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与弘一法师及鲁迅的友情缘分

夏丏尊

一九三九旧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师满六十岁诞辰，佛学书局，因为我是他的老友，嘱写此文字以为纪念，我就把他的出家的经过加以追叙。他是三十九岁那年夏间披剃的，到现在已整整过了二十一年的僧侣生活。我这里所述的，也都是二十年前的旧事。

说起来也许会教大家不相信，弘一法师的出家，可以说和我有关，没有我，也许不至于出家。关于这层，弘一法师自己也承认。有一次，记得是他出家二三年后的事，他要到新城掩关去了，杭州知友们在银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饯行，有白衣，有僧人，斋后，他在座间指了我向大家道：“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我听了不禁面红耳赤，惭悚无以自容。因为（一）我当时自己尚无信仰，以为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弘一法师出家以后即修种种苦行，我见了常不忍。（二）他因我之助缘而出家修行去了，我却竖不起肩膀，仍浮沉在醉生梦死的凡俗之中，所以深深地感到对于他的责任，很是难过。

我和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字屡易，为世熟知者曰息，字曰叔同。）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这个学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轻易更换教职员。我前后担任了十三年，他担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我们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他比我长六岁，当时我们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气息，忏除将尽，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功夫。我担任舍监职务，兼教修身课，时时感觉对于学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寄宿舍里有学生失少了财物了，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提出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我们那时颇有些道学气，俨然以教育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的不够，可是所想努力的，还是儒家式的修养，至于宗教方面简直毫无关心的。

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可是并没有作过具体的决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说过就算了的。有一次，我对他说过这样的一番狂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我这话原是愤激之谈，因为心里难过得熬不住了，不觉脱口而出。说出以后，自己也就后悔。他却仍是笑颜对我，毫不介意。

约莫经过了一年，他竟独自去实行断食了，这是他出家前一年阳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二次，年假暑假当然都回上海的。阳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后我也就回家去了，总以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的。假满返校，不见到他，过了两个星期他才回来。据说假期中没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断食。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笑说：“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经过很顺利。不但并无苦痛，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依然教课，依然替人写字，并没有什么和前不同的情形。据我知道，这时他还只看些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类，佛学尚未谈到。

转瞬阴历年假到了，大家又离校，那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为他在那里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静，所以又到那里去过年。他的归依三宝，可以说由这时候开始的。据说：他自虎跑寺断食回来，曾去访过马一浮先生，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阴历新年，马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就想出家，仅归依三宝，拜老和尚了悟法师为归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

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学书偶然仍看，道家书似已疏远。他对我说明一切经过及未来志愿，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我当时非常难堪，平素所敬爱的这样的好友，将弃我遁入空门去了，不胜寂寞之感。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聘书了，因为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上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暑假渐近，我的苦闷也愈加甚，他虽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总熬不住苦闷。有一次，我对他说过这样的一番狂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我这话原是愤激之谈，因为心里难过得熬不住了，不觉脱口而出。说出以后，自己也就后悔。他却仍是笑颜对我，毫不介意。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及校工们，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他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个月以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著起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笑说：“昨日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我问。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

我无话可说，心中真是感慨万分。他问过我父亲的病况，留我小坐，说要写一幅字，叫我带回去作他出家的纪念。回进房去写字，半小时后才出来，写的是《楞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且加跋语，详记当时因缘，末有“愿他年同生安养共圆种智”的话。临别时我和他作约，尽力护法，吃素一年，他含笑点头，念一句“阿弥陀佛”。

自从他出家以后，我已不敢再谤毁佛法，可是对于佛法见闻不多。对于他的出家，最初总由俗人的见地，感到一种责任。以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我不提出断食的话头，也许不会有虎跑寺马先生彭先生等因缘，他不会出家。如果最后我不因惜别而发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许不会那么快速。我一向为这责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近几年以来，我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希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弘一师（李叔同）的篆刻可谓独树一帜。他早年治印从秦汉入手，兼攻浙派。35岁那年入“西泠印社”。39岁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前，将平生篆刻作品和藏印赠与“西泠印社”。该社为之筑“印冢”并立碑以记其事。治英赏英论印，是终其一生未曾放弃的癖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道：“刀尾扁尖而平齐若锥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锥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锥形刀刻白文能自然之天趣也。”李叔同对印学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对近代篆刻事业的弘扬上。他亲自发起成立了继“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印学团体——乐石社，定期雅集，并编印印社作品集和史料汇编。这也是在近代篆刻史上领风气之先之事。

之后，我也常因世间杂事诸多苦恼向弘一师诉肠，每每也有心灰意冷出家之意，弘一师也常常规劝，“世间之事，诸多不顺，尤其是内忧外患，保持其正直之心方得始终，可莫要学我，出家之人为之圆活，圆活了就要收起收起人之七情六欲，从此便无真性情了，你坚持做人的正真也是当现乱世之少有。”

之后，弘一师特意托人从老城隍庙处花了数百大洋购置了田黄兽钮原石一方，然后自己亲手刻制了一枚“圆活了便无真情性”的兽钮田黄印章送我共勉，其用意则是让我保持其坚守气节，矢志不为日本人做事。之后。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我被认为是激进的“危险分子”，12月15日，我遭日本宪兵队逮捕，被指为反日分子，并要我表明。逮捕前我预感将要出事，遂将其收藏的部分书画作品印章等送与在上海的相识旧友，其中并将圆活了便无真情性”的兽钮田黄印章送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先生。

因我与和鲁迅同属浙江绍兴出乡，又早年同在浙江师范一师共事过多从年，我们私交甚密，我自己在学术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影响。1909年就参加了鲁迅、许寿裳等发动的反对尊孔复古的“木瓜之役”。后来又在鲁迅启发下提高对文学的兴趣。当时鲁迅还没有写小说，也没有用鲁迅的笔名，但他已立志通过文学改造国民精神，并开始从事翻译。他见我小说读得不多，曾以《域外小说集》相赠，使我“眼界为之一开”，从此不断扩大阅读视野，还从日译本转译西欧著作，所以自称是“受（鲁迅）启蒙的一个人”。

被捕后我在狱中，备受拷打，百般凌辱，我想到了弘一师的不能圆活更要有真情性，使我的态度更加刚强不屈，坚贞不渝。十天后，我因年事较高，经友人内山完造等保释出狱。

之后，抗战胜利，全国欢腾，我心中的喜悦与欢呼，有过于革命党推翻满清时的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