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庐山会议，彭德怀没有给毛主席写那封信，历史可能真的会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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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没有那封信

1959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40多年了，庐山风云突变对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并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高层。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给这段历史注下了明确的结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回眸这段历史，也许有人会问：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如果没有彭德怀7月14日上书毛泽东的那封信，党中央的纠"左"工作会不会得以继续进行而不被打断呢？毛泽东、彭德怀庐山会议上的这场冲突是不是有可能避免呢？然而，历史不能这样假设，而且这样的假设对彭德怀同志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正如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的那样："即使庐山会议上没有彭德怀同志的信，党内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和分歧也仍然存在，而且全面维护'三面红旗'的意见占主导地位，所以庐山会议也不可能彻底纠'左"。

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彭德怀之间的那场冲突虽然是一件偶然的事件所引发的，如果彭德怀不上山可能没有那封上书，这确实是偶然性，有意见要讲，这是必然性，"物不得其平则鸣"，所以在这种偶然现象的背后蕴藏着一种必然的动因，即使没有彭德怀7月14日上书，这场冲突迟早是要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不在庐山而是在别的地方而已。

二、1959年庐山会议的由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举国上下欢腾，然而，欢腾之余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却是冷酷的现实，为了尽快进入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层尽管很焦虑但仍显示了一种冷静的思考。

1953年9月，毛泽东提出15年实现国家工业化和三大改造的近期目标设想，但同时又指出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则至少需要50年时间，周恩来也指出，中国工业化欲速则不达。

1955年，毛泽东就认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应当不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并在总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面对经济建设上的高速度，其实当时的中央领导内部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1956年初，周恩来提出"既不要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急躁冒进的错误";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确认了反"冒进"的方针，但是当时干部普遍认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

1958年初，毛泽东视察山东时对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在随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凡事都"化"、凡事"全民大办"、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和客观的比例关系被打乱了，其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很快显露出来，使城乡形势急转直下，情况的变化使党中央开始有所觉察，并下决心纠正当时发现的一些错误。

在毛泽东提议和主持下，党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在半年多时间内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纠正高指标、"五风"错误等，这才使人们过热的头脑开始降温，形势逐步有所好转，然而这只是一种应急性的权宜措施。

尽管在此期间，毛泽东多次做出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大跃进中存在"冒险主义的错误",并指出"党内的主要错误还是'左'"。然而那只是就具体工作而言，至于"三面红旗"，则仍然是要高举的，党仍然将其视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和独特创造，是不能动摇和怀疑的。

三，纠左的努力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召开关于工业、农业和市场等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周总理和李富春在讲话中都指出"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这次会议虽然强调综合平衡，进一步下调了一些指标，为庐山会议的召开做了准备，然而由于急于求成和"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从第二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党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纠正一直脱不了一个怪圈圈而囿于其中，那就是始终以"三面红旗"为界限，作为判断问题的标尺，如果超越和偏离这个界限都将视为不能被允许的。

实际上，当时的纠"左"主要限于对过高的指标和对基层某些过头行为作局部调整和抑制，对经济生活中一些严重失调现象加以纠正，而这些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找到问题症结所在。用写有"左"字的"三面红旗"大旗去纠"左"，其结果只能是使纠"左"那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一般性的问题，听不到有思想性的发言"。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其实包括两个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和党中央本来的意愿是统一思想，统一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若干具体政策，克服混乱局面，进一步纠"左"，以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更大的跃进任务。

党史学界一般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将庐山会议分为两个时期，前期被称之为"神仙会"。然而，神仙会上与会者很快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对于1958年的形势，毛泽东将其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但与会者各人所理解的侧重点却大相径庭，有些人的估计是高调的：应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缺点仅仅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但较多一部分人却持低调态度：对总的形势的估计不能太乐观，问题的重点在"问题不少"这句话。

当然，持盲目乐观态度的人如柯庆施等人也不能不承认存在的问题，不过这些人对问题原因的分析总是避实就虚，而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认为形势是较为严峻的，对原因的分析上不应，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上，而应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深度去分析，少数与会者对原因的分析更加尖锐，当然，对原因的分析并不仅是认识程度上的差异，从某种角度来看可以说是观点的对立。

四，观点的冲突

针对两种不同观点的分歧，毛泽东指出："对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毛泽东还指出：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显然毛泽东试图"冷"一下，以求达到会议的目的，但分歧并没有结束。

按照预定安排，会议大约于7月15日左右结束，但彭德怀对庐山会议出现的"护短"情况很焦虑（因为会议期间柯庆施之流过于护短将"神仙会"开成了"护神会")，他认为如果不将问题指出来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彭德怀本准备和毛泽东面谈的，但事不凑巧，加之彭德怀发现他在西北小组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没有很好反映出来；还有些问题他感到在小组会议上不便讲，而且他认为给毛泽东写信，是供他参考的，即使有不妥也无大碍；再有一点考虑就是他认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觉察和担心，但他认为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比较适当"。

正是基于以上一些想法,7月14日，彭德怀决定上书毛泽东，两天之后，彭德怀的信被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与会者讨论，本来就存在着分歧，彭德怀信的下发则使这种分歧更加突出起来，讨论的结果是多数人赞成彭德怀关于"大跃进"存在问题的意见，张闻天甚至用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从思想理论高度全面、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会议的发展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

五，局势骤变

7月23日，经过了一段沉默的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整个庐山会议突然转向：纠"左"遽然变成了反右，毛泽东、彭德怀之间的冲突骤然爆发而且相当剧烈。会议由开始还是对彭德怀的信的责难慢慢变成了批判，随着批判的升级，整个会议的重心已经完全脱离了会议的初衷，而变成了一场维护"三面红旗"、保卫"三面红旗"、反对右倾倾向的斗争，变成了一场批判彭德怀等人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8月16日，全会闭幕，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进行这一次反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一定将使党的队伍和人民的队伍更加巩固，党和人民的斗志更加昂扬"。

至此，庐山会议结束，但庐山开始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却方兴未艾，它中断了自1958年底开始的不彻底的纠"左"进程，直接导致了1960年上半年持续的"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