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五十六的“舰队派”作战理论：战列舰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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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山本五十六试图挑战统治“舰队派”的作战理论，他一直怀疑战列舰的崇高地位。此前，大舰巨炮一直是海军强国的首要标志。在20世纪初世界各国海军的观念中，这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德国几乎倾尽国力打造了“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而英国人也建筑了“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这便体现了此种理念。

日本海军势力的进展

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上校（后晋衔为少将）在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将这种观念加以归纳，后来影响了全世界。马汉在这本书中阐述了，拥有一支强大风帆战列舰队（大航海时代的海上霸主）的英国人，是如何一步步地先击败荷兰人，再击败法国人，最后登上世界之巅的。

英国人统治了海洋，这为其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巨大的影响力和无限的权力。日本列岛的地理环境和特点与英国多有相仿之处，这为日本人指点了迷津，而且马汉也暗示道，其他国家可以通过打造并维持一支强大的战列舰队来复制英国的成功。马汉的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了日语，其中心思想被日本海军奉为圭臬。

与同时代的其他日本海军军官一样，山本五十六也是在江田岛上学时读了马汉的著作，起初也对其深信不疑。然而，到了1930年时，他骨子里的怀疑精神促使他重新思索这本书。在参加伦敦会议之前，他先后担任“赤城号”重型航空母舰的舰长和第1航空战队的司令官，该战队辖有“龙骧号”和“凤翔号”轻型航母。部分是基于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开始逐步相信航空母舰将取代战列舰的地位，并认为在航空母舰面前，战列舰即使不是无足轻重，至少也将退居次席。

1934年时，他曾与一个班级的海军航空兵学员分享过这么一个观点：战列舰就像富人家里昂贵的艺术品一样，它们被摆在客厅里只是为了给访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也许非常美观，但是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大型战列舰的拥趸们（他称之为“铁炮屋”）都是“榆木脑袋”，并预言“大舰巨炮的时代马上成为历史”。此外，日本陆军也逃不过他的口诛笔伐。他曾质疑日本陆军“皇道派”的野心和权力欲，并公开反对在中国东北开战。有一次，他还当众称日本陆军的某些人为“陆军那些笨蛋”。

山本五十六似乎很乐于冒险，对此他也从不讳言。他是个天生的赌徒，具体表现出来就是：他几乎无所不赌。山本五十六很喜欢技巧性的游戏，例如桥牌和棋类。此外，他还特别喜欢玩美式扑克，能一连玩几个小时而乐此不疲，经常通宵打牌。他的直言不讳难免惹恼日本陆海两军里那些容易冲动的莽夫，他自己对此也很清楚，不过，这并未阻止他继续发出批判的声音。这是一种高空走钢丝的危险行为。曾有一天，有阴谋者计划去暗杀他，幸亏他运气好，凑巧出城了，才让刺客们扑了个空。

其实，山本五十六并不是唯一一个断言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势将取代战列舰的人。例如，井上成美将军就曾悲叹过，加藤宽治这种“舰队派”将领的“比例焦虑症”，他认为，从密克罗尼西亚那几十个小岛上起飞的日本陆基飞机足以有效地击退敌人的战列舰队。井上成美和山本五十六都支持生产更多性能更好的陆基远程轰炸机，并希望在美国舰队试图驶入西太平洋时出动这些轰炸机对其展开攻击。

第一型此类飞机是1936年服役的双引擎的三菱G3M轰炸机（正式名称为“九六式陆上攻击机” ），美国人称其为“内尔”（Nell）。4年后日本又研制了另一型飞机，即飞得更快、装备更强的G4M一式陆上攻击机，西方称其为“贝蒂”（Betty），它同样是三菱公司的产品。不过，除此之外，山本五十六认为，海军航空兵的最有效使用方式还是部署在航空母舰上。

日军先进的技术，领先世界的“长矛鱼雷”

早在1922年，日本就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打造了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凤翔号”。“凤翔号”与英国早期的航空母舰一脉相承，其排水量不到1万吨，仅能搭载15架舰载机。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日两国都拥有了大型航空母舰，英国的航母顿时相形见绌。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日两国利用了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一项特别例外条款：美日两国必须拆毁一定数量全新或者部分完工的战舰，不过，作为补偿，两国可以把数艘已经完工的舰体改造成航空母舰。据此，日本人将未完工的“加贺号”战列舰舰体改造成了“加贺号”航空母舰，将未完工的“赤城号”战列巡洋舰改造成了“赤城号”航空母舰。而美国人也利用了此次机会，打造出了两艘超大型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

这4艘航母的满载排水量都超过了4万吨，且能够搭载多达90架飞机。事实上，它们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改变了航空母舰设计的初衷。它们不再只是辅助战列舰作战，而是让自己成了强大的打击力量。1929年1月美国海军举行的一场年度例行舰队演习就充分展现了这一点。

当时，美国海军梅森·里夫斯将军将“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从舰队主力中拉出来，独力对巴拿马运河区发动了空中打击。对于关注这一领域的人们来说，梅森·里夫斯指挥的此次突袭是一个风向标。不过，这种趋势尚未带来真正的变革。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绝大多数海军将领仍旧迷恋于马汉的理论，并认为里夫斯的开拓之举只不过是出风头而已。

虽然对《伦敦海军条约》的限制深感沮丧，但掌控了军令部的“舰队派”将领们，仍努力在条约规定的范畴内尽可能地增强海军实力。这主要是依靠提升质量来实现的。日本人对其已有的战列舰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其中包括“扶桑号”（1932年施工）、“金刚号”（1935年施工）、“伊势号”（1935年施工）和“陆奥号”（1936年施工）。

为了提升这些战列舰的航速，日本人将其燃煤锅炉更换成了新式的燃油锅炉，不过，这样的改造让日本原本已经捉襟见肘的石油资源更加紧缺。此外，日本人还为每艘战列舰加装了防雷突出部，并加厚了装甲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还要确保其战列舰的射程超过美国战列舰。为此，日本人改造了所有战列舰的炮塔，确保其炮管能够抬升至40°。

此外，日本人还加强和扩大了自己的巡洋舰部队。由于日本手中装备8英寸主炮巡洋舰的数量已达条约限额，所以其1931年到1936年的《补充建筑方案》聚焦于打造一级全副武装的新型轻巡洋舰。虽然这种“最上”级巡洋舰主炮口径仅为6英寸，但每一艘都配备了15门主炮，装在5座三联装主炮塔上，其中前甲板3座，后甲板2座。另外，日本人还对这些炮塔进行了特别设计，一旦战争爆发，其6英寸口径火炮能够迅速换成8英寸主炮。

日本人的另一项技术进步则完全不在《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的限制之内：他们研制出了更大、更有效的鱼雷。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人已经弄明白了如何使用压缩氧气来驱动鱼雷。此后，日本鱼雷比西方国家的鱼雷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因为西方的鱼雷此时仍依靠压缩空气推动。最大的日本鱼雷是九三式氧气鱼雷，英国人和美国人后来称其为“长矛”鱼雷。

这种“长矛”鱼雷每枚长达30英尺，重近3吨，最大射程超过20英里，这意味着它们能从几乎所有舰炮（除了最大口径的舰炮）的射程之外发射。这种鱼雷战争部重达1000磅，其威力几乎是美国鱼雷的两倍。这种“长矛”鱼雷在设计时用于从巡洋舰和驱赶舰上发射，日本人还研发了两种小型款，即专供潜艇使用的九五式鱼雷以及专供飞机使用的九一式空投鱼雷。在性能方面，上述所有这些日本鱼雷都要比西方国家的同类产品更加优异。

日军态势，恐惧主义专制

日本人决心按照条约的上限打造自己的舰队，而在大萧条期间，美国人对进展海军兴趣不大，于是，到了1934年，日本海军的实力不只是达到美国海军的70%，而是接近80%。此外，为了分别保卫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美国必须将自己的舰队分别部署在东西两条海岸线上，日本人因而在事实上取得了太平洋上的海上优势。

即便如此，当美国人抗议日本强占中国东北时，日本的海军首脑们还是警觉起来，认定日本不免与美国人撕破脸皮。他们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撕毁所有条约。就在这一年，当海军列强开始为马上在伦敦举行的新一轮海军会议做准备时，日本政府指示参会代表务必取得与英美绝对平等的海军力量份额，否则就退出会议。

此时已经晋衔为海军中将的山本五十六，率领日本代表团参加了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但他得到的指示使他没有任何谈判余地。他深知，英国人和美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日本提出的“绝对平等”要求，所以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已注定失败。随后，日本根据《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相关规定，提前两年提出退约。

在此之前，为了“抗议”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责备，日本已经退出了国际联盟。因此，日本实际上已经全盘抛弃了国际社会追求的集体安全政策。虽然后果是必须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但日本海军“舰队派”的将领们似乎对这一前景并无担忧。当年冬天，日本又发生了一场未遂政变，此后，日本海军“舰队派”的将领们开始更加深入地操纵日本政府。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中一千余名“精神武士”（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仅二十多岁的低级军官）对政府官员们展开了一系列毫不留情的突击。他们认为自由派政党在前不久的大选中获胜，意味着军费必将遭到削减，因此决意推翻政府。他们杀害了大藏大臣（即财政大臣）、教育总监以及内大臣（即掌玺大臣），还打算刺杀首相，却认错了人，把首相的妹夫给杀了。

与“五一五事件”不同的是，这次事件的杀手们并非仅仅为了表达日本精神，他们的目的是夺权。他们的暴行不仅没能得到大众的同情，反而遭到了广泛责备。共有17位主谋者被判处死刑，“皇道派”的势力就此衰落。然而讽刺的是，主谋们的宏大目标实现了。军队首脑们以严肃纪律、幸免再次出现此类暴动为借口，成功得到了更大的权力和权威。

日本首相此前刚刚侥幸逃过一劫，他深知政府内部虽然不情愿把主导权交给军队，但他们更担心的是下一场政变。于是，到了1936年底，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专政国家。在希特勒的德国，最高的权威和操纵权掌握在希特勒本人手中。

与此不同的是，日本的专政是一种军事寡头集团的统治，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是在陆军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之间复杂而无休止的争斗中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日本的文官们乃至天皇已经降格为给军队制定的决议签字盖章的角色而已。时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约瑟夫·格鲁称之为“恐惧主义专制”。

此时，山本五十六口中的“陆军那些笨蛋”又挑起了另一场战争。

《参考文献》

克雷格·西蒙兹，《中途岛之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27-29。

霍沃斯，《旭日战舰》，176-77；

阿萨达，《从马汉到珍珠港》，170-71。

理查德·瑟斯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