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内务府稿档”留下海量第一手清史资料

近5万件公文跨度达270年目前陆续出版——

“盛京内务府稿档”留下海量第一手清史资料

《盛京内务府档·乾隆朝》样书。目前，省档案馆仅出版12册《盛京内务府档》，占“盛京内务府稿档”全宗的3%。

“盛京内务府稿档”中一份完整的公文，由汉满两种文字书写。

“盛京内务府稿档”中记载工程赔修制度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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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郭平

档案解密

在国家档案局公布的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省档案馆研究、整理并陆续出版的清宫秘档——《盛京内务府档》入选。清代盛京内务府主要职责是管理陪都事务，其职能一直延续到1925年。在这期间，盛京内务府内部各机构、盛京内务府与清廷内部各机构之间生成大量公文，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形成《盛京内务府档》，成为研究清代东北地区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为了和其他清宫档案区别，在申报时，这组档案被命名为“盛京内务府稿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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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档案馆整理的“稿档”是无价之宝

辽宁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虹最近一段时间接待了多批次的记者采访。媒体采访的内容是纳入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盛京内务府档》，即最近出版的清代盛京内务府文书原件档案。它是研究清代盛京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风俗、建筑、司法、民族、外交等唯一且不可替代的第一手史料。为了和《黑图档》等其他盛京内务府档案区别，在申报时，这组档案被命名为“盛京内务府稿档”。

据了解，经过精心修复和整理的“盛京内务府稿档”包含4.9万卷（件）档案，这些档案形成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至1926年，大多为经折式的行文稿，即公文原稿或底稿。

从档案文献研究角度看，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可分成三大类别。

第一大类是《顺治年间档》，共一册71份文件。主要是有选择地抄录了清顺治四年至八年（1647年-1651年）发布的公文，全部采用满文抄写。

第二大类是《盛京内务府册档》，又称《黑图档》。形成于康熙元年至咸丰十一年（1661年-1861年），是由盛京内务府档案房专职人员抄录的正式公文的副本。《黑图档》共有1149册，抄录了16.91万份文件，2015年入选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省档案馆将《黑图档》全部影印出版，共12辑345册。

第三大类就是“盛京内务府稿档”。它跟《黑图档》有什么区别呢？

张虹说：“‘盛京内务府稿档’的纸张大部分采用的是宣纸，纸张价值珍贵。无论是从历史档案本身的文物价值，还是其承载的大量独一无二的信息，人们称‘盛京内务府稿档’为无价之宝，实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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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内务府稿档”一直是被学者关注的热点。

张虹说：“‘盛京内务府稿档’中的文件前后跨越270年，早期档案距今近400年。纸张易霉变、蛀蚀、酸化，难以保存的实际情况决定了这部档案原件已经不能再直接翻阅了。”

据介绍，“盛京内务府稿档”原存放于盛京总管内务府衙门中，由档案房专门管理。1925年，这部档案被移至盛京宫殿西七间楼内。1948年沈阳解放后，“盛京内务府稿档”由辽宁省图书馆接收，后移交给了辽宁省档案馆，保存至今。

“‘盛京内务府稿档’入藏省档案馆后，破损档案的修复和档案内容的整理一直在持续进行中。”张虹说，如今，除极少数砖化严重（即纸张粘黏在一起、难以拆分）的档案外，全部档案的修复基本完成。那些砖化的档案需要日后用高科技手段来修复。

出于对珍贵纸质历史档案的保存需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省档案馆还对这部档案进行了缩微技术采集工作，形成电子文档。正是由于这项工作，人们才能在省档案馆用电脑查阅“盛京内务府稿档”。

为了研究清代盛京地区第一手历史资料，早在上世纪30年代，伪满“奉天国立图书馆”就已经对这部档案进行了整理，以书册的形式为每份公文开列了可供查找的档案目录。

张虹告诉记者：“日伪时期整理‘盛京内务府稿档’时所形成的目录不规范也不科学，因此，省档案馆组织专门力量对这部档案内容进行重新分类编目。重新著录的档案目录不仅便于查询，而且校对出许多日伪时期所编目录文不对题、有题无文的情况。经过这样的整理后，实现了对‘盛京内务府稿档’内容进行更加精确的查询。”

因为“盛京内务府稿档”既有汉文又有满文，所以对于满文档案的编译是当前档案整理的最大难点。据介绍，省档案馆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三批，引进了三代满文专业人才，不过总人数只有11人。对于“盛京内务府稿档”满文部分的档案，目前编译出来的不到总数的10%，满文档案的编译整理仍然任重道远。

张虹说：“不过，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从事满文研究的大学院系和研究机构，能够读懂满文的人才正在呈增长趋势，对满文档案的利用意愿也很迫切。”

“出版的12册与‘盛京内务府稿档’整个全宗比较，仅是冰山一角，但这是最有意义的工作。”张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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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重大史事在这里留下原始记载

张虹说，“盛京内务府稿档”是东北地区清代史料宝库，留下了大量的第一手历史素材，需要耐心地研究与发掘。

记者在查询栏中键入“阿其那”，文件栏中立即跳出《嘉庆九年（1804年）某月某日，正黄旗祥瑞佐领入官之阿其那塞思黑苏努五户家丁满汉三代清册》这个文件，有137页，详细开列了这些家丁的人员名单。吸引记者的是“阿其那、塞思黑”这两个名字。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雍正皇帝骂八弟等人为“阿其那、塞思黑”，观众对这段戏印象深刻。

这是雍正四年（1726年）发生的事。《清史稿》中记载：雍正登极后，康熙的第八子允禩接连遭到弹劾。雍正四年，雍正帝召集大臣历数允禩犯下的种种罪恶，怒道：“允禩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断不可留于宗姓之内。”“寻命削王爵，交宗人府圈禁高墙。宗人府请更名编入佐领：允禩改名阿其那，子弘旺改菩萨保。”此后，参与争夺皇位的允禟被改名为“塞思黑”。

对于“阿其那、塞思黑”的具体意思，史学家进行了各种考证，大多集中在猪、狗这两种动物上。张虹说：“这两个词并不是完整的满语，解读为猪和狗肯定不准确，应该是‘像猪那样愚蠢’‘像狗那样黑心’。”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此事发生了转变。《清史稿》载：谕曰：“圣祖第八子允禩，第九子允禟结党妄行，罪皆自取……允禩、允禟仍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叙入……”这段话里，乾隆皇帝决定为二人恢复原名，子孙再次收入玉牒。但是，从“盛京内务府稿档”中的档案来看，乾隆为二人恢复原名的命令发出了30多年后，在盛京内务府，人们还是将他们称作“阿其那、塞思黑”，可见这一事件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刻。

记者还调出了盛京内务府留存的最后一份档案《蒙旗科造报外城俸饷花名册》，落款时间是“‘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

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除清帝尊号，驱逐溥仪及其侍从出宫，北京故宫一切财产归民国政府所有。在这种形势下，1925年春，奉天省政府亦正式接管“盛京内务府皇产事宜处”。清朝的盛京总管内务府至此最后解体。

《蒙旗科造报外城俸饷花名册》记录了当时东北地区八旗将领和士卒以及遗孀领取最后一笔饷银的情况，其中阿城地区还将饷银直接折算成了大洋来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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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沈阳故宫当年收藏的全部国宝清单

张虹笑着对记者说：“关于沈阳故宫的公文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盛京内务府稿档’确实在这方面留下了很多宝贵史料。”

此前，对于盛京宫殿的修缮和藏品的研究，资料多取自《黑图档》。应记者请求，张虹花了一定时间对“盛京内务府稿档”的相关档案进行梳理。她告诉记者：“‘盛京内务府稿档’中的很多档案内容，恰恰是《黑图档》中所没有的。”

为此，她帮助记者查询了多个档案，其中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某月某日，翔凤阁藏宫殿各宫并文溯阁夏园广宁行宫器物清册事》《道光二十七年某月某日，飞龙阁藏器物清册事》《道光二十七年某月某日，东七间楼藏器物清册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某月某日，西七间楼藏书籍墨刻器物清册事》等。

沈阳故宫飞龙阁、翔凤阁、东西七间楼在清代都是贮藏皇家器物的场所，里面曾经珍藏着大量清朝皇帝由北京运送过来的书画、金银器物、瓷器、丝绸等宝藏。

记者调出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某月某日，翔凤阁藏宫殿各宫并文溯阁夏园广宁行宫器物清册事》，这部清册用工整的楷书记录了当时盛京宫殿及广宁行宫各宫殿陈设物品及翔凤阁藏品的名称及数量，清册长达260多页。

在崇政殿和大政殿的陈设中，记者见到了熟悉的“角（lù）端”（现写作“甪端”），两殿中有所不同，崇政殿中的是“镀金珐琅角端两件”，大政殿中的是“掐丝珐琅角端两件”。在道光年间，鎏金与镀金的概念还没有精确地区分开来，所以鎏金器物被记成“镀金”。此外，那时甪字虽然已经被收入《康熙字典》里，但记录人员却将“甪”写成了“角”字，反映了道光年间“甪”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生僻字。

当然，翻看得越多，记者受到的震动越大——很多名动天下的藏品都曾在翔凤阁里存放，这里选出一两例。

记录在179页上的书画藏品中有《米芾书〈秋风辞〉册》。我国宋代书法家、画家人才辈出，米芾是其中佼佼者，特别在书法上更是为后人所赞赏，《米芾书〈秋风辞〉册》是他传世的书法精品之一，极其珍贵，现藏于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记录于180页的书画藏品中有《苏轼治平帖》一卷，这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品，卷末有赵孟頫、文徵明、王穉登题跋。鉴藏印有“商丘宋荦审定真迹”“吴江张荃德载图书”二方，卷引首有明代人所画苏轼像及释妙声所书《东坡先生像赞》。这幅书法作品是苏轼早年所书写的信札，内容是委托乡僧照管坟茔，也反映了苏轼的思乡之情。书信采用行书，书体反映了苏东坡风流倜傥、随性洒脱的性情，被赵孟頫赞为“世间墨宝”。

一页页翻下去，唐代周昉，五代黄筌，宋代马和之，明代文徵明、唐寅、沈周、董其昌……这些书画大家的真迹曾经就收藏在盛京宫殿，如今已经散藏到了各地。一部清代档案记录的前尘往事，似乎也在诉说着上世纪初那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苦难岁月。（省档案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