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在强渡大渡河后就地休整，准备翻越夹金山。由于对当地地势不了解，需要寻找一名向导，可当地群众都躲到山里去了。
经几天寻找，侦察员肖士杰和马天皇 在一处隐藏山洞里发觉了一名壮年汉子。这名汉子黑脸上有些麻子，圆脑袋，大眼睛，体形粗壮，一只衣袖已烂成布条，脚上穿着草鞋，腰里系着绳子还别了把斧头，浑身脏兮兮的。侦察员问什么他也不说，只是“嗷嗷”地叫。
在几次试探后双方打了起来，在不辨敌我的情况下只能将其操纵起来带回队伍，回到部队鄄别后发觉真是哑巴。通过各种手势比划，哑巴能明白大家意思。在哑巴的带领下，部队到了夹金山边。部队给了哑巴十块银元，让他回去。但哑巴说什么也不肯拿着银元离开。无奈之下，部队只好带着哑巴走。
部队在夹金山上攀爬，因为空气稀薄，挑夫和炊事员背负较重，往往因为心脏和肺部承受不了而猝死。在半山腰上，背铁锅的小战士已经站不住了，哑巴上前用身体撑住他，拎过20多斤重的大锅放在自己背上。从此，长征路上哑巴一直背着行军锅。
为减轻战友负担，哑巴挑起100多斤重担子，担子里放满了炊具和碗筷。一路上，他把牺牲同志的背包和枪支统统扛在自己肩上。不论道路坎坷，还是敌人炮火轰炸，他都毫无畏惧。
有一次敌机轰炸时，哑巴听不见声音，不知道卧倒，炸弹在哑巴身旁爆炸。等敌机飞走后，大家上前一检查，哑巴因为有铁锅防身，只是腿被炸伤，缝了二十多针，要不然命都无法保住。
过草地时，人高马大的肖士杰一不小心滑入沼泽，眼看他快要陷没，其它同志虽然心急如焚，但经验告诉他们如果莽撞施救只会牺牲更多同志。哑巴突然把自己背上的铁锅放在泥潭里，然后像划小船一样划到肖士杰身边，慢慢地将肖士杰从泥潭中拉出来 。班长得救了，大家拥着哑巴又哭又笑。
到达延安后哑巴更加卖力，像一头老黄牛勤勤恳恳，他负责挑水、喂马、烧火，只要是能做的杂事他都抢着做，他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
在延安时主席经常出来闲逛。大家都知道主席闲逛时也在思索问题。因此，中央机关明确要求主席闲逛不准打扰。有一次哑巴看见主席闲逛，老远就丢下水桶，边跑边把双手在衣服上不断擦干净，警卫员上去拦阻，被主席制止。哑巴上前握着主席的手“嗷嗷”大叫，向主席竖起大拇指。主席也笑着向哑巴竖起大拇指。从此，遇到主席上前握手打招呼成了哑巴的“特权”，哑巴成了延安军民艳羡的对象！
张思德看到哑巴挑水脚都裂了，帮他洗脚，帮他擦药。哑巴也把张思德当作亲兄弟。张思德牺牲后，哑巴“嗷嗷”大哭了很久也不肯离去。
哑巴跟随部队到南泥湾开荒，领导安排他继续挑水，他万般不愿，领导向他讲明挑水与开荒同样重要。随后在南泥湾的日子里，他从早到晚地挑水，鞋子跑坏了就光着脚挑，别人收工了他仍继续挑，趁着送饭的功夫，他还会帮大家锄地，过把开荒的瘾。
在延安13年，哑巴挑了13年水。寒来暑往，一天不落！
1955年授衔时，师长刘辉山被授少将军衔。哑巴看到后，上前拍拍师长军衔并竖起大拇指。刘少将与师主要领导开会研究，决定授哑巴少尉军衔，任命正排职军官，授哑巴授予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
1971年10月中旬，周恩来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时特意问起哑巴，并指示：“要安排一师照顾好哑巴同志，吃的、住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有什么病要及时治疗。他为国家的解放事业也是做出了贡献的，我们不能亏待了这个对国家有功的聋哑人啊！”
1981年5月，师政治部干部科报告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请示哑巴享受副师职离休待遇。干部部部长吕企儒对参加评审的同志说：“我看这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全军现役又聋又哑的红军恐怕只有哑巴一个人，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批。”
1983年6月14日，哑巴在北京逝世。哑巴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东院东二室277号，他的“邻居”全是新中国开国元勋、将军。他骨灰盒上的姓名为：哑巴同志。哑巴所有积攒7000多元在生前全部捐给学校，留下的家当只有一顶红军长征时的旧八角帽；一对发黄的红军长征时戴的红领章；四套新军装；五双新胶鞋；六枚勋章和奖章。
后经多方打听和调查，确认哑巴本名熊世皮，生于1891年，家在四川省泸定县磨西镇海螺沟竹麻场下熊家。
向所有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立下功勋的平凡的人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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