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又到高考季，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参加高考的坎坷经历

（一）

又到高考季，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参加高考的坎坷经历。

一九七七年，大约是十一月上旬的某一天下午，在草原上呆了两个多月的我，骑着一匹瘦马回到我们屯子里。

刚一进屯子，就迎面遇见生产队长了，赶紧落马和他打招呼。他说，哎呀呀你这小子，跑哪儿去了，找也找不到你！告诉你吧，现在国家又恢复高考了，随便报名，咱们屯子五个生产队，有好多个人报名了，你想不想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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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可以考大学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还以为是队长跟我开玩笑，逗我玩呢，就又连着问了两三遍，才确信是真的。我又问，什么条件的可以报名啊？队长说，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强奸的，是个人就可以报名，明早儿快去公社文教办报名去吧。

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不知道，高考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就停止了，当时我八岁，刚刚读小学一年级。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就没听说过“高考”这个名词和“考大学”的说法。那个年代，上大学是需要推荐的，我压根儿就没想过上大学的事儿。只是想，万一哪一天运气好，能被招工回城里，当一个“大国营”的工人，就等于是光宗耀祖了。

回到知青点，一问才知道，我们青年点儿二十几个人，只有两个报名的，其他人，包括点儿长在内，都说根本考不上，不敢报名。点儿长对我解释说，他派人去草原找过我，连续去了两次都没找到，想在窝棚里留个纸条也没有笔和纸，心想反正你过几天就要回来了。我又问，报名啥时候结束啊？点儿长说，忘了，记不清楚了，应该来得及。

第二天早晨，估计有七点多钟，我胡乱扒拉了几口二米粥，就骑上那匹瘦马，往公社所在地逊扎保屯一溜烟儿小跑，心想一定要赶在八点钟公社机关上班时到文教办，去晚了，那管事儿的又要下乡“检查工作”去了。

可是，上班的时间到了，文教办管事儿的人没来，我向别人打听，人家都说不知道他啥时候能来，我只好站在门外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我在零下二十几度凛冽的寒风中站了两个多小时，文教办那个管事儿的终于来了。他看上去有五十多岁，胖乎乎地像个地墩子，两只小眼睛眨巴着，又红又肿，肯定是昨晚喝多了或者是和他老婆打架了。

他一听说我是来报名参加高考的，露出一脸的惊讶和疑惑，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会儿，说这报名早就结束了，你早干什么来着？我向他说明了情况原委，请他开恩帮个忙。可是他绷着个脸说：“不行，这事儿我管不了，要么你去市里知青办问问。”

我知道跟他说得再多也没用，就土道西风瘦马，踏着皑皑冰雪，回我的西勒吐屯子了。

下午，天又下大雪了。我跑到附近一个农场，爬上了往市里送小麦的解放牌大卡车，蜷缩在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麻袋上,与苍茫的天空和无边的旷野相比，我是显得多么的渺小。鹅毛大雪越下越大，在空中打着旋转，铺天盖地的压下来，渐渐地把我和装麦子的麻袋融为一体，如果当时要是有无人机，拍个照的话，我想，就是美国中情局的间谍分析专家，也是判断不出这卡车上装载的，到底哪一个是麻袋，哪一个是人。就这样，想象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那个被冻成冰雕的解放军战士和那一朵朵一簇簇盛开的雪莲，我任凭天地作孽，不顾随时有掉下去摔死的危险，顽强地回到了家。

又一个第二天的上午，我爸领着我到了一厂知青办，那里的人认识我爸，都是老同事了，其中一个叔叔我也认识（现在叫不出名字了）。听了我的申述后，他们很同情，马上用电话和市知青办联系，市知青办又和市高考招生办联系，同意给我补报。他们让我回生产队开个证明，再到公社知青办换个证明，然后再到区知青办换个证明，最后再到市知青办换个证明。最后的最后，我把这个用一个个低级证明换来的最高级别的证明送到了市高考招生办。

（二）

我们这次高考，是分初试和复试两次进行的。我们一共要考四科，第一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第二天上午考史地，下午考政治。

这时离初考还有将近十天的时间，想要复习一下，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一是我没有复习资料，也不知道应该复习什么，二是我还要呆在青年点儿等准考证，再说，上边要求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边工作一边复习。我不敢违背上级的要求，怕万一考上了，政审不合格，所以就仍然留在青年点。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初试的第一天早晨，我棉衣口袋里揣了一只钢笔，其他没带任何东西，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去参加考试了。

八点钟，铃响后，监考的老师讲了几点纪律要求，就把数学试卷发下来了。我扫视了一下这试卷，当时就懵了。前面的几道小题还可以 ，好像比较简单，什么2ｘ=8，求ｘ=？，什么6ｘ×ｙ=36，已知ｘ=2，求ｙ=？之类的。后面的一些大题，看了以后根本就不知说的是什么。

先说几何题吧，有两道是解析三角形的题。我记得以前学过的都是等边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要么就是证明其全等，要么就是证明其相似，什么边边边，角角角啦，什么角边角，边角边啦，等等，也没见过这样的三角形啊。哎，别耽误时间了，放弃！可能是我叹气之声过大，前边好几个考生同时回头看我，会意的一笑。

再说那两道代数题吧，读了之后感觉云山雾罩的，文绉绉的不知说的是什么，也只好当机立断，放弃了！最后有一道题，是个大分题，分值挺高，好像是说两辆汽车从同一个地点出发，去同一个地方，同时到达的，但是走的路线不一样，一个远点儿，一个近点儿，已知一辆车的速度，求另一辆车的速度。这道题我稀里糊涂的好像有点感觉，竟然歪打正着的做出来了，事后跟别人给我的标准答案一对照，还真的做对了，得了20分。

下午一点考语文，我迟到了四十分钟。

原因是这样的：午饭以后，可能是有点儿累了，也可能是有点感冒，我躺在知青点儿的火炕上睡着了，等我醒来，已是一点二十分（我向别人借了一只手表）。我当时就傻了，怔了几秒钟，一骨碌翻身下炕，撒腿就跑。

我们屯子离公社考点儿逊扎保屯有五、六里路远，我跑啊跑，跑啊跑，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是汗，终于坚持跑到了考场。可是监考人员坚决不允许我进考场，说是迟到的考生是不允许进考场的，而且我迟到的时间太长，已经迟到四十分钟了，绝对不能进考场。

我急得团团转，泪水顺着脸颊刷刷往下流。就在这时，总监考过来了，听了我的情况述说，就对两个监考说，让他进去吧，小青年也挺可怜的，有什么事情我负责。这时已经是一点五十分了，我知道作文最重要，60分，抢先把它做完，再做其它。全部试题刚刚做完，铃声就响了。

第二天的政治和史地，我是唰唰作答，但是对不对就不知道了。

（三）

接下来就是耐心地等待初考结果。当然，这等待是在白天仍然要出工劳动，晚上闲得无聊，就坐在生产队部大炕上胡乱翻翻书。大概十天后，我接到了参加高考复试（全国统一高考）的通知书和准考证，这时离开考只有不到十天的时间了。

我感到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就向队长请假回家复习，队长那是啥说的没有，当即批准。

可是，复习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爸从单位几位同志那里给我借来了他们家孩子刚刚用过的几本初中数学课本和高中数学课本，另外还借来了几本高中语文课本和历史、地理书，只能大概翻看一下。

我小学读了五年，没有毕业证，初中两年，也没有毕业证；升入高中后直接进工厂劳动，一年后就奔赴农村成了一名知青，开始战天斗地了。所以我下乡之前是没文凭的，高考报名时，还是找我熟悉的校长要了一张空白毕业证书，敲上公章，我自己填了一下是某年某月高中毕业。

（四）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这是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早晨，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我就起炕了，用开水泡了一碗昨天剩下的小米饭，胡乱吃了几口，就出发了。我家住的是一厂六宿舍，宿舍区西边是一条铁路专用线，过了专用线就是一片堆满沙石和水泥制品的场地，过了这片场地，就是通往富拉尔基的齐富公路了。我站在昏暗的路灯下，后背依靠着电线杆子，以求能多少抵御一点儿寒风的侵袭，等了估计能有半个多小时，上了一辆去富拉尔基的客车。半路上我在梅里斯站下了车，考场就在梅里斯中学。

这次考试的科目与初试大体相同，不同的是加考了一门外语，英语、俄语、日语三个语种，任选一个，不计入总分，只作参考，但对于考外语专业的，那就是主科了。我初中学过一点儿俄语，不过都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向雷锋同志学习、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的，也早就忘光了，所以就干脆放弃，不考了。

梅里斯中学也同样是三趟拐把子砖瓦平房，里面没有暖气，是烧的大铁桶炉子，炉火通红，从旁边走过，直烤脸，有点儿受不了。我的座位在最后一排，右侧是北墙，刚一坐下，就觉得有股小风在吹，肩膀和脖颈子冷飕飕的，一看，墙上有四、五道裂开的砖缝，透过砖缝能看见外面树在摇晃。这是什么考场啊，有的地方热得要死，有的地方又冷得要命，冰火两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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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点整，数学试卷发下来了，我马上就争分夺秒地开始抢答了。可是刚把姓名、准考证号（那个时候没有身份证）填完，就发现没有办法写字了。

原来，这课桌本来就是旧的，桌面上有好几条开裂的缝隙，另外还有学生淘气调皮，在桌面上用铅笔刀刻的乱七八糟的字，弄得桌面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由于我没带垫试卷的本子之类的，试卷铺到课桌上，根本没法儿写字，只要一落笔，就是一个坑、一个洞，或是一个长条口子。

我把考场发的那张计算用的草稿纸垫在底下，也没用。其他考生，有人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没办法，监考“急中生智”，不知从哪儿搞来一个纸板箱，撕下几片，分给我们作为垫板，这无形中耽误了我十多分钟的时间。不过我当时也并不在乎了，感觉没有什么可心疼的，因为这些题对我来说很难，最起码高中部分我是肯定做不出的，其余那点儿初中题，我有足够的时间做。

正当我不紧不慢，磨磨蹭蹭的时候，令人震惊的事儿发生了。前边第三排的一个女考生被她旁边烧得通红的大铁炉子烤的满头是汗，棉衣的一个角也烤焦糊了，冒起了青烟，吓得她惊叫着跳了起来。

慌乱之中，跑过来的两个监考，不知是谁一不小心，把插在大铁炉子里的两块木头柈子（有一部分露在炉子外面）撞了出来，滚在地上熊熊燃烧。说时迟那时快，就见最前排的一个解放军考生拎起黑板旁边角落里的水桶，向木柈子泼去。

火是灭了，但是一大团烟气水汽相拥着窜向屋顶，又向四周弥漫，满屋子木炭味儿，呛得人睁不开眼睛，直流眼泪，咳嗽声不断。一个倒霉的女考生不知是怎么搞的，试卷被碰掉到火里烧掉了，急得直跺脚，哇哇直哭，整个考场乱作一团 ……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看见有聪明的考生马上开始了“互相交流”，左桌的抄右桌的，右桌的抄左桌的，前桌抄后桌，后桌抄前桌，还有的考生竟然胆大包天，从最前排跑到最后排的熟人那里抄，还有的考生飞快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小纸条，往试卷上急速地抄写（估计是计算公式之类的）。当然，多数是像我这样傻呼呼的只顾看热闹。第一场考试，就这样结束了。

接下来的语文、史地、和政治三个科目考试，我觉得还算顺利，管他对错，反正是我都一一作答，都做完了。

（五）

一九七八年一月，考生们开始陆陆续续地接到录取通知书了。最先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是本科生，接下来是大专生，三月份入学，再接下来就是中专生了，五月份入学。我没能考上本科，连个大专都没考上。

当收到齐齐哈尔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有人劝我明年再考。像我们这样的知青，国家允许再考四次，就是说，我可以从一九七八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八一年七月止，连续考四年。我对此基本没有什么兴趣，原因很多，就不说了。

不管怎样说，我读书费用是国家全包的，包括教科书在内。另外，由于我是师范生，每月还有23元的生活费，如果哪个同学家庭生活困难，还可以额外申请补助。我没有申请补助，比起当知青时平均每天两角钱的收入，这每月23元足够我的生活费了。

我本来报的是中文专业，但是因为国家急需英语教师，报考英语专业的考生生源少，没招够，就把我划拨到英语班去了。学校共有两个英语班（我是英语一班的班长），合计有六十多人。

入学的第一天，老师对我们进行英语程度测试，我只写出了A、B、C、D、E、F、G这七个英文字母，还是按数学字母写的，而那些报考英语专业的同学，最低水平也是许国璋第二册的程度，尤其是那些农场、兵团的上海人、北京人，老三届的，他们比较聪明，下乡以后仍然坚持坚持学习，外语水平挺高，我跟他们相比，简直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上，没法儿比。但是我这个人是天性不服输的，我并不在乎他们。经过极其辛苦地努力，毕业时我的各科水平远远地超过他们，并成为毕业后唯一一个参加工作第一天就担任英语教研组长的人。

一九七九年九月，我走上了教师的工作岗位，成为行政级别23级的国家干部。由于当时考上大专、本科的学生还要两三年以后才毕业，所以，像我这样的中专毕业生，就成了到处都抢着要的“宝贝疙瘩”、“香饽饽”，非常受欢迎，非常受重视，心里面也是满满的荣誉感……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要开始了，把我当年参加高考的经历分享给大家，希望天下的莘莘学子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都能金榜题名。

题后话：

1、1966年至1971年我国大学停止招生，1972至1976年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

2、1977年10月21日媒体公布高考消息，12月10号开考。从消息发布到开考，只有一个多月，是中国历史上最仓促的高考，也是唯一的冬季高考。

3、黑龙江初试时间11月19日至20日。12月10日全国高考。

4、全国参加高考人数570万，录取27.3万，录取率4.8%，29：1（而现在的高考，录取率已达90%，几乎达到100%）。

5、高考年龄要求30周岁（含30周岁）以下，婚否不限，怀孕或已有小孩不受影响；城市职工、解放军或兵团战士、农场职工等，凡是有正式工作的，带工资入学，由原单位发放。

（知青情缘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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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蔡克举，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知青。于一九七五年五月高中一年级期间即响应政府号召，离校赴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瑞廷乡插队落户。一九七七年参加高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校读书。一九七九年毕业，先后从事教师、公安、纪检、文化广电等工作，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