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老人同意卖这枚勋章，但是他有个要求。
一
那是2020年4月，好几天没出门丢垃圾的我，一开门就被门口的景象吓了一跳。门口竟然躺着一个人，他背对着我，我看不清他的脸。
那个人的身下只铺了一块纸壳，一件很薄的衣服盖在他的身上，楼道里的风吹得他的头发乱糟糟的，但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他似乎是睡着了，又像是死了。我的心咯噔一下，万一这人真出什么事，又是在我家门口，我怕是长多少张嘴都说不清。思考一番，我想叫人过来一起看看，四处张望了一下却发现原本喧闹的楼道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站在门口想了好一会儿，我还是下定决心，掏出手机，一边录屏一边伸手拍了拍眼前的人。
似乎是被我打扰了清梦，眼前的人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待看清我以后，他的眼睛亮了一下，激动得坐起身，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他重复说的话，我没听懂，只听清楚一个词：орден(俄语：勋章)。
看着眼前激动的老人，我赶紧回屋给他倒了一杯水，安抚着他慢慢坐下来说。
老人平静之后，说话的语速慢了许多，我这时才明白，这又是一个来卖勋章的老人。
老人待过的楼道 | 作者图
在俄罗斯，这种在前苏联获得过战斗勋章的人被称为“英雄”，只不过伴随苏联解体，往昔的英雄却成了一个笑话。现在这些曾被授予勋章的老人，绝大多数的生活都非常凄苦，除了政府微薄的抚恤金以外，他们没有任何收入。
而为了谋生，唯一能够拿出去换取面包的东西，只有出卖那些他们拿命换来的勋章。
这些勋章多是苏联在二战卫国战争时期颁给身负军功的老兵，能拿到勋章的人不是从尸山火海中生还，就是手上结束掉许多敌人的性命。
对于许多老兵来说，勋章不仅代表着荣誉，还有他们的尊严。时至今日，有很多人在收购这些勋章，除了有历史收藏价值之外，经济价值也被更多人盯上。其中1942—1943年的勋章，有段时间更是“一章难求”。
因此，常找我做翻译的雇主把我的电话和地址放到了网上，我总能碰到这样的老人。
老人喝完水后，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失态，非常诚恳地向我道歉，他似乎是真的渴坏了，非常不好意思地又要了一杯。待情绪平复后，老人说明了他此次来找我的缘由。
“我想买回我的勋章。”老人认真地看着我。
我没反应过来，又问了一遍，得到确定的答复后，我不解道，“您从未在我这里卖过勋章，我也不记得我见过您，东西也不在我这里。”
我的确没有见过这个老人，接着说道，“另外我只是帮买勋章的人做翻译，莫斯科这么大，买勋章的人很多，做翻译的也不止我一个。”
老人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你没有见过我，我也没有见过你。”他似乎很难为情。
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出口，“因为我的勋章是被我的孙子卖掉的，我发现以后，他和我说了这件事。我找了很多翻译和买家，都不是。”
说着，老人拿出两张照片，问我是否认识照片上的年轻人，以及那枚勋章。
我看着照片上的勋章，红色的五角星，中间金色的镰刀锤子交叉，“卫国战争”几个字包裹着它们，简单又威严。在市面上很抢手。
弄清事情的原委，我给之前托我做翻译的雇主们打了几个电话，并且把老人的照片发给他们。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买家回复我，说他见过照片上的年轻人，但他当时并没有买，因为对方开价实在太高了，所以被他拒绝了。
我把原话转述给老人，老人长长叹了一口气。他又托我询问买家，那个年轻人还接触过哪些其他买家，我一一告诉他，老人对我频频道谢，然后离开了。
送老人下楼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走路的姿势有点跛，那大概是战场上留下的痕迹。
二
再见到老人时，是在那不久后。
我做翻译陪一位买家雇主买纪念章。卖家出的价钱很高，但我的雇主并未表现出拒绝，反而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雇主告诉我，这枚纪念章是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后，苏联为表彰在战争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颁发的。能拿到这枚勋章的人，几乎都是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而且，这版勋章在市面上见得不多，很多在前苏联解体时被大量卖出。有很多被美国和英国人收购。现在还能买到的，绝对不能错过。我明白雇主的意思，他对这枚勋章志在必得。
短暂的接触后，双方敲定了这笔买卖。雇主全款支付后拿到了勋章，一再表示要请卖家吃饭。等待上菜的时候，卖家说他的家距离这里不远，他还有一个装这枚勋章的盒子，可以拿过来送给雇主，以此感谢雇主的慷慨。
雇主当然很高兴，应允卖家回去取盒子，待他回来以后，我们再开席。
等卖家走远后，我忍不住问雇主，“以前我也没见您买卖成了，还请人吃饭啊。”
雇主一笑，“这人说不定家里还有不少好货。”
“为什么这么说？”
“一般这时候还能出这种类型的勋章，家里必定有长辈保留这些东西，不然解体那困难的时期早就被拿出去卖钱了。所以不难猜他手里肯定还有好东西。”我没做声，雇主说得在理。
苏联解体后，伴随政治动荡，经济直线下行，货币贬值，许多俄罗斯中产家庭所积累的财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通货膨胀，导致他们手里的大额卢布甚至买不到一袋土豆或者一大块面包。为了生存，许多人放弃了尊严。
只是我总觉得这个年轻的卖家有点眼熟，但我又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见过他。
服务员过来催促了3次是否要点菜，我们也没有见到卖家回来的身影。雇主等得也有些烦了，催促我打了几个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我和雇主面面相觑，不知道卖家为什么突然失联，但还是决定边吃再等他一会儿。
菜还未上齐时，一个拎着包、头发凌乱的老人，突然站在了我们面前。
还未等我询问，老人率先开口，“我是卖给您勋章人的爷爷。”
雇主转头看了我一眼，满眼的疑惑，我连忙把老人的话翻译给雇主听。
“我们见过的，姑娘，”老人看着我。“又见面了……麻烦你把我的话翻译给他。”我愣了一下，忽然想起那个在我门口打地铺的老人。
怪不得，我怎么感觉那个年轻人如此眼熟。
雇主连忙示意他可以坐下，先吃点东西，老人迟疑了一下，还是拒绝了。老人直接了当地说明他的来意——他想拿回那枚勋章。
说着，老人激动地把刚才我们支付给年轻人的钱袋子放在桌子上，“你看看少没少。”
雇主朝我使了一个眼色，委婉地表达了他的意思，他的确钟情这块勋章很久了，好不容易买到，他不想轻易地放过这块勋章。
老人似乎料定雇主的心思，声音越来越低，“我知道……但那枚勋章对我很重要……我可以用任何东西和你换回它，你看我的表，是上世纪的纪念款，还有这钢笔是德国货，已经停产了，市面上见得不多了，还有这个……”
老人说着一直在背包里掏出东西，几乎是哀求着雇主能够把那块勋章还给他。
这个举动也引得餐厅的人纷纷将目光投过来，雇主不想惹麻烦，迫不得已点了头。
拿到勋章后，老人一直在对我们道谢。他不停地鞠躬，我送他出餐厅的时候，还是忍不住问他，“您为什么非要拿回这块勋章？”
老人没说话，只是又对我鞠了一躬，我赶紧也朝他鞠躬，但他很快就走了。
三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还会再次见到那个老人。
到了2020年6月中，俄罗斯全国解除新冠疫情居家的封锁令。我和雇主约好了去见一个卖家，刚准备出门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
我正纳闷谁会来找我，从门镜里向外看，发现又是那位老人。
老人似乎瘦了很多，但是穿戴得十分整齐。
我请他进屋。老人与我客套了几句坐下后，问能不能通过我联系一下我的雇主。
苏联老兵的勋章| 作者图
经历了上一次的事件，那位雇主事后很扫兴，并声称再也不想与这种人做生意了。
听到老人这么问，我几乎是下意识地答道，“我们没有再接触过您的孙子了，至于他又把您的东西卖到哪里，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
老人看了看我，笑了起来，坐直了身子：“我不是来要东西的，我是来卖东西的。”
这回轮到我懵了。
“麻烦你了，姑娘，”老人顿了顿，“你能不能问问你的雇主对上次那枚勋章还感兴趣吗？如果他仍然想要，我现在就可以和他见面。”
我看着他，反复确定他说的话。
老人一直在说“是的”。
怕我没听懂他的意思，老人让我拿纸过来，把他的话写了一遍。确定了老人的确是来卖东西的，我如实告诉他，因为上次的事，那位雇主可能并不是很想和他做买卖，如果雇主不想买这枚勋章，还请他谅解。老人点头。
我给雇主打了一个电话，把所有情况和他说了一遍，雇主考虑一会儿还是同意了。
放下电话，我告诉老人，可以见面了。
我本以为他会很高兴，可他在得知这个消息时，脸上看不出一点高兴的样子。
我们坐车到达约定的餐厅，路上老人一言不发，下车时，我拿出手机确认车费，他轻声问了我一句：“姑娘，你的手机很贵吧？”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问懵了，看着手中的旧款iPhone，尴尬地笑了笑，“还好吧”。
老人没再说话，他的脸上全是无奈。
与雇主会面后，老人仍旧话不多，只是把那枚勋章各个角度展示给雇主看。
雇主本就对这枚勋章十分喜欢，马上开出了一个令人心动的价格。
老人在听到报价后仍旧没有表情。他小心地把那枚勋章端正地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告诉我，他同意卖这枚勋章，但是他有个要求。
雇主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冷了下去，我连忙打圆场，气氛却还是有些尴尬。雇主无奈表示，如果是对价格不满意可以再谈，只要是在他的承受范围内，他愿意买下这枚勋章。
老人摇了摇头，看着雇主说，“我可以把它卖给你，不用加价的。”他抬头看向我们。
“但是你要在6月25号之后，才能拿走它。”
“我怎么知道您不会食言？”雇主反问。
老人眼神坚定，“姑娘，麻烦你转告他，因为24号我要戴着它去参加阅兵游行，结束后，我就会把它给你们。” 我如实转述。
雇主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就这样，我们约定25号中午还在这家餐厅见面。
雇主决定留老人吃顿饭，感谢他愿意割爱。
老人态度坚决地拒绝了。
这次送老人出去的时候，雇主也注意到老人走路有些跛，叮嘱我帮老人打车，他来付车费。等车的时候，老人看着商业中心附近的苹果专卖店的logo，指着它问我，“那个很贵吗？”我回头看了一眼，又看他，不明白他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