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加尔文时代，没有任何人能够独立形成巨大的影响力

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加尔文教派在反抗暴君理论上的选择困境，恰恰是其内部力量发生转变以及外部政治局势改变所造成的结果。

过去十数年中加尔文教派内部的日内瓦教会派、民主派和雨格诺派军事领袖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立场和主张，这种未得到统一的意识形态局面严重削弱了加尔文教派的反击力量。

统一的路线方针

在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和声音的情况下，加尔文教派的政治理论家无法制定出统一的路线方针，更无法为雨格诺派反抗法国国王和天主教阵营的军事行动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但政治局势的变化要求加尔文教派必须作出改变。1572年之后，大屠杀的阴影不仅笼罩了法国全境，也扩散到了日内瓦;法国国王对拉罗歌尔等雨格诺派市镇的长期围困更是加剧了加尔文教派内部成员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与过去加尔文等人独立进行创作、相互之间或保持着思想观念的传承(诸如加尔文与贝)或形成壁森严的矛(诸如日内瓦流派与“玛丽者流派)大为不同的是，加尔文教派内部出现了一种新的创作形式。

一批加尔文教派的政治理论家和神学家彼此之间开始广泛交流各自的观念与思想，在他们的著作中形成了相互映照和佐证的思想体系。保守的行政官反抗学说和激进的民众反抗学说在这样的集体创作形式中开始合流。

一种更具协调性和凝聚力的意识形态在这批作者对反抗暴君问题的探讨中出现了。他们引入了对国家政体本质、君权本质、行政官以及民众权利本质更为深入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反抗暴君学说。

可以说，从1573年开始的这段时间里，加尔文教派的政治理论家已经着手应对加尔文教派内部思想观念分裂的问题，力图通过协同一致的政治宣传册创作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对抗法国国王和天主教阵营咄咄逼人的攻势。

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加尔文数派内部集体创作的出现又与他们在反抗暴君问题上观念模式的转型有着密切联系。这一重大变化就是加尔文教派的反抗暴君理论在圣巴托罗缪屠杀之后开始脱离神学范畴，转而逐渐步入政治领域。

加尔文教派本质上是建立在加尔文宗教思想体系基础上的意识形态集合体1572年之前，加尔文教派内部的主流仍然普遍地将反抗暴君问题视作一个神学问题进行讨论。

即便宗教战争爆发之后，随之而来的紧张局势也未能让以贝兹为首的日内瓦教会，意识到将此问题延伸至政治领域的必要性。当时的日内瓦教会远未认识到法国政局对新教教会发展的致命威胁。

毕竟在他们看来宗教战争仍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一一甚至在圣巴托罗缪居杀之前，巴黎附近的加尔文教派小教区依然能够幸免于难。这一时期只有以法国雨格诺派军事领袖孔代亲王为代表的少数雨格诺派政治军事领袖，较为积极地提出了立宪主义的反抗暴君学说。

而法国宗教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法国封建大贵族与中央政府(不管其真正掌控者是法国国王还是吉斯家族)数个世纪以来颇具传统的斗争的延续。

尽管日内瓦教会和雨格诺派贵族之间已经被捆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不信任和猜疑，对于法国境内教会控制权的争夺也在持续进行之中，法国新教教会在战争中更多地扮演着协助尊集军费和兵源的次要角色。

发展一种成熟的反抗暴君学说的迫切需求

直到1572年之后，日内瓦教会方才意识到自身对在政治领域发展一种成熟的反抗暴君学说的迫切需求。当然，产生这种需求的原因是外部环境的改变和结合更广泛同盟的必要性。

圣巴托罗缪屠杀改变了延续十年的政治和宗教格局，迅速蔓延至各行省的大屠杀导致了法国大部分地区新教教会的结构性毁灭。如果说此前十年的宗教战争只是阻碍了加尔文教派在法国的发展，那么1572年的屠杀则终结了这个教派的发展前景。

加尔文教会本身的力量已经遭到了削弱，过去与雨格诺派贵族结盟但保持教会相对独立性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一如今日内瓦教会基于生存的需要必须与雨格诺派贵族保持更紧密的联系。

因此势必需要考虑南格诺派贵族的政治诉求一一即发展一种世俗的而非宗教的反抗暴君学说不仅如此，在雨格诺派贵族同样遭受重挫的情况下，日内瓦教会还函需争取数量广泛的天主教温和派别(其中的代表即“政治家派”)的支持，才能在同法国国王和天主教会的抗争中纠集足够多的力量。

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加尔文教派所要发展的反抗暴君意识形态势必要减少其宗派的色彩，立足于更为世俗、也更多地牵涉到天主教温和派别政治利益诉求的观念之上。

诚如斯金纳所言，雨格诺派“同样有必要推出一种......少纯宗派性质的反抗意识形态，因为若他们有任何希望赢得与瓦卢瓦王朝君主政体的殊死战斗，他们显然需要扩大他们受拥护的基础”。

当反抗暴君问题的论述语境从神学范畴转移至世俗政治领域时，这些政治理论家便不得不脱离加尔文给出的宗教意识形态范式，重构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范式。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不仅需要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架构，也需要借助更多的社会舆论来推动其传播。

在原本的宗教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以加尔文为代表的日内瓦教会精英以及牧师团分别扮演了理论架构和传播的职能;而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塑造过程中，充当宣传册的政治论著则同时担当了这两个职能。

显然，在后加尔文时代，没有任何人能够独立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加尔文教派内部一批神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集体创作成为了更为实际的运作手段。

在他们创作的政治宣传册中，一种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但却未能得到系统性论述的意识形态开始浮出水面一一这就是政治领域内的反抗暴君观念，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主权问题。

加尔文教派集体创作的狂欢

诸如《论法国人的愤怒》、《法兰克高卢》以及《论行政官之于其臣民的权利》等在圣巴托罗缪屠杀之后出现的政治宣传册都具备了以下两个共同点:首先，它们都有著明确的政治动机，切合那一时期加尔文教派和雨格诺派的政治需求。

比如《论法国人的债怒》即是为了戳破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在屠杀事件之后广为散布的谎言而撰写的;其次，这些政治宜传册相互之间分享了部分政治理论，例如《法兰克高卢》与《论行政官之于其臣民的权利》都述了利用宪政主义传统制约君权的思想。

事实上，这一时期加尔文教派的政治理论家们仍然保持了十六世纪上半叶人文主义者的传统(就其教育背景和精英主义的立场而言，他们也可被看作属于人文主义者的范)，他们往往结成拥有普遍共识的小图子，共享各自的观点和理念，相互知会自己的创作作品。

这一点在圣巴托罗缪居杀事件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1573年夏，贝兹和奥特芒就已经开始了频繁的沟通，各自都知晓了对方的写作计划，井交流了各自的观点。'《法兰克高卢》于1576年再版之时大幅增加的内容也被认为是其友人所提供的。

而被怀疑为《保卫自由，反抗暴君X作者布鲁图斯真身的莫尔奈更是直接参与了奥特芒《法兰克高卢》最后一版的修订工作。这种紧密的创作关系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加尔文教派圈子之内。

所以当我们在贝兹于1574年出版的《论行政官之于其臣民的权利》一书中看到众多与奥特芒类似的论调时，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还有部分学者更是认为这些政治理论家事实上已经谋划了共同的写作计划和目标。吉西认为贝兹和奥特芒两人有意联手创作了《论行政官之于其臣民的权利》和《法兰克高卢》两部作品。

从不同方向攻击腐朽堕落的法国国王和王权:奥特芒通过历史例证来证明当前法国的现状，即用于保证议会拥有监督国王之权力的基本法已经被破坏殆尽;

而贝兹通过政治哲学范畔内的辩论来证明需要借助低级行政官的权力来反抗暴君。

他们的作品也往往因为思想观念上的相似性而被编成合辑出版。比如自1580年之后，贝兹的《论行政官之于其臣民的权利》与布鲁图斯的《保卫自由反抗暴君》两部著作被编入同一卷册发行的情况就达15次之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