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同志的十个最后一次

说明：文中所有材料均来自公开发行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相关人物的传记或回忆录，绝无半点虚构，也无任何不良引导。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直到1969年含冤离世。

今天带大家走进刘少奇鲜为人知的“最后一次”。

一、1960年11月5日，刘少奇最后一次访问前苏联

刘少奇此次访苏，随行人员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北京市市长彭真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这次访苏主要目的是借着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纪念之际与前苏联和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交替之际。前苏联与我国交恶，撤走了所有专家和设备，给我国造成了极大困难，刘少奇此行要和赫鲁晓夫面谈团结事宜，任务艰巨）。

11月6日至8日，刘少奇见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此人后来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运动，出任了前苏联最高领导人），他向赫鲁晓夫表达了中国的敬意和想要与苏联保持友好团结的意愿，赫鲁晓夫爽快地说：“好啊，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看你们的了。”

后来的会谈，刘少奇忍辱负重、不卑不亢、顾全大局，赢得了与会的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们的赞誉，赫鲁晓夫也被刘少奇的赤诚所打动。最终，苏方做出让步，中苏关系终于得到了缓和。

12月9日，刘少奇回国，这是他六次访苏中的最后一次。

二、最后一次回老家

1961年5月3日至9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回家乡调研，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回老家，也是王光美第一次回婆家。

这次回乡调研，主要是中央察觉到了国民经济出现了大问题，尤其是农村工作更是重灾区。因此毛主席提出要大兴调研之风，让中央的同志下乡调研，并把1961年定为“实事求是年、调研年”。

所以，刘少奇这次回乡其实是带着任务的。到湖南是在4月1日，刘少奇在调研过程中提出了很多要求，总体来说就是“轻车简从、想走就走、深入群众”。

在湖南期间，刘少奇调研了很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公社、大食堂、粮食收购、粮食分配、住房、农业手工业、农村商业、干部队伍状况、民主和法制等等。

刘少奇首先到了家乡宁乡县最先进的天华大队调研，天华大队的书记彭梅秀是全国的先进典型、三八红旗手。刘少奇在那里驻守了18天，经过细致的调查，刘少奇发现即使是在天华大队这样先进的公社，依旧存在吃不饱的问题，这引起了刘少奇的不安和担忧。但彭梅秀又哭又闹不承认天华存在问题，后来经刘少奇规劝才勉强承认公社存在问题。

结束了天华大队的调研，刘少奇又去了万头猪场，这猪场名字叫得响亮，实际上猪场里仅仅有两头猪，“真·名不副实”。刘少奇看到这，心里更揪得紧了，他把老乡们叫到一起拉家常，这些老乡不知道刘少奇是干什么的，反正就感觉是个领导，而且挺平易近人的，就什么话都说。“你看这万头猪场，实际就两头猪而已，而且这两年人都没有粮食吃，何况猪呢，你看那个母猪，因为没有粮食吃，也不怀崽了......”

听到这，刘少奇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没有想到“浮夸风”和“大跃进”居然给农民造成这么大的灾难，刘少奇决心回老家再看看。

当看到乡亲们时，刘少奇非常高兴，他第一句话就是问乡亲们吃得好不好，乡亲们知道这是自己家乡的刘少奇主席，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吃得好！”可是看到这群面黄肌瘦的乡亲，叫刘少奇怎么敢相信呢？他说：“乡亲们，我要听真话......谁也不敢打击报复你们......”

听到刘少奇这样说，群众们才一致说吃得不好，在公共食堂里经常吃不饱，饿肚子。

刘少奇又让自己的小学老同学李桂生带自己到田间地头调研，李桂生坦诚相告：“我们这儿受了旱灾，但旱灾不是主要的吧，我看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也讲了），这个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搞食堂，搞命令风，搞浮夸风，搞错了。”

后来，刘少奇把乡亲们都召集在一块开座谈会，他首先给乡亲们深深鞠了个躬，他说：“对不起大家......乡亲们生活过得困难，我有责任，工作没有做好......”

就这样，刘少奇掌握了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的第一手资料。5月15日，刘少奇结束调研，返回北京参加有关会议，他将自己所调研的资料如数在大会上讲出，毛主席认可了刘少奇的材料和意见，并作了自我批评。

三、最后一次出访

1966年，三四月间，全国的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紧张，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刘少奇受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三国的邀请，和夫人王光美一起对该三国进行友好访问。陪同的人员主要是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陈毅和他的夫人张茜。

从3月28日到巴基斯坦访问到4月19日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历时近30天。在这30天里，北京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一是揪出了“彭罗陆杨”，横加给他们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相继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身居要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二是中央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

结束访问的刘少奇和陈毅，虽知道北京出了大事，但仍然履行国家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责，按照原定计划在云南调研。但毛主席决定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和陈毅只得马不停蹄赶往杭州参会。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新编《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部门有，各省、市、区有，军队也有......”

5月16日，中央下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文革正式开始。

四、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66年7月19日，7月22日，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高校中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及高校中的文革工作组等有关问题。会上，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提出取消高校中的文革工作组，让学生自己闹革命（工作组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了引导高校文明搞文革，防止高校出现武斗、乱斗而派出的）。陈伯达的言论被刘少奇和邓小平否定，刘少奇指出：多数的工作组还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参会的多数同志也同意工作组继续发挥作用。

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毛主席于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发现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像他预料中的“火热”，而是冷冷清清，他非常不满意，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和学生运动受到了压制（指的就是中央派驻的工作组压制了师生运动），注：刘少奇于当天来见毛主席遭到了拒绝但他却接见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

7月25日，毛主席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允许群众通天......”

7月28日，北京市委印发《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至此，工作组被撤销。

五、最后一次见外宾

1966年8月5人，刘少奇会见赞比亚工商部部长钦巴代表团，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见外宾，仍积极履行国家主席的职责。

六、和毛主席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面争论

1966年8月1日到8月12日，毛主席出于文革冷冷清清的考虑，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会议一开始，刘少奇对派驻工作组进学校的事情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刘少奇作报告期间，毛主席不停插话，他说工作组阻碍、镇压群众运动。

8月4日，毛主席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派驻工作组进行了更严厉的指责。他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讲客气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我看有些人害怕群众运动......”

刘少奇赶紧插话承认错误，责任都在我。

毛主席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忍不住作了回应：“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派驻工作组是中央集体的决定，怎么能叫专政呢？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五不怕”是1957年《人民日报》社总编吴冷西提出的，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共产党人都应该有“五不怕”精神）

叶剑英接话：“我们有几百万部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

毛主席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这是刘少奇和毛主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爆发这么大的争吵，会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没有人敢继续接话，寂静的可怕，就连呼吸声和翻动文件的声音都能听见......

第二天，毛主席亲自撰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印发给了全体参会人员。

大字报没有点名，但是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字眼，众人都明白指的是谁......(1962年右倾指的是刘少奇主持的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指出现在的困难局面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4年指的是刘少奇在全国范围内搞“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七、最后一次登天安门城楼，最后一次与邓小平交谈

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刘少奇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8月，邓小平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两个人一个是“头号”，一个是“二号”，是中央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

同年11月3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刘少奇见到了同被批判的邓小平。

他说：“小平同志，怎么样？”（说的是邓小平受到冲击之后，有什么事儿没有）

邓小平答道：“横直没事。”

刘少奇接着说：“没事，学习。”

只言片语，尽显关怀和坦荡，可惜就这么几个字竟成了两人最后一次对话，这也是刘少奇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八、最后一次和周恩来、邓小平聚在一块聊天

1966年底，时间应该是11月3日前后，在天安门下来之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坐在中央大厅之外，因为此时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已经下降了，对他们俩的批判已成定局，所以他们选择了坐在中央大厅之外。周总理看到刘少奇和邓小平坐在外面，他也明白其中缘由，没有请他们进去坐，而是和他们坐在一块，拉起了闲话。从画面中可以看出，三人的聊天氛围还是很融洽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可惜，这是最后一次了。

九、和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谈话

1967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

一见面，毛主席就问刘少奇小孩的腿怎么样了（1967年1月6日，有人告诉刘少奇说刘平平被汽车撞了，腿恐怕要截肢，需要家人签字，刘平平母亲王光美听后赶紧前往现场，结果被造反派抓了起来）。

刘少奇说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骗局（只是为了骗出王光美）。

从这个对话来看，毛主席还是关心刘少奇及其家人的状况的，而且他只字不提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接着说：“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我深刻检讨，并向毛主席提出了两点恳求：

1、这次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很多老干部，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希望把他们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可以看出，刘少奇从心里还是认为文革把那么多干部给打倒是不对的）。

2、辞去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等职务，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种地，做个农民，自食其力，以便早日结束文革，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

但毛主席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说刘少奇年纪大了，再干体力活也不合适了，让刘少奇好好保重身体，并给他推荐了三本书，经过这么多年的论证，这三本书现在一般认为是：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和中国的《淮南子》（关于这三本书，《淮南子》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但是另外两本，有说是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器人》，实际上这两本书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不存在的，应该是刘少奇记错了，因为他在毛主席那里出来之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两本书，就连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也认为是刘少奇记错了。《宇宙之谜》和《人是机器》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作）。

毛主席为什么推荐刘少奇读这几本书，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还是不要做过多的猜测了。

据当时毛主席的卫士长李太和（形意拳八代传人，武功高手）回忆，这次谈话，刘少奇和毛主席大概谈了一个小时，最后毛主席还亲自把刘少奇送了出来，并嘱托他保重身体，从两人的面容来看，双方还都是比较高兴的。

十、最后一次犯病

刘少奇被打倒以后，生活和医疗水平急剧下降，导致他经常犯病，高烧、呕吐、发抖、高血压是最常见的症状，为了“保存活证据，把刘少奇拉到九大批判，向九大献礼”，医护人员对刘少奇的治疗还是比较尽心的。但是到了1969年，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刘少奇病情报告》中指出：1969年8月16日，可能随时死亡。

就是在这种可能随时死亡的状态下， 刘少奇仍然被秘密押送到开封市“监护”，时间是1969年10月17日。到开封仅26天，刘少奇即含冤离世，年71岁。

在这二十多天里，刘少奇三次发病，最后一次发病引发了死亡。1969年11月12日凌晨，刘少奇病情急剧恶化，嘴唇发紫发绀、体温39.7度，双眼瞳孔对光反应消失，呼吸微弱、身体发抖，6时45分，刘少奇停止了呼吸......

刘少奇去世后，遗体被搬上担架，停放在地下室并进行了拍照。

11月14日零点，刘少奇的遗体被送到开封火葬场火化，由于运送遗体的车厢较短，刘少奇的双脚就这样暴露在外面。刘少奇去世，家里没有人知道，刘少奇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冒充刘少奇儿子刘源的名字签了同意火化的手续，死者名字为“刘卫黄”（这是刘少奇少年时用过的名字，鲜为人知）。

欢迎大家补充。

以上内容主要参阅资料：《刘少奇传》、《毛泽东年谱1949-1976》、《党史博览》、《缅怀刘少奇》、《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6下》、《思痛录》、《“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四清运动”的历史疑点与谜团》、《“文化大革命”简史》、《刘少奇病情报告》、《刘少奇冤案始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