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洲　江增煜｜价值与功能：工具主义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摘　要：厘清高等教育国际化等相关概念内涵，分析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整体性、时代性、曲折性等发展性特征，阐述工具主义以政治观、经济观、人才观、文化观等思想渗透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价值理念，并在认识基础上深度影响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与办学行为，剖析构建世界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与难题，提出通过催生合作共赢意愿、摆脱发展路径依赖、突破传统发展格局、推动协商合作模式等,重构高等教育国际化新路径。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工具；价值；路径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复杂的国际社会现象，其影响因素、参与主体、发展逻辑、组织形式等错综复杂。人们认识高等教育的视角不同，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理想主义者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根本宗旨与重要使命是实现人类社会和教育的美好理想与共同目标。在工具主义者视野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国际教育活动满足国际化社会需求。回顾中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历程，其理论认识、发展形态、运行模式、组织分化、结构变革等治理模式既能找到理想主义者的痕迹，也深受工具主义影响。毋庸讳言，现实状态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明显的工具主义色彩。即便是理想主义目标，也无不体现出工具主义价值，并通过工具主义道路实现。从这个角度看，工具主义主导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践过程。因此，本研究试图基于工具主义视角，分析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认识工具、思想工具和实践工具，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内涵与特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认识工具

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深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同时又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并具有自身的内涵与特征。

（一）若干概念的内涵辨析

当我们探讨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如何实现其工具价值时，首先必须对相应的概念作出阐释与界定。当前国际化、全球化、对外开放等相互交叉的概念逐次渗透到教育、高等教育领域，其概念延伸关系如图1所示。

上述概念之间存在相互交叉重叠关系，容易引起认识混淆，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实践过程造成误导。当国际化、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等概念渗透到教育研究领域时，相互关联的研究成果便因之分流。笔者以200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为检索时间节点，以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国际化、教育全球化、高等教育全球化、教育对外开放、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搜索中文期刊CSSCI论文；以“international* education”“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global* education”“global* higher education”为关键词，通过Web of Science搜索核心合集英文论文，其论文发表数如表1所示。

由此可归纳出以下4个特点：①以国际化为题的论文数明显多于全球化，体现出研究者对主题选择更偏向国际化；②国际化、全球化英文论文发表数明显多于中文论文，反映出该领域国际研究热度高于国内；③在国际化、全球化研究论文中，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突出，如教育国际化中文论文1 679篇，其中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文论文1 466篇，占87%，（见表1）体现出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热度较高；④教育对外开放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国内，反映出该研究领域的中国话语特色。

当相互交叠的概念阐释在学界产生分歧时，政策与实践领域的内涵混用或混淆就不难理解了。为此，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相关概念的内涵，厘清彼此的边界、意蕴与相互联系。

在理论层面，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教育国际化与教育全球化等内涵进行理论剖析。有些学者追溯了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伦敦金斯顿大学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认为：“全球化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国际化的更高形式，而是一种超越国界的现象，也是对现代世界和社会的彻底重组。”张康之提出：“全球化是一场全新的社会运动，是发生在后工业化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运动，它的正确方向应是消解而不是延续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就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是要在去中心化的追求中建构起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蔡宗模认为：“国际化是对国与国间关系的描述，它以民族国家利益分割和意识形态对立为背景；全球化描述的是后民族结构下全球或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关注重点则是作为整体的全球社会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加强的现实。”显然，在学者看来，与国际化相比，全球化似乎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当国际化与全球化渗透到教育范畴时，其概念自然产生相应的延伸。对此，普渡大学纳丁·杜比（Nadine Dolby）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全球化进程，教育国际化的概念已经从边缘化的存在转变为在教育的各个方面的广泛扩展。”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范·德文德（Van der Wende）认为：“教育国际化通常被视为对全球化的一种可能反应，是作为一种使教育更有效地应对社会、文化、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方式，是一个比全球化更容易被政府控制的过程。”赵丽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促使高等教育首先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化标准，其次形成开放的、能主动对全球化环境作出应答的体系。”可见，教育全球化是教育国际化的更高形式与范畴，教育国际化是实现教育全球化的过程与途径。

在实践层面，教育国际化、全球化的差异有时很难区分，甚至是相互混用或通用的。对此，日本广岛大学黄福涛指出：“教育国际化呈现出向全球化发展的迹象，在概念与实践上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申超认为：“学术界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教育全球化’概念并列且不加区分地作为当前及未来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大背景在使用，似乎‘默认’两者可以同等程度促成或者导致一些教育现象的出现，这种模糊性的表述背后实际上暗含了对两者内涵的混淆。”如果进一步延伸到高等教育实践，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似乎以国际化为主要表现形式。而教育对外开放则是我国对外开放国策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我国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或全球化的政策工具与路径安排。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性特征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并深受时代变革的影响。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要素实现双向或多向流动，并呈现出整体性、时代性、曲折性等发展性特征。

1.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整体性特征。社会总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以极其复杂的方式演进，社会背景的多元性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从整体上看，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国际社会变革的缩影。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指出，国际化是“一个战略性的、协调性的过程，旨在协调和整合国际政策、计划和倡议，并将学院和大学定位为更加面向全球、更具国际联系的机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简·奈特（Jane Knight）认为，国际化是“在院校与国家层面，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维度整合进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传递的过程。”浙江大学张应强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表现为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种多元和复杂的世界性现象，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有关国际组织层面、院校层面，甚至个人层面都得到了具体体现。”

实践表明，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深受全球化、各国经济社会等宏观背景影响，社会整体影响教育部分的特征非常明显。脱离整体环境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与办学行为，即便可以取得某些短期与局部效果，也难以实现整体目标与可持续发展。

2.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时代性特征。国际化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新时代的本质特征是第五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科技创新引起经济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并带来社会生活结构与方式的根本改变。这种社会与新科技时代变革不可避免地对现代化发展目标与进程产生巨大冲击，并由此引起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的系统性重构。加拿大学者凯特·格迪（Kate Geddie）等研究发现，为适应时代变革，21世纪第一个十年，许多国家对国际学生流动作为出口服务业的直接经济效益关注达到二战后前所未有的水平。

回顾人类发展史，“新时代”不时成为社会热词，并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为此，必须深入分析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时代性特征，继承传统精华，剔除不合时宜的观念、经验与行为，在把握新时代要求中释放高等教育国际化内在动力。

3.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曲折性特征。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其发展轨迹总是呈现曲折性特征。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想状态既是漫长的演进过程，也是与社会国际化共同发展的历程。与经济社会国际化的发展轨迹一样，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是螺旋式递进的。这种进中有退、退中有进的错综复杂格局不以任何单方面参与者的意志为转移，只有在参与者各方形成共识与合力之后，高等教育国际化才可能向理想状态快速前进。

21世纪国际形势的变化折射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曲折性。我们既要在社会变革大背景下勇敢经受挫折与反复，也要积极寻找实现快速发展的机遇与拐点。

二、价值与功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思想工具

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因素固然多元多变，但理论认识始终在思想深处以隐性或显性方式影响着实践。不同的政治观、经济观、人才观、文化观等制约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体现出深层次、多维度、复合性的思想工具作用。

（一）政治工具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教育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必然受社会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只要不同国家或组织存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利益冲突，其国际化活动就不可避免地受政治制度的影响，参与者也必然在意识形态冲突中调适其思想与行为。这种政治利益追求、冲突与影响在国际、国家、大学等不同层面得到体现。

1. 国际层面：在国际政治冲突中寻求全球价值认同。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的政治诉求影响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也影响着全球化格局，但不同国家的表现并不相同。波士顿学院汉斯·德维特（Hans de Wit）认为，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存在有临时性、零散性和边缘性特点，而非战略性、全面性和中心性，在新兴和发展经济体中教育国际化显得不那么重要，而在发达经济体中更像是一个特殊的战略问题。

为减少和避免国际政治冲突带来的恶果，寻求全球价值认同与合作共赢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共同使命。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中指出：“教育可以视为一种社会契约——一种社会成员间为了共享的利益而合作达成的默示协议。”试图通过国际社会契约的形式避免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教育冲突。

2. 国家层面：政府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中的主导作用。高等教育国际化有助于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已成为人们共识。也正因如此，以国家、民族等为代表的不同政治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屡见不鲜，高等教育国际化往往在意识形态的相互矛盾甚至对抗中前行。德国卡塞尔大学芭芭拉·凯姆（Barbara Kehm）等认为，国际化进程会影响国家和学术的价值体系，并与之互动，可能加剧国家和地区之间现有的不平等。为维护国家利益，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中，各国政府往往主导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变革。

以美国为例，特朗普政府推崇的新移民政策，如旅行禁令、驱逐非法移民、缩减移民数量、鼓励技术移民、采用积分系统等不仅影响了美国国际教育发展，也对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竞争格局产生冲击。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2022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在特朗普政府时期（2017—2021年），国际学生的增长率为近十年最低，甚至出现负增长。为挽回特朗普政府政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不良影响，拜登政府试图为国际教育、科学和与世界交往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如撤销特朗普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旅行禁令，以恢复国际学生和学者信心。同时，拜登政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医学（STEMM）教育，扩大全球准入机会与绿卡申请通道，以增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激活国家愿景并推动美国STEMM生态系统的变革。

3. 大学层面：在政治冲突中调适角色。不同国家的政治环境对大学国际化实践的影响非常明显。加拿大梅兰妮·阿格纽（Melanie Agnew）等指出：“为应对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大学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从事着不同的国际化之旅。”瑞典韦克舍大学乔纳斯·斯蒂尔（Jonas Stier）认为：“国际化的教育话语中嵌入了不同的规范动机和意识形态，对决策者和教育工作者理解和对待跨国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国际化过程也在重构人们的认同感、意义、连续性和一致性。”

流入国与流出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留学生的成长影响深刻，其负面影响尤其需要关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罗斯·雷德伍德（Rose-Redwood）指出：“国际学生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构成了国际教育体验的‘社会政治氛围’（Socio-Political Atmosphere）。在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宗教仇恨盛行的情况下，留学生和其他移民成为隐性或显性的歧视目标。”新冠疫情的流行则在某些国家加剧了区域歧视，这种有违国际平等与合作精神的行为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二）经济工具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济价值也一直备受重视。牛津大学玛雅·钱克塞利亚尼（Maia Chankseliani）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可能由四类理性驱动：政治、经济、学术和社会文化，其中经济是最具决定性的，向经济理论的转变推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增长。”

许多学者试图从经济学理论中寻找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思想根源，其中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影响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安妮特·班伯格（Annette Bamberger）等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种具有不同目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的混合实践，多种思想观念与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关切交织在一起，新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等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交汇，相互包容并影响着国际化的复杂实践。”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罗宾·希尔兹（Robin Shields）则认为：“新自由主义与高等教育的跨国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等教育国际化被普遍认为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相关。”21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在这种背景下，政府非常看重高等教育对经济的重要作用，高等教育国际化被视为知识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有些学者进而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济效益开展理论研究。德国学者简·伯格霍夫（Jan Bergerhoff）等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纳入一系列增长模型中，并对内生增长模型等进行研究，证实了教育国际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这些研究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济价值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从实践上看，高等教育国际化为许多参与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ign Student Affairs, NAFSA）最新分析发现，在2021—2022学年期间，在美国高校学习的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338亿美元，支持了335423个工作岗位。国际高等教育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增长最快的出口产业，政府期望通过扩大教育服务贸易产业，为国家和大学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据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ET）数据显示，2019年，国际教育为澳大利亚经济创造了403亿澳元的价值，其中中国位居榜首，为该国经济贡献了最大的收入（12.5亿澳元），其次是印度（6.1亿澳元）。当然，过多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济功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引起了人们关注。

（三）人才工具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是培养高层次人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价值自然离不开通过人才培养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为学生在全球化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做好生活与工作准备。为此，西班牙乌维·勃兰登堡（Uwe Brandenburg）等提出，教育国际化要为所有人提供全面的国际和跨文化学习，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尊重不同的背景、议程与观点，并发挥教育在解决全球问题、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进入高等教育国际化轨道，国际人才竞争与培养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英国卡迪夫大学菲利普·布朗（Phillip Brown）等认为：“全球人才争夺战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它不仅寻求资本和商品的自由化，而且还寻求高技能劳动力的自由化。”随着以人才为核心的竞争触角越来越深入，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格局正在不断变化。

在人才培养领域，许多国家努力通过政策杠杆吸引外国留学生。美国是国际高等教育重要输出国，留学生基数庞大。2022年国内学生数量为19378481人，国际学生数量为948519人，国际学生占比4.67%。2011年至2021年，在美国颁发博士学位申请者临时签证的181446人中，排名前3的国家为中国（59430人）、印度（23969人）和韩国（13463人），这3个国家拥有的临时签证数占总数的53%。

由于许多留学生留在了留学所在国工作，留学输出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获得丰厚的人力资源回报。据2020年OECD统计报告，经合组织地区最大的高技能移民国分别是印度（300万）、中国（200万）、菲律宾（180万）。其中，英国接受高技能移民170万，德国接受高技能移民140万。这批高技能移民在OECD组织国家生活、工作，为这些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科技发展和经济效益。

（四）文化工具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从本质上看，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是一种教育方式，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它无时不受参与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影响。中外教育国际化历史进程昭示着不同国家的文化交融与变迁，高等教育国际化演进始终与国际文化、国家文化、民族文化等精神文化现象相伴随。

首先，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重视文化使命。人们对文化内涵与价值的认识不同，在讨论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文化关系时得到的结论迥异。高校是文化传播与生产者，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履行人类必需的文化功能。文化是艺术、信仰、制度等人类社会思想的总和，具有社会或社会群体独特的精神、物质、智力和情感特征，其内涵包括“训练、发展和完善心智、品味和举止”。在相互信任和理解的气氛中，尊重文化多样性、容忍、对话和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保障。

其次，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正视文化差异。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是教育跨国界合作与共享，这种教育方式必然对传统文化思想与发展模式形成挑战，并在文化矛盾与冲突中重组教育结构。在德国卡塞尔大学乌尔里希·泰克勒（Ulrich Teichler）看来，国际化本身就是文化交流过程，文化差异自然应该得到足够重视。

再次，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倡导文化交融变革。加拿大马文·巴特尔（Marvin Bartell）认为，国际化是一种组织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承认并善于利用国际化的文化力量。只有用好文化关键因素，促进文化融合，高等教育国际化才能在全球化社会中发挥文化价值引领作用。

必须指出，上述四种思想工具的划分是相对的，体现出不同学者或群体从不同认识维度判断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价值与功能。事实上，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这四种思想工具在国际化进程中可能各有侧重，或交替体现。如从国家层面认识高等教育国际化价值与功能时，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的作用可能被同时强调，只是不同领域与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政治工具、经济工具、文化工具的划分也是相对的，相互之间密切关联，甚至相互交融。因此，必须以辩证、整体、系统思维认识不同的分析工具。

三、愿景与路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践工具

实践工具是思想工具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中的功能体现与行为选择。在不同的政治观、经济观、人才观、文化观等思想工具的深刻影响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愿景、价值、目标、过程、结果等工具价值得到不同层面与领域的实践应用。然而，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中，工具主义思想往往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以与包括理想主义在内的不同思想理论相结合的形式交互呈现。毋庸置疑，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存在国别差异，但也具有国际化的共性特征。步入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站在新的时代方位，深入思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认识基础，积极探索高等教育国际化愿景与路径，以理论与方法创新推动改革发展，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一）愿景重构：打造世界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

首先，国际化是人类共同进步的必由之路，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的困难只能说明其道路之艰辛，而不能否认实现国际化目标之重要，更不能停止甚至放弃迈向国际化的步伐。为实现人类共同的目标使命，高等教育国际化要在愿景构建、价值取向、目标标准、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推动形成国际性共识，努力促进国际人才与知识创新大循环，协力打造世界高等教育共同体。

其次，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力量是多元的，甚至是矛盾与冲突的。毋庸讳言，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理念与制度差异将长期存在，不同群体利益也将在长期冲突中共存，形成价值共识缺乏理想化的认识基础。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存在着诸多认识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观念冲突。因此，重构共同愿景面临两大现实矛盾：价值认同能否与如何实现从一元走向多元；利益分配能否和如何实现双赢与多赢。

再次，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双向或多向协作行为，缺乏呼应的单方意愿与单向发力不仅难以奏效，甚至容易产生反作用力。为此，人们必须理性分析各国利益冲突，努力在对话、理解、包容、共赢等共识中点燃合作意愿。如果缺乏共识而一味追求理想状态的国际化，参与者难免在国际化实践中经历挫折甚至失败。在教育国际化政策出台之前与推进过程中，决策者要深入分析合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背景，在单方合作意愿表达的基础上，善于与各国合作方沟通，推动各合作主体的愿景共识与价值认同，避免因对共识认识不足和前期误判带来的决策风险。

（二）路径重构：探索高等教育国际化新模式

根据新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深入思考其价值认识与实践规律，重新定位发展目标，系统优化过程要素，妥善处理多元化与一体化、补短板与拉长板、守阵地与布新局的关系，在追求实效中把握方向，积极探索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新路径。

1. 利益共享：催生合作共赢意愿。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出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机构的利益冲突，亟需在利益再均衡中寻找出路。可以说，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力与阻力并存：一方面，从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力来看，双赢与多赢合作意愿依然存在，不可分割的国际利益关系依然存在，促进国际化的势力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从遏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阻力来看，善意合作意愿减弱，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对立情绪增强。其实，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观一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思想经常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与方式。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践过程也存在着以理想主义要求合作方，以功利主义要求自己的发展悖论。

从国际层面看，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处于各取所需、求同存异的发展阶段。不可否认，只要国际理想、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之间存在差异，高等教育国际化就难以真正步入理想期。未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速度、范围与质量取决于三种力量交锋与妥协的结果，其中如何处理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是维系发展的关键。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参与者不得不正视这个现实，在客观现实中分析各自需要什么，彼此能从中求什么同、存什么异，做出合理的价值选择。

从国家层面看，在国家利益激烈冲突的当代，一国与多国的利益矛盾引起不同程度的冲突与对抗，并波及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如果以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心态与策略对待教育国际化中出现的矛盾，既不符合各方的长远利益，更非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必须以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的发展观念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

2. 放大效能：摆脱发展路径依赖。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和约翰·蒂博（John Thibaut）的互倚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人际交往结果的评判标准往往取决于期望与伙伴关系，并考虑替代选择的比较水平。这一现象在国际行为体的相互选择中也得到了反映。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基于特定期望与伙伴选择的合作过程，其需求满足程度对合作对象的选择至关重要，国际合作伙伴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比较水平的替代选择。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深入分析各国及所属机构的现实需求与价值判断，否则，高等教育国际化将不可避免地在困局中徘徊，甚至因误判而导致不必要的行动代价。

在国际合作交流过程中，不同国家具有独特的路径与制度，也由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路径依赖现象，并由此而产生锁定效应与制度低效怪圈。显然，教育具有鲜明的经济属性，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显示出强大的惯性思维与力量，并出现了因路径依赖而产生的低效现象，这种惯性力量的症结是参与方的单一价值指向于经济利益驱动。

在新全球化时代，走出传统路径依赖、追求多元价值、放大合作效能既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共同使命，也是未来全球化社会的必由之路。

3. 多元引导：突破传统发展格局。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类型主要可分为一国中心、多国中心和全球中心，并呈现出不同的运行特点。在单极化世界，一元中心的国际化路径有其现实意义，并对思想与科技传播产生过重要推动作用。

随着多元化世界来临，一元化的中心-边缘理论受到重大挑战。多边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国际化更倾向于考虑不同国家的主体性，思考如何在国际共同价值目标的引领下，打破传统的大国主体格局，向多国主体、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转变，进而实现人类核心价值理念和各国利益最大化。

4. 走出逆境：推动协商合作模式。随着世界竞争态势的加剧，当前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的调整期，区域化、多极化、圈子化成为格局重组的重要特征。在这种宏观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态势：渐入佳境：前景整体利好，各区域与领域合作积极推进；步入窘境：国际合作交流整体处于停滞状态，部分区域与领域合作局部推进；陷入逆境：国际合作交流整体倒退。从国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轨迹看，佳境、窘境、逆境都曾出现过。作为国际化整体的一部分，高等教育国际化因整体局势变化而产生波折、停滞和倒退的情况也不罕见。面对不同的发展态势，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趋利避害的对策。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大革命”期、改革开放期、疫情期在不同程度上也经历了三种态势。

针对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出现局部脱离蜜月期的现象，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要努力开创多元一体化发展路径，在争议与冲突中酝酿和推进协商式合作模式，促进多元主体、多元平台、多元方法等多元性与统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认证等一体性的有机整合，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双赢、多赢与共赢的目标。

总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中，理想主义与工具主义在价值追求与行为选择上存在差异，但两者并非截然对立的，有时是互为补充、互相依存的。工具主义的核心是强调观念的行动工具价值，或理论的应用性功能。高等教育国际化历史证明，没有完全离开工具的理想，也没有完全脱离理想的工具。为此，我们不应以任何割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看待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徐小洲，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校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江增煜，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