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好利不好名”

文/方怀银

对于名利，莫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得透彻。人的一生充满了各种考验，名利关是其中一个难过的关口。古往今来，多少人在此折服倒下，甚至名利俱失。

明朝钱琦在《钱公良测语》中对二者关系作此论断：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而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却说自己“好利而不好名”，其所好者何利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陈寅恪致函傅斯年有云：“弟好利而不好名，此公所夙知者也，但中美文化教育基金重在提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其创始之年未必给奖，以此不能不踌躇也。”原来，一九三六年基金会修改章程，自下一年度起，扩大其资助领域，社会科学也被囊入其中。于是，傅斯年便提议陈寅恪申请该项科学奖励金。在申请之初陈寅恪还颇为犹豫，其时史语所正欲南迁，陈寅恪家累重，南迁需要一笔费用。在他而言，让一家人吃饱穿暖才是正事，家人安定了，才可以安心做学问。所以说，他需要的是奖励金这个利，这是当下之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子十分困窘，“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学问大、名声在外，广州汪伪组织诱迫，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也来诱招，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让他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他坚决拒绝。对比当时一些文化名人标榜自己散淡却纷纷“落水”的表现，陈寅恪是君子固穷，他孤高自赏，矜持自律，也很坦诚。

不独对不义之财，对虚名他从来就没看上眼。其侄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他游学西方十余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具备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之“名”，这对他做学问来说无利，故而不去追求。正是这厚实的学问功底，他在清华的课堂上才敢说“四个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何等霸气，也是其学生之利。讲课如此，作文、演讲亦如是。“弟只能演讲学术问题，须预备稿子”。他也开出了润格，“以一篇一万元为平均之价目”，“演讲亦须万元一次”。

陈寅恪好利不好名，好的是生活安定之利、学问广博精深之利。惜乎其中年后世道不平，他领着家人辗转多地，颠背流离，历膑足目瞽之磨难，虽完成了巨作《柳如是别传》、写成《寒柳堂记梦》，却带着深深的遗恨离世。后人在享受他的学问之利，也应记住他的名，虽然他好利不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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