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余、傅事件”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杨成武同志在19兵团、华北军区，一直是我的上级。余立金同志以前我根本不认识，他调任空军政委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们才认识.但平时没有来往，只是在接见红卫兵时因工作关系才见过面.
1968年3月23日我被押送到沈阳后，关在一个楼上，听到外面不断喊"打倒杨余傅”的口号，我还以为“杨余傅”是一个人.着管我的战士中，有北京、河南的几名老兵，平时很同情我，他们回家探亲，回来带了些小字报，偷着送给我看，我这才知道“杨余傅”不是一个人，是我们三个人。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把我们三个人结合成一个人?
1974年9月我回到北京，第四天周总理在305医院接见我时，我问周总理这个问题，周总理说:“卫戌区有位副司令报告，你和杨代总长，空军政委余立金结合起来，要把贺龙用飞机送到苏联去。”这样杨、余、傅就结合到一起了。周总理说把贺龙同志出来抬病是我让你办的，是杨德中同志接出来交你们的。病治好后你们把贺龙同志交给杨德中送回象鼻子沟.我完全清楚，没有那回事。”这才真相大白。
关于“杨、余、傅事件”的详细概况，我在下文中还将专门谈到。
关于重新认识人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1开始后，有一些人确实变了。见风使舵，不讲老实话，不坚持原则。而一人倒了众人批，一人受批，全家受株连，同事也受株连，也是一种非常不好的风气。如北京军区一位副政委，“文化大革命”中他住在医院，造反派把他从医院推到马路上，不准他看病。他的车子也叫造反派抢走了。作为卫戍区司令，我把他的车子弄回来，又把他送到北京医院。他和军区一位副参谋长都有严重的心脏病在北京医院，造反派给医院贴大字报要抓他们批斗，医院不敢让他们住院。当时北京医院归我管，我指示北京医院必须给他们治病，人不准被抓走批斗。倘若不是这样，他们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连命也不一定保得住。
但“杨、余、傅事件”发生以后，我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监禁时，他们反而说了不少无中生有的话。我重新工作后，他们也不是那样好。军区另一位副政委，过去我们在一起工作时，他身体有病，我对他非常照顾。“文化大革命”时他被抓走，也是我把他保了回来。但在我被打倒以后，他成了军区整我材料专案小组的负责人，完全跟“四人帮“跑。“文化大革命”至今已过去多年，我一直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由于林彪、“四人帮”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我们的许多同志难免会说一点违心话，做一些违心事，这都是可以原谅的。但也有些人并非如此，他们是想从中捞取好处或者别有用心。
历史已经证明，凡是这种人，最终都没有好的结果。这也是历史让我们记住的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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