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我的师兄钱理群

钱理群先生致辞

钱理群、崔可忻伉俪合影

可敬与可畏

上个月，在《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九州出版社，2023）出版座谈会上，老钱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最喜欢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同时也是一个可笑的老头。我觉得人生最后归结到一个可爱的人，一个可笑的人，这正是我追求的一个价值。”类似的表述，私下聊天时也听他说过，可这回不一样，几百人的场子，且用念稿的形式，郑重其事的，故值得认真对待。

说自己是“一个可爱的老头”，这没问题，他本人认可，读者一般也可以接受。需要斟酌的是，为何还要特意加上一句“同时也是一个可笑的老头”？这就说到老钱的理想主义、抗争意识以及理性思维。有兴趣的朋友，应该读读他三十年前撰写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在很多人看来，老钱的所思所虑、所作所为，有点大战风车的中国版“堂吉诃德”的味道。可笑着笑着，你我很可能逐渐笑不出声来，或许还会反躬自省，我们是不是太聪明了——见了风车绕着走，甚至还给它磕头？追求“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老钱，不认输、不屈服、不妥协，知其不可而为之，你说这是“可笑”还是“可爱”？

其实，单说“可爱”与“可笑”还不够，最好再添上另外两个头衔：“可敬”与“可畏”。两年前，我撰写《老钱及其〈安顺城记〉》（2021年4月24日《上海书评》），其中说到：“2002年，满六十三周岁的钱理群教授，‘循例’退出北大课堂。当初他的表态是：这是一段生命的结束，又是新的生命的开始。大家也就听听而已，知道他还会继续写作，但谁也没想到，失去北大舞台的老钱走入更为广阔的世界，左冲右突，越战越勇，将自家智慧与才华发挥到了极致。”上月的出版座谈会上，老钱得意地宣告：这是他出版的第一百本著作！在岗时，老钱很努力，也才完成了二十六种图书；换句话说，目前的战绩，四分之三是退休以后取得的。单就工作量这一点，你都很难不敬佩。

老钱称，以每种三十万字计，他已经有三千万字的著述。这就有点夸张了，这些书我大都收藏，有厚也有薄，还包括若干选本与未刊。刚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新讲》算是最厚的，号称七十多万字，但其中一半以上是选文。这就说到老钱的特点——善于总结，爱用大词，略显夸饰，不拘小节。请记得，我的师兄钱理群，无论作文还是讲话，从来都以“气势磅礴”而非“考据精确”取胜。还是那句话：“想大问题，出大思路，写大文章，这是老钱的特长，也是老钱对读者的期待与召唤。读老钱的书，不要过分计较局部的得失。”（《老钱及其〈安顺城记〉》）

人们喜欢说“后生可畏”，又说“欺老莫欺少”，因为年轻人来日方长，说不定哪一天突然发迹，大展宏图。可这说的只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每年新生入学典礼上，长辈都会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也跟着说了若干年，后来就不说了，因为，以我有限的经验及观察，“青年”未必都值得“崇拜”。有时我甚至故意泼冷水，称个人的发展既得益也受限于大时代，确实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老钱的学生感叹，老师写书比他们读书还快，让他们很绝望。这当然是玩笑话。但年过八旬的老钱，依旧保持童心、敏感与洞察力，每日笔耕不辍，此等强盛的生命力，让无数企图躺平或已经躺平的“后生”，感叹这“老头”比他们更“可畏”。

老钱与钱老

必须先推敲“老头”这两个字。老钱并不是一开始就“老”的，他有过出演《三毛流浪记》中阔少爷的童年，有过在南师附中做各种文学梦的少年，有过北大及人大校园里意气风发的青年，以及困守贵州安顺卫生学校十八年，带动周边年轻人读书，在特殊年代形成民间思想群落的坎坷历程。老钱学术上真正起步，是1979年考回北大念研究生，而后教书、著述、演讲等，路子越走越宽。

我1983年第一次见老钱，至今刚好四十年。当我循例称呼他为钱老师时，他一口回绝了，说就叫他“老钱”好。而后我们一起读书、撰文、编辑、对话、游玩等，可谓亲密无间，故说话一向随意。直到不久前一次座谈会上，主持人说，你看别人都提“钱老”或“钱先生”，陈平原一口一个“老钱”，可见关系很不一般。我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老钱”已经变成了“钱老”，以后公开场合说话要注意分寸，不能随便开玩笑。

后排左起：陈平原、朱晓进、夏晓虹

天增岁月人增寿，这是自然状态；可“老钱”之所以变“钱老”，不纯粹是年龄的缘故，而是学问、修养以及名望的叠加。据说在他居住的养老院里，服务人员眼中只有一个“钱老”，别人是不能随便称“老”的——要称也可以，只是不被广泛认可。

因为出道较晚，老钱自嘲从来没有过一般人认定的年富力强的“中年”——从“青年学者”一转就成了“老教授”。而在我看来，老钱的最大特点在于，年轻的时候不年轻，年老的时候又不老。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及学界风起云涌，浙江文艺出版社适时推出了“新人文论”丛书，老钱谢绝了编辑的热情邀稿，理由是自己已经不年轻了，不好意思占用“新人”的名额。进了养老院，别人都开始颐养天年了，老钱则反其道而行之，斗志越来越旺盛。

之所以说老钱不老，标志是每天都在写作，且文思泉涌。与我辈常人写作时容易犯困相反，老钱说他不写作就困，容易睡着。两三年前，有学生送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创产品，折扇上印着鲁迅的手迹——“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这话见于《两地书》。她说自己写博士论文很辛苦，写不下去时，就打开扇子看看，心安理得地散步或吃饭去了。怕我和钱老师工作太劳累，送了两把同样的扇子，希望我们劳逸结合。我收下属于自己的，但将送老钱的退回，原因是，他没有“写不出的时候”。

教书与演出

老钱著作等身，但他首先是教师，站稳讲台，对他来说是第一位的。很多报道都提及，老钱是“北大十佳教师”。可这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每年都评，我也曾获得过此称号。可以这么说，评上的很光荣，落选也没多大遗憾，因评选对象仅限本科教学，且是必修课。

老钱讲课名声在外，主要不是靠什么称号，而是他的全身心投入，以及恰如其分的表演才华。所谓“演讲”，可以理解为有表演成分的讲话。我曾这样描述老钱的授课经过：拎着一个半旧书包，缓缓走进教室，稳稳坐下来，一副老教授的派头。老钱五十多岁就开始坐着讲，不以在教室里踱来踱去吸引学生目光。上课铃响，老钱推推眼镜，开始授课，有讲稿，但略作发挥。讲课渐入佳境，老钱脱帽，解围巾；越说越激动，感觉有点热了，于是脱去外套；再讲，更激动，脱去毛衣。这个时候，演出进入高潮，教室里回荡着老钱那略显沙哑但很有磁性的男中音，听众如痴如醉。高潮已过，老钱的情绪逐渐平复，担心受凉，于是穿毛衣，再穿外套。下课铃响，老钱围上围巾，戴上帽子，走人。他曾自我总结：这课讲得好不好，就看流汗多与少。

老钱讲课及演讲之所以很有魅力，除了学问、真诚与人格，还有就是舞台经验。老钱的演艺生涯很短，儿时参拍《三毛流浪记》，虽属于群众角色，但演员表上有他的大名。这使得他很自信，说如果不离开上海，说不定日后会走另一条路。我则提醒他，曾经登上银幕的人很多，从群众演员到电影明星，这距离还是很长的。不过，看他日后在贵州以及在北大编演话剧，确实是有舞台经验。成为北大教授后，老钱的表演才华转化为讲课及演说，还有就是接受媒体专访时的应答自如，镜头感十足。我看《十三邀》第五季第十三期许知远对话钱理群，那一集基本上是老钱在主导，采访者明显被带节奏。好在许知远是北大学生，虽念的不是中文系，照样尊称“钱老师”，故一点也不计较。

大学与中学

还需要讨论一下“老钱”，不，“钱老”为何选择在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设立奖学金。十二岁进入南师大附中，在这里读完了初中和高中，而后考上北大。多年奋斗，成为北大名教授。退休后，钱老曾跑到南师附中给高中生讲了一学期的“鲁迅研究”。这里有全国唯一一所建在中学校园内的鲁迅纪念馆，那是因为，南师附中的前身，可追溯到鲁迅曾就读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终身学习、研究、传播鲁迅思想及文学、精神及学问的钱理群，最终选择这所学校作为“托命之所”，这让我很感动。

今日中国，大家普遍关注的是大学，每年高考及录取，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尤其是家长，把孩子考上好大学当成头等大事。前些年的211、985，如今的双一流，都是家长们念兹在兹的。每到节假日，北大清华人满为患，必须预约、排队才能入校参观。这确实是中国特色。办好大学当然很重要，但我以为，要说对年轻人精神气质的陶冶，中学更为关键，也更值得重视。老钱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大概也是基于此思路。

十八年前，我答《光明日报》记者问，其中有这么一段：“中学六年，恰好是青少年人格形成最重要的时期——觉醒、叛逆、独立思考、自我选择，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可以说，这是人一生中思想最活跃，求知欲最旺盛，情绪最不稳定，最容易出问题，因而也就最需要指引与关爱的时期。可我们现在的中学教育真是有点‘惨不忍睹’——校园生活太单调了。”（《中学往事，那青翠的记忆》，《光明日报》2005年5月18日）

答问中，我还提及：“好中学的标志，不仅学习成绩好，更重要的是潜移默化影响学生人格的形成。”是不是好中学，主要不是看高考成绩，而是看学生的人格、理想、思维方式，以及有无明显的精神标记。我有两个毕业于南师附中的学生，一个在国内教中学，一个在国外教大学，都很精彩——主要不体现在能力、职业以及日后的成就，而是精神气质。因此，我对钱老在南师大附中设立奖学金十分赞赏。有钱老等诸多老校友的鼎力支持，加上现任领导及教师的不懈努力，坚持自己的办学特色，顶住将中学办成高考补习班、以高考成绩论英雄的歪风，南师大附中很值得期待。

精神与身体

说老钱至今不老，那是指精神状态。前些天，北大举行一百二十五周年庆典，学校郝平书记专门跑来跟坐在第一排的老教授挨个握手。其他人都站起来了，我看老钱两手支撑，很吃力的样子，只是略为欠了欠身子。虽然说话中气十足，仍在坚持写作，但我的师兄老钱，明显还是衰老了。

最近几年，老钱一直唠叨，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出门，趁着还有体力与精力，眼下最想做的，一是南京行，一是贵州行。这个怀旧之旅筹划已久，但被疫情严重耽搁了。终于、终于，这两件大事都可以在今年五六月份达成。我对于自己能有机会陪同师兄钱理群教授来南京出席“钱理群崔可忻奖学金”颁奖仪式深感欣慰。谢谢老钱，也谢谢南师大附中！

（2023年5月22日在南师大附中“钱理群崔可忻奖学金”颁奖仪式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