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云在会议上对华国锋说：人要有自知之明，有错误要改

“人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一个人出现了错误，就要及时地去发现和改正！今天的会议之前，我和华国锋同志有过商议，我的话他是清楚的。”

在1980年11月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在党内享有崇高声望的陈云同志，突然说了这么一番话。而这些话，得到了另一位国家重要领导人李先念的支持。

会上，陈云还说：“这两年，我们国家的改变是让人失望的。我们的政治环境不活泼，不通畅。为了国家能有更好的未来，我认为华国锋同志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中央主席的职务了。我希望他在后面的生涯中，要多做加号、少做减号。”

听着如此激烈的话语，华国锋的头垂得很低。而其他与会者，也是眼神飘忽，不知所措。但是，中国的命运，已经在此刻出现了转折。

华国锋是毛主席在晚年，最为倾力培养的干部。他在1921年出生，远比国家的其他重要领导要年轻。在担任湖南地委书记时期，他大力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帮助水稻专家袁隆平推广杂交水稻，解决血吸虫病的防治问题，其能干的名声，很早就已经传到了毛主席的耳中。1969年，华国锋开始担任中央委员，进入了新中国的权力中枢。

毛主席晚年，政治环境一再发生巨变，另一位备受其关注的干部邓小平，因故三起三落。但是华国锋，却一直走得很稳。毛主席十分看重他，一直希望将他培养成周总理的接班人。在1975年下半年以后，华国锋不但接过了国家管理方面的很多工作，甚至还接手了外交工作。

时间进入1976年，新中国连续遭遇巨变：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7月6日，朱德总司令离开人世；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此时，毛主席的病体已经十分沉重，无法言语。党政军内的所有工作，全部由华国锋一手抓了起来。

9月9日，噩耗传来，毛主席在这一天的凌晨去世了。华国锋一边处理毛主席的身后事，一边应付接下来的危机。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与叶剑英元帅联手，清除了阻碍中国发展的几股最大的势力，给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给国家立下了重要的功勋。

此时，华国锋已经是集党中央主席、国家总理、军委主席为一身的人，其权力之大，甚至超过了毛主席。但是，一些他难以弥补的缺点，此时也越来越凸显了出来。

首先就是威信问题。华国锋太过年轻，革命资历太浅。他是在抗战时期投身革命的，艰苦的红军时期，他没有做过任何贡献。而在投身革命后，他也没有怎么参加过战争，身上没有战功，这让一些有军队背景的老干部难以信服。

其次就是魄力问题。华国锋当年是被作为周总理的继承人而被培养的，他身上的一些优点，比如说工作认真、踏实肯干、深入群众等等，都是适合做具体事务执行的。但是，对于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以及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就都非华国锋所长了。在一些美国人的回忆录中，华国锋给他们的印象，是口号很多，但是实际的思想却比较简单。

此外，华国锋对于国家既有的政治体制，也缺乏打破的勇气。为了刻意维护毛主席的形象，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对平反冤假错案顾虑重重，甚至继续强调中国的阶级斗争，这让很多老干部和受过冤屈的人十分失望。

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情况不容乐观。1976年，中国的GDP仅有不到三千亿人民币，可以说是达到了历史的新低。1977年，虽然情况有些起色，但仍然只有三千亿多一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实已经十分明确，就是全面地改革开放。1977年，邓小平复出之后，虽然主抓的是教育和科学工作，但是已经在改革开放上作出了一些尝试，效果很好。但是，华国锋对此却很有顾虑，害怕一旦全面开始改革开放，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将无法坚持。思前想后，他突然灵光一闪，感觉自己找到了一条新路。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放弃与黄金脱钩，同时与石油挂钩。从此之后，石油的价格在世界上稳中有升，成为了受世人瞩目的“液体黄金”。而此时，中国的大庆油田，也已经有了稳定的产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于是华国锋找来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提出要建“十个大庆油田”，让中国走上靠售卖石油发展经济的道路。

然而，事实证明，大庆油田的奇迹，是受到自然条件制约的。经过长期的勘探，余秋里发现，中国大陆上的石油产量，达不到靠矿产致富的地步。不要说再建十个大庆油田，想要再建一个都十分困难。为了拓展石油产能，余秋里将主意打到了海上。但是在1979年11月25日，勘探船“渤海二号”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时翻沉，造成了72人死亡的特大事故。

经过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华国锋石油发家的想法，实际上已经难以实现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只剩下了改革开放一条路。但是，华国锋此时仍然难以下定决心。

国家的建设不等人。为了推动改革开放，邓小平的动作越来越大。他鼓励地方上的同志走出国门，去看看其他的国家到底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他还出访了美国和日本，既展现了中国领导人友善的一面，也给这两个国家来中国投资铺平了道路。动作之大，脚步之快，让人看到了他富国强民的决心。

华国锋也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处理国家事务上，难以发挥积极作用了。于是在1980年9月提出，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将这方面的权力交出去。在自己位高权重时主动交权，华国锋的这种胸襟，让人敬佩。

但是，要想配合改革开放，仅仅是国家经济体制有所改变是不行的，更要有政治制度和党政方针的配合。但是，这恰恰又是华国锋想要极力避免的。在改革开放势在必行的情况下，党内对他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

陈云是新中国最早的经济专家，深知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也因此，他一直是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者。他很清楚，中国继续这样发展，是难以营造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的。不稳定的话，又何谈吸引外国投资呢？在当时中国缺乏资本的前提下，没有外资，又何谈快速发展呢？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斟酌后，陈云开始找李先念谈话。

李先念曾经是华国锋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华国锋最为倚重的经济专家。但是经过了两三年的观察后，他也发现了华国锋的一些问题。于是，两人在支持邓小平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此时，距离党的十二大已经很近，如果不尽快解决人事问题，中国的发展可能又要再拖上一段时间。于是，两人先是找华国锋谈话，主动劝他能够“让贤”。在得到了初步的答复后，陈云决定在1980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彻底将情况挑明。

会议上，陈云主动发言。他先是肯定了华国锋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语气强烈地提出，华国锋已经不再适合继续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了！

陈云的言语，引起了巨大的波澜，但是最后大家的意见却比较一致，那就是支持陈云的这一说法。华国锋在仔细考量之后，也决定顺应大多数人的意见。在1981年6月份，他主动辞去了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逐渐淡出了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