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邓小平得知三弟是地主，严肃吩咐：把全部家产分给穷苦农民

1949年邓小平进军西南，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方反动势力。

闲暇时刻，他派人打听老家的亲戚的情况，得知三弟邓蜀平靠着祖辈的产业已成为一名小地主。

邓小平气不打一处来，心想：“我在外面干革命，弟弟竟然在老家当地主，这怎么行？”

于是，邓小平忙里偷闲叫人带了一封信回老家。信中没有说太多，只要求邓蜀平立刻赶到重庆来见自己。

收到信后，邓蜀平收拾好行李，带着谢全碧来到了邓小平军队的驻地。

开明地主

兄弟二人见面后，邓小平没有表现得太热情，因为他还在惦记着邓蜀平是地主这件事。

邓蜀平先开口说话：“大哥，我来见你了。”

邓小平淡淡地说：“来了。坐吧！”

邓蜀平夫妇找到椅子坐了下去。

见他们坐好了，邓小平进入正题：“听说你在老家还是个小地主？”

听完邓小平的话，邓蜀平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他颤颤巍巍回答：“有这回事，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坐在一旁的谢全碧，一边自我介绍一边替丈夫解释：“大哥，我蜀平的妻子。蜀平虽然是地主，但他是一位开明地主，实在没做过伤害乡亲的事情。”

谢全碧说完，邓小平态度好了不少，他让邓蜀平自己解释。

邓蜀平告诉邓小平：“大哥你出去留学后，二哥也去外面读书了。当时，我也想和你们一样到外面去闯一闯。但被父亲严词拒绝了。一年春天，我瞒着家人跑了出去，父亲为找到我辗转多地，最终病死在异乡……”

回忆父亲的离世，邓蜀平后悔不已，默默擦掉了流出的眼泪。

邓小平安慰道：“事情都过去了，你继续说下去吧！”

邓蜀平接着说：“收到父亲的噩耗，我只好赶回家吊丧。操办完父亲的丧事，我背起行李准备继续出门闯荡，但看到继母夏伯根，带着一大群弟弟妹妹们出来为我送行。我只能放弃出门闯荡的想法，留在家里经营起了祖业。后来，误打误撞，家业越做越大，就成了个小地主。”

谢全碧补充道：“蜀平当地主时，从不逼佃农交租债,不放高利贷和不杀人越货，遇到灾年歉收，还给租佃户减免赋税。”

邓小平点点头，一改刚才冷漠的态度，起身向前握紧了邓蜀平的手说：“老三，这些年你辛苦了。”

邓蜀平摇摇头：“没有大哥干革命辛苦。”

几分钟后，邓小平松开邓蜀平的手，回到座位上，严肃吩咐他们：“虽然你不是坏地主，但归根到底还是个地主。我命令你们，立即回协兴去，把全部家产分给穷苦农民，一样不留。”

邓蜀平连忙点头：“大哥，我听你的，回去就将地分给农民。”

接着，邓小平又嘱咐道： “抓紧时间学习革命知识。做一个对新中国有用的人。”

革命新生

后来，在邓小平的安排下，邓蜀平夫妇进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社会发展史等课程。

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1950年10月，他们被分配到贫困偏远的贵州省兴仁专署。

出发前的一个晚上，邓小平亲自设宴为邓蜀平夫妇送行。参加宴席的刘伯承劝邓小平：“把老三留在身边吧，反正我们也还需要人。”

邓小平拒绝了刘伯承：“他们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没有经过革命和战争的考验，让他们到贵州去，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

说完邓小平转过身对邓蜀平夫妇说：“到贵州后，要好好锻炼，努力工作，特别要有扎根边区一辈子的思想准备。”

邓小平简单的几句话，便奠定了邓蜀平今后的人生。

抵达兴仁后，邓蜀平夫妇又由宣传部长甘东带队,前往普安县青山镇执行任务。

在前往青山镇的路上，有人告诉甘东等人，说邓蜀平是邓小平的三弟。

甘东听完，先是震惊，随后慢慢发觉，邓蜀平头脑清晰，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在进驻兴仁那匹干部中，虽然不算出类拔萃，但矮子里面拔高个，也算比较优秀的了。

进驻青山以后，经过县、区领导和工作队集体研究，认为邓蜀平具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决定让他出任共和国第一任青山镇长。出于安全考虑，邓蜀平改名徐初。

上任镇长后，邓蜀平每天都在岗位上工作。白天带人到处检查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处理出现的新问题；晚上又与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做好思想工作，并积极引导群众检举揭发恶霸地主和贪官污吏的罪行。

由于，邓蜀平工作有方、实事求是，处理问题深入细致。作为土改试点地区的青山镇，无论是成分划分，还是土地的分配，成绩都是非常突出。甚至青山镇的土改经验，还在整个兴仁专署推广起来。

于是，邓蜀平很快被调任普安县财政局，担任局长，指导经济工作。

在新的岗位，邓蜀平再次取得骄人的成绩，受到了群众的认可。所以，在1956和1958年县里召开的两届人大会议上，他都被选举为人大代表。

兄弟之情

到贵州后，邓蜀平与邓小平见面的机会很少。但邓小平却没有忘记邓蜀平，他经常让妻子卓琳给邓蜀平写信，还将孩子的照片寄给邓蜀平看。

在贵州时，邓蜀平与邓小平只见过一次面。那还是1955年，在贵阳举办的全省经济大会上，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出席会议，邓蜀平则以县财政局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邓蜀平夫妇在宾馆见到了邓小平。寒暄几句后，邓小平询问邓蜀平工作开展情况、生活上有没有困难等问题。

邓蜀平一一作答，如同向领导汇报工作一样，没有了过去的亲切感。

交谈不到一个小时，邓小平便被工作人员提醒，要去接见其他领导了。

此后，邓蜀平再也没有与邓小平单独相处的机会，只是到了吃饭的时间，才坐到一起。

但是每次吃饭，邓蜀平都感到很拘束、不自在。尽管邓小平叫他大胆地吃菜喝酒，在场的领导们也热情相劝，但是他总感觉，如今的大哥与自己已经存在某种隔阂，也许是身份和地位上的差距造成的。

不久，邓小平在西南的工作结束了。邓蜀平夫妇也告别了邓小平回到了普安。

临行前，邓小平与他们合了一张影，又送给他们一件皮大衣、一块手表、一支钢笔，以及几瓶白酒、几条雪茄。

回到普安，有人问邓蜀平：“感觉怎么样？”

邓蜀平一语双关道：“我见到是邓副总理，但没有见到我大哥。”

邓蜀平没有孩子，唯一的一个儿子，出生后就夭折了。从此，他与妻子再也没有生育。

邓小平理解邓蜀平的心情，他常常将孩子的照片寄给邓蜀平看。

邓蜀平收到照片，会将它们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有同事进来找他，他会十分热情地介绍：“这是我大哥从北京寄过来的。上面是我侄儿毛毛、灰灰……”

当时，邓小平提出过继一个孩子给邓蜀平养。邓蜀平拒绝了他的好意，他说：“大哥要过继一个孩子给我，我不能要？普安的环境差，孩子们在北京生活更好。何苦让他们来这里受罪……”

客死六枝

1959年12月，邓蜀平被调任安顺市财政局担任局长，妻子谢全碧也被调到安顺市卫生局担任副局长。

1961年，邓蜀平又被调任六枝市担任副市长。

运动开始后，因为是邓小平的三弟，邓蜀平未能幸免。不仅职务没了，还被要求交代过去的事情。1967年3月，邓蜀平自杀身亡。

邓蜀平去世后，谢全碧多次到邓小平家拜访。一次，她刚进门就哭了起来。在屋里逗鸟的邓小平对谢全碧说：“你哭有什么用？你看我手里这只小鸟，你以为它想待在笼子里吗？身不由己啊！不过你看，它还是蛮自由的，不再为生计奔波。”

虽然没有一句话提到自己的遭遇，也不问三弟的死因，但邓小平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排解心中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