一缕阳光，即将跌落紫金山的时候。黄珍吾刚过40,身强体健,属于那种国民党少壮派之列,但今天却不知为什么,几十层台阶,却像爬一座大山那样艰难。

自从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失利,国民党政府加紧了紧急疏散,行政院、国防部、陆、海、空、联勤总司令部等一、二级机构,已经撤往广州、台湾,党政军警宪特各机关都作了相应的应变部署。作为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国民政府紧急应变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今天前来监督实施的这项使命,将直接关系到在首都被共产党占领之后,如何影响、扰乱、打击共产党政权的稳固,为国民党重新光复全国打下强有力的基础。事关党国复兴大业,绝非儿戏!刚才,他已经让随从副官去通知典狱长徐文和看守长楼彪来这里见他。

一个月前，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成为代总统后,为了制造一个和谈气氛,下令释放了300多名“政治犯"。谁知这批“政治犯"前脚刚刚迈出牢门,后脚蒋介石便在溪口大发雷霆，“谁让他们擅自放人的!"

老蒋身边的第三号人物汤恩伯立刻从上海匆匆赶到南京,屁股还没坐稳,就对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副总司令覃异之火冒三丈地拍起了桌子。

张耀明看看覃异之,脑袋一耷不说话了。汤恩伯眼睛更绿了:“说话呀!都哑吧啦!"桌子敲得震天响。覃异之拿出一份文件:“李代总统亲自签发的手令。”

汤恩伯一把夺过,瞪圆了眼睛,竖红条的总统府专用信笺上清楚地留着李宗仁的墨迹:"着令首都卫戍司令部立即开释所有在押政治犯,妥为善后。李宗仁,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三十日。"旁边有一行张耀明批的小字:“覃副司令核办。”

覃异之扬扬手,对汤恩伯道:“总座,我这是奉命行事啊!”“是啊,”张耀明一脸苦相,赶紧趁机说道:“代总统下令释放,我们也没有办法嘛。”

嗨!”汤恩伯一跺脚,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摇摇头:“你们辜负了校长的一片苦心!”

他思忖片刻,道:“这样吧,我马上电请总裁,剩下的由我直接处理。＂不久,雨花台上彻夜响起了枪声,顷刻之间,一批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血染黄沙， 多名重要的“政治犯",被秘密押往上海,关进了龙华监狱。

这件事本来与南京警察厅黄珍吾无关,他是在随后召开的“首都特别防务会议”上才知道的,那天,汤恩伯在国府路桃园新村首都卫戍司令部会议厅，向驻守南京的军政警宪特高级官员传达1月26日国防部长何应钦的讲话。

何应钦引用所谓“戒严法”,把“政治犯"换上了另一种罪名:

“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是两回事。触犯戒严法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性质。戒严地区的负责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仍应按照戒严法办理。”

传达完何应钦的讲话,汤恩伯把手中的稿子往桌边一扔,一把扯开上将军服的铜钮扣,一边挽着袖子,一边不住地敲着桌子说:

“南京、上海等地区接近前线,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仍继续执行戒严令,本人业已手令京沪各地,以后不准有罢工、怠工及聚众威胁事情。为安定各地秩序,如有暴动事情发生,为首暴徒,由地方军法机关处理,就地枪决!"

一时间,阴云密布,杀气腾腾。不仅这帮自诩为见多识广的军政大员们惊诧得合不拢嘴,就连坐在总统府“子超楼”议事厅高背皮靠椅上的李宗仁代总统也像被毒蜂狠狠蜇了一口似地,一蹦八丈高,但最终还是只得装聋作哑,挟起公文包,怏怏回到他傅厚岗69号私邸,拉上厚厚的窗帘,一个人向隅而卧了。

黄珍吾几个月来整日警服不离身,匆忙奔走于各地,镇压、收买、笼络、逢迎、安抚……忙得天昏地黑!

有一天,江湖“好汉”们偷了前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家,绑了南京市长滕杰干女儿的票,连他自己做黑市生意的小舅子也因分赃不均被人在肋上捅了两刀之后,望着老婆哭成烂桃子般又红又肿的眼睛,和办公桌上雪片般要求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界来信,特别是来自上司的措辞激烈训斥,他终于把目光找到这帮给他添乱的“好汉"们身上了。

他发现，由于频频战火,京畿城内各路“好汉"骤然增多,他们可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也不管你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黑道英雄自古有奶便是娘。于是,抢劫偷盗遍布南京。

事也凑巧,还没等他动手,李代总统派人来找他,说为了有利和谈,安定民心,让他把首都治安好好抓一抓。

仿佛是瞌睡有人送枕头,黄珍吾头脑一热,竟忘记了蒋介石临走前亲口对他说的“不要听李宗仁的,有事可请示汤司令或直接与溪口联系”的叮嘱;忘记了补李宗仁的屋就等于拆蒋介石的庙这个简单的道理;甚至连新年晚宴上蒋介石在由衷地发出“共产党只要我的命,而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的感叹之后,忿忿地骂的那一声又高又尖的“娘希匹”也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于是,当黄珍吾以“首都警察厅工作报告”为题,在南京市第八次参议会上为自己作了一番辩解之后,便调兵遣将,大动干戈,把一些不听招呼、闹得他下不了台的惯窃惯盗、土匪流氓、散兵游勇、江洋大盗,关进了刚刚腾出地方来的老虎桥、娃娃桥和各区看守所。

正当黄珍吾得意洋洋,自信玫瑰花即将降临的时候,突然一阵凛冽的寒风吹散了他陶醉的笑意,冻僵了他脸上的肌肉。

如果黄珍吾能够想到这件事给他带来的后果,就是要他的命他也不会去做的。遗憾的是,溪口炸响的雷声传到他的耳中已是10天之后的余音了。

“总裁听说你整天去抓刑事犯,为李宗仁捧场,很不高兴!"

这是他的好友、上海特别市警察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悄悄告诉他的,尽管毛森在电话里说得很轻,可他听来却像五雷轰顶。

黄珍吾傻了!虽然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搪塞一下群起而攻之的社会舆论;虽然他是出于稳定民心,维持党国声誉;虽然他实际上是为了腾出精力,更好地一心一意对付共产党;虽然他并没有违反蒋总裁民国十七年以《警察之地位与责任》为题,对首都警察厅的训示:"警察要在国内维持社会的秩序,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否则国家就要纷乱了。"

事到如今,再多的“虽然”也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不抓共产党!帮助李宗仁!"随便哪个小指头拨一拨,就如同泰山压顶一般,顷刻之间便可将他黄珍吾碾为灰烬。

果然,他如烟的思绪尚未飘散的时候,办公桌上那架新式美国电话机的铃声便刺耳爆响起来：

“为党国应变大业计,拟调任你为闽、浙、赣游击司令,在大陆坚持斗争。命令随后就到。”

这是来自国防部第一厅厅长于达的声音。当于达像黄门宣读圣旨一般,尖声怪叫地操着那口浙江官话向他宣布了这道调令,并且未容他多说一句就嘎然挂断电话时,他却分明从里面听到了另一个浙江人的声音。

那是23年前,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的他,踌躇满志地扛上了北伐军中校团长的肩章,正当他想轰轰烈烈大干一番的时候,沙基惨案中他的部队与英军发生冲突,出于自卫,开枪打死了几个挑衅的英国兵。英国政府通过外交使团,正式提出抗议。正忙于策划“四·一二”政变的蒋介石气得茶饭不思,在关起门来摔了一只茶杯并狠狠地骂了几声“娘希匹”之后,终于从他那薄薄的唇中滚出一句又尖又快的浙江官话,"撤职法办!”

结果军装还没捂热的黄团长,一转眼被摘下肩章,火车转汽车,送进了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整整坐了10年大牢。后来,还是与他关系密切的戴笠、郑介民在蒋介石面前为他说好话,抗战爆发后才得以释出。

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么?任何人的生杀荣辱,完全操纵在坐镇溪口的老头子手中。特别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出了岔子,他这一辈子还会有翻身出头的日子么?

黄珍吾像挨了一闷棍似地,身体晃荡了几下,终于一头栽倒在皮转椅的扶手上,这就是说,蒋介石已经把自己像一条丧家犬似的重重抛开了,抛在了即将被共产党插满红旗的赤色大陆上,再也不管了。什么坚持敌后斗争,呸,分明是借共产党的刀来割自己的脑袋！

当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用粗暴或者说是近乎恶毒的语言,把蒋介石大骂一通,出完心头怨气之后,发热的大脑才渐渐冷却下来。他不吃不喝,像热锅上的蚂蚁似地,烦躁不安地来回踱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直到太阳偏西,直到月亮升起,直到揿亮台灯，目光落在玻璃台板下那张任青年军二O八师少将师长的戎装照片的那一瞬间,他仿佛在茫茫大海中,在即将没顶前,发现了一艘诺亚方舟。

黄珍吾是在门窗紧闭的杭州笕桥空军机场俱乐部休息室里,向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声泪俱下地诉说他满腹委屈的。

是啊,他是太子系的骨干,应当是蒋局长的人。当年出狱后,尽管戴笠、郑介民在老蒋面前为他吹了不少耳旁风,可蒋介石还是在一声长长的叹息之后,送了他16字真言:“性格浮躁,蛮横跋扈,非经磨砺,不可出山。"让他在侍从室当了一名有职无权的上校参谋,是当时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以抗战急需用人为由,将他从这个冷板凳上拉过来,给他戴上了青年军二O八师少将师长,以后又扩编为三十一军中将副军长的桂冠。还是蒋经国,在抗战胜利后,亲自把他送到广州,去当广州行辕中将政治部主任,后来又升任军委会新闻处中将处长,并在南京丁家桥“中央执委"的办公室里为他放进了一张枣红色办公桌……

无论世道沧桑,他始终跟定了蒋大太子。现在看来,这一宝算是押对了。只有小蒋才能救他,也只有小蒋才会救他。蒋经国绝不会看着自己私家花园里辛勤培植多年的鲜花枯死而不给他一瓢水的。

蒋经国不仅浇水,而且还亲手施了上好的肥料。就在那间密不透风的小屋里,蒋经国坐在沙发上,搓着双手,一边埋怨一边断断续续地道出了老蒋发火的内幕。

2月1日中午,蒋介石在妙高台别墅午睡刚刚醒来,几天前才复任侍卫长的本家内侄王世和,拿着一份《情况综合报告》,连门也顾不得敲,就急匆匆地冲了进来:“总裁,南京又出怪事了!”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蒋介石穿着宽大的蓝竖条睡袍,踱着扫了一眼。

“首都警察厅也不知怎么搞的,前一阵释放政治犯,现在又大抓起刑事犯来了!"王世和喘着粗气说。

“哦?”蒋介石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一眼,往安乐椅上一靠,闭上眼睛:“你念念看。＂

王世和捧着报告,结结巴巴地念道:"根据社情调查,自政府开释部分政治犯后,日前首都警察厅又公开缉拿了一批重大刑事犯,民众对此反应强烈,普遍认为此举实为政府力主和平决心之展示…..."他嘴角抽动了几下,下面的怎么也不好启口。

“你念!怕什么?"蒋介石睁开眼睛,厉声说。

"…比及先总统蒋先生之专横跋扈,李代总统宗仁不愧为一开明之领袖,民主之楷模。”

“快念!”

“为促进和谈,安定民心计,蒋先生既已引退则不应再干预政务,亦可游历海外,国事听国人自决……＂ 王世和的额角上已经礼沁出细汗。

“娘希匹!他们究竟想干什么!”蒋介石怒火中烧,一拍安乐椅扶手站起来,气急败坏地来回大步走着。走了两趟又突然站定,对措手无策的王世和吼道:“你是死人吗?还不快给我把毛人风找来!不,叫经国来!"

“是!"王世和一个立正,转身跑出房间。

片刻,随着一阵脚步声,蒋经国一路小跑着进来,看了一眼满面怒容的蒋介石,小心翼翼地问道:“父亲,你叫我?"

“混蛋!黄珍吾太混蛋!"蒋介石高声怒骂着,劈手将情况报告扔过去:"看看,这就是你培养的得力干部!"

蒋经国飞快地在报告上溜了一眼,便立刻明白了蒋介石发火的缘由,此事不仅会令蒋介石的处境十分尴尬,而且会给政治上的反对派找到攻击借口,逼他离开政治舞台,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哼,他倒为李宗仁脸上贴起金来了!"蒋介石忿忿地拍着桌上的报告,余怒未息地对蒋经国大声道:“去,马上叫毛人凤把他弄到溪口来,先关起来再说!"

蒋经国一听此话,大脑立刻飞速旋转起来,关一个小小的警察厅长并非难事,可问题是黄珍吾偏偏是他太子系的人,是他多年培植的骨干,关了黄珍吾不仅会大大地扫他蒋大太子的面子,使他的威信降低,而且也会伤其他人的心,尤其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对黄珍吾他心里是明白的,除了跟定他蒋经国外别无他路可走,是铁杆心腹。干出此举无非是想拍个马屁争个头功,不料拍到了马蹄子上,帮了个倒忙。他决计为黄珍吾开脱。于是,他把蒋介石扶坐在安乐椅上,又倒了一杯开水递过去,这才小声劝道:“父亲息怒,不必为这点小事气坏了身体。”

蒋经国分析道:“黄珍吾不过是个小小的警察厅长,有多大能耐?我认为这件事一定是受了李宗仁的指使或者是压力。”顿了顿,又加重语气道:“父亲不是教导过我,要争取人心吗?眼下正值国难当头,用人之际,我想父亲能否给他这种好心办错事的人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唔?”蒋介石一愣,放下茶杯站起来,背着手踱了两步道:"那好,你告诉国防部,把他调回军队系统来,留在大陆打游击。"说罢,一甩手气咻咻地走了。

其实,也难怪蒋介石发这么大的火,不必说他被桂系“五省联盟"逼宫下野的一箭之仇,也不必说李宗仁暗中与美国人联系,促使司徒雷登向杜鲁门总统建议“弃蒋扶李”的切齿之恨,只要翻开1948年12月15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呈蒋介石《澄清当前局势工作方案》,以及12月24日蒋介石《饬令核议顾总长之签呈致行政院代电》就一目了然了。

现在,黄珍吾颤颤巍巍地从蒋经国手中接过顾祝同这份洋洋洒洒3000多字的报告,埋着头使劲地看着,恨不得把每一个字吃进肚里。当他看到其中蒋介石用红铅笔醒目地在下面划了一道粗重红杠的那一段话时,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

“召集在押刑事人犯举行宣誓,决心履行拥护政府、誓死报国后,迅即将其秘密开释,任其活动。在共匪占领城市后,造成民众对匪之仇恨,藉以孤立敌人....…＂

“我……咳!”黄珍吾一拳击在大腿上,懊恼得恨不能马上一头在墙上撞死。他这才如梦方醒,自己先前捕捉刑事犯之举,简直是给秃子剃头,愚蠢到家了!

黄珍吾感觉“老虎头上拍苍蝇，此生休矣!”

也许是山穷水尽之时遇见了杏花村,当黄珍吾惨叫一声,嘴角的口沫中吐着气泡,即将猝然倒地之际,蒋经国终于弯下身来,伸出有力的双臂,海底捞月般地将他抱了起来。

两个小时后,当他走出那扇漆成草绿伪装色的木门时,已经换了个人似地,容光焕发,足下生辉了。他竟觉得今天的太阳比哪天都要明亮,就连那口往日令他胆颤心惊的浙江官话也异乎寻常地变得那么地悦耳动听…...

几天之后的晚上，一辆插着黄色三角小旗的“雪佛兰"轿车,风驰电掣般地把黄珍吾送进了戒备森严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南京指挥所大门,一阵左拐右拐之后,在一幢安有厚厚隔音门的地下密室前停住。

黄珍吾走进密室,神情紧张地敬了一个室内军礼:“汤总司令！”

“你来的时候告诉什么人没有?”汤恩伯神色异常地劈头盖脸便是一句。“谁也没有告诉。”“好,好!”汤恩伯一边频频点头,一边示意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喝茶还是咖啡？”“总座不用麻烦了!”黄珍吾料定这位汤恩伯今晚绝不是找他无事谈天来的。

果然,汤恩伯轻咳一声,那口浙江官话缓慢而不失严厉地在他耳边响了起来:“今天单独请你来,有一项十分重要的绝密任务要交给你,这也是校长对你的信任。"

“目前的时局你很清楚,共军已经兵临城下,首都危在旦夕,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汤恩伯眉头紧锁着说:“万一长江失守,为了保存实力,图谋光复全国大业,可能会放弃南京。"

黄珍吾并不感到吃惊,凭着他当侍从武官时对蒋介石的了解,凭着他十几年混迹官场的经验,凭着他军警特生涯的职业嗅觉和敏感,他早就从目前这种一国三公、身首两异的局面中窥出端倪了,他所关心的是今晚这场关于他,或者说是关于他今后命运的密谈的实质。这样想时,他双手托腮,静静地仰视着汤恩伯,仿佛在欣赏远在溪口的那双老谋深算的眼睛。

“放弃南京,不等于把南京拱手送给共产党。”汤恩伯的语气显然加重了:“总裁口谕,令你负责将首都各监狱在押刑事犯即刻释放,这些人能起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为我们办大事。”

黄珍吾睁得大大的眼睛里的问号顿时消失了,然而,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却涌上了他的心头——释放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偷盗拐骗的在押刑事重犯的后果他是清楚的,将要出现的局面他现在就能看到。万一弄得不好,朝野共愤,老蒋随时会随手牵一只替罪羊出来的,这样的例子还少么?

“总裁指示当坚决执行,回去我就着手拟定实施方案。"黄珍吾想了想这样说:“只是我担心万一张扬出去,会不会在政治上给总裁带来什么烦恼?"他特别将“政治"两个字吐得很重.

“哈….汤恩伯朝沙发上一靠,仰面大笑起来:“什么叫政治?政治自有总裁考虑,你只管执行就是了!”

当这个夜晚的月亮渐渐退到天幕背后的时候,黄珍吾已经打开了保泰街五十号首都警察厅二楼东头他那扇关得严丝合缝的办公室玻璃窗,望着桌上一夜急就的行动方案,他不无得意地笑了。

“报告!"粗哑的嗓音夹杂着几分喘息,矮瘦的徐文和高壮的楼彪前来报到。

黄珍吾脸上的笑,顿时不见了,代之以一脸严厉，他严肃地说：

“根据上峰命令,为防止共军进犯首都时百姓遭受战火涂炭,现决定将在押刑事犯全部释放。”他用与汤恩伯商量好的口径说。

“什么?"徐、楼二人吃惊地瞪着眼睛,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那……那样一来,整个社会秩序不就乱套了吗?!"愣了半天,徐文才从他那瘦小的身躯里微弱地冒出一句。

“放不得呀,厅座!”楼彪上前一步,大着嗓子嚷道:"这些家伙都是些黑社会的高手,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一放出去还不……＂

“愚蠢!"黄珍吾猛地转过身,打断他的话,厉声道:"刑事犯只偷抢老百姓,偷抢不到你我头上,顶多扰乱社会治安。共产党可是要我们的命,要和我们争国家政权的!这一点你们都不明白吗?执行去吧!"

“是,是。”两人连声应喏着转身而去。

探照灯刺眼地亮起来,将老虎桥沉重的铁门以及门前墙上那枚硕大的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映照得虚青怕人。

眩目的灯光下,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面目狰狞的盗匪头子、长衫短袄的小偷扒手、油头粉面的流氓无赖……喧嚣着、嚎叫着,潮水般蜂拥而出,不一会儿,便消失在料峭春寒的黑暗中……

副官前来报告：“刚接到报告,除老虎桥外,娃娃桥、羊皮巷、长乐路、宁海路、江东门及各区看守所,在押刑事犯全部秘密释放完毕。”

“好!”黄珍吾终于松了一口气,抬头望望黑蒙蒙的夜空,一片混混沌沌的斑驳上下翻飞着,他从衣袋里伸出手去,好凉!一不知什么时候,下雪了……

民国38年首都警察厅的一份绝密档案上清楚地记载着：“2月28日,奉命秘密疏散在押刑事人犯3318名。"

南京解放后的1950年3月16日,一份由军委负责起草的有关全国各地剿匪作战的初步部署意见,和一份面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关于坚决剿灭和镇压这场罕见的大规模匪患的号召书,经过毛泽东和中央的批准,被正式通过了,并且立即在全国各地的人民解放军所属各部队、名地方人民武装部队中传达、贯彻和付诸实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布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指出:

“必须明确: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我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它一切工作的必要前提,是彻底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不剿灭土匪,各地人民革命政权就不能建立,土改无法完成,广大的贫苦农民就不能真正翻身,各地的救灾和其它一切工作也都将根本无法进行。”

刑事人犯3318名流落的南京，成为社会治安整治的重中之重。这些人员组成一个巨大的群体,给新解放的南京在恢复生产、社会生活、治安管理等方面,造成很大的压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49年5月23日命令南京市警备司令部立即成立“南京市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将处理流散军人工作列为南京市疏散人口工作的一部分。处理各类流浪乞讨人员是与处理难民工作同时进行的。

1949年6月14日,“南京市生产教养院”成立,下设七个收容所,分别接收各区送来的游民乞丐、老弱残废乞丐和其他流浪乞讨人员等。

1954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江苏省公安机关已全部破获了几十年来流窜在太湖、长江沿岸和陇海铁路沿线扰乱城乡治安、作案累累的“水火帮”和“穷江行”两大盗匪集团。该集团成员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流氓、盗匪，他们执迷不悟，拒绝接受教育和改造，继续在社会上为非作歹。经审理，人民法院判处徐文彬等13名匪首死刑；其余罪犯已分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至此，蒋介石集团处于反共反人民的目的，秘密释放的刑事犯，最终被全部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