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晓：电影《四渡赤水》（1982年版）与党的历史文献比较研究

王春晓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按】今年5月11日央视六套再次播放了电影《四渡赤水》（1982年版，古月饰演毛泽东），我认真收看并作了详细记录，并与党的历史文献《红军长征·文献》、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以及贵州省博物馆整理出版的《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此为我省社科研究课题）作了对比性研究。我认为今后如果要重拍《四渡赤水》，应该从党史文献角度进行深入研究，避免过去拍摄这段历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情况有失实的问题。

2023年5月11日11时30分，央视6套重新播放了《四渡赤水》（古月饰演毛泽东版上下集）。重新收看这部电影，对本片的导演、演员的努力工作表示衷心的敬意。应该说从当时的电影技术水平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在演员方面都有尚佳的表现。特别是饰演毛泽东的古月，饰演周恩来的苏林，饰演朱德的刘怀正。饰演刘伯承的傅学诚，饰演高翔的卢志启，饰演卢青松的唐国强（原型应该是九军团政委），饰演蒋介石的赵恒多等许演员都非常认真表演。除了形似外，还有一定的神似。但是饰演薛岳、孙渡、王道之（虚拟人物或有蒋介石智囊晏道刚的影子）的演员则可圈可点。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对于编剧和剪辑却存在太多的问题。制片与审查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历史顾问显然也没有真正起到顾问的作用。诚然电影是遗憾的艺术，但不是虚无历史的借口。

从剧本的编制来说，编剧基本上对“四渡赤水”的军事历史过程仅有大而空的了解。没有真正从党的历史文献方面真正理解“四渡赤水”的全过程。无论从故事、事件本身、所涉及的重要人物都有许多重大的缺失。比如：重要人物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三军团军团长张德怀基本上没有露面。无论这些人物在后来的情况如何，电影都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对待历史人物。还有二局重要人物钱壮飞也没有露面（电影中提到情报说是“八局”的情报， 中央红军长征时只有五个局。遵义会议前还撤销了五局）。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二局要完成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显然在中央红军在贵州的四个半月的时间里，不提二局显然是重大缺失。没有二局的情报许多决策都没有依据。干部团的一营、二营无论在“土城之战”还是“桐遵战役”中都有出色的表现。一、三军团在“桐遵战役”中，在取得长征以来重大胜利的红花岗、老鸦山、桑籽山、忠庄铺的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基本没有体现。五军团作为后卫无论是在进入遵义以前还是南渡乌江以后，在董振堂、李卓然领导下的五军团都为保卫中央纵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九军团在电影中虽然有演绎（朱德的台词中有九军团的同志们辛苦了）显然“瑞金团”指的应该是九军团。其实没有必要把九军团的政委（前蔡树蕃，后何长工）用卢青松（唐国强饰），也没有必要将九军团团长罗炳辉用高翔（卢志高饰）代替，既然是红九军团，政委 、军团长党的历史上是有名有姓的。电影完全没有必要用化名。

同时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的首席智囊，时任重庆参谋团秘书长的杨永泰（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央根据地时主要是杨永泰主持）、蒋介石的亲信陈诚，第2路军总司令龙云，川军总指挥潘文华，黔军军长王家烈基本没有露面。红花岗、老鸦山的重要战斗，基本没有交代清楚。如此重要的人物重要事件都有重大缺失。

《四渡赤水》是我党我军重大军事战役。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信任，重新指挥红军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伟大作用已经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历册。但是至今关于中央红军在贵州期间的研究却存在许多缺失。直至2012年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还将遵义会议和红军在贵州作为重点研究内容，并在《省委党史研究室高平台启动“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一文中披露：栗战书同志在贵州任省委书记到遵义考察时曾指出：“遵义会议突出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突出体现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2012年7月，刘云山同志视察遵义时也有过重要批示，要求对遵义会议进行深入研究。时任省委秘书长廖国勋也指出“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还是党史研究上的一项空白。”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同志还对此作了重要批示。说明从中央到省委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和宣传都是非常重视的。同时也说明我们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

关于“四渡赤水”的一系列战略指挥和决策过程虽然留下的资料文献众多，仅贵州省博物馆、档案馆保存、编辑的《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就有60多万字（贵州省社科规划办课题），由秦基伟等主编的《红军长征·文献》包括了所有红军在贵州期间的往来电文。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历史文献（上中下共四册）共有五百多万字。但是这些年来，我们社科研究者对这段历史一直缺乏深入研究。

正如前几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孙果达指出：“四渡赤水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解放军军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行动。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四渡赤水期间十分关键的决策过程的研究却几乎是个空白。”（见孙果达《毛泽东与四渡赤水》一文）

正是因为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过去80多年了，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无论是电影、电视剧都有过涉猎，但无论是《长征》的电影、电视连续剧，《遵义会议》的电影、电视连续剧。还有《领袖》《寻路》、《伟大的转折》等影视作品，对照历史文献来看，确实与历史史实相差太远。因此，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观众至今还是看不明白“四渡赤水”决策过程的根本原因。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

的确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毕竟不是党史研究者，他们的确没有可能完全理解、还原历史。这就需要与社科研究者特别是党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同时由于文学艺术、影视艺术的特殊性，也不可能把某一战役过程，把党的所有的会议内容全部，甚至一次会议的内容全部毫无保留地搬上屏幕。但是有许多党的历史大的事件也是不能随意更改的和虚无的。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的新时期，这种随意戏说党史和军史的历史可以说已经结束了。过去对党历史的创作（或戏说）放得比较宽一些，而现在发现许多研究和文艺作品存在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有的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意炒作；有的不信正史信野史，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热衷传播八卦轶闻，对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乐道，等等。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显然，习近平总书记之所言，是有所指的，是有针对性的。也正是这些年来我们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感同身受的严重现象。

也就是说从党的十八大以后，无论是党史研究、还是文艺作品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如果说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是软约束，现在我们党的纪律处分条例上有更明确的规定：在2018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三款，对于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人民军队历史的，都有具体的处理意见。

因为这种红色题材的电影是表现的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的历史故事。一旦失实后果显然非常严重。正如陈云同志叫停电视连续剧《陈云》的播出一样。党的历史不允许不依照事实胡编乱造。

诚然，想象和虚构是文学的基本特征，细节性的，烘托气氛需要的某些与重大事件无关的人和事，完全可以根据剧情需要添加合情合理的情节和细节。即影视创作中常提到的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但有许多重要的事件和人物是不能张冠李戴的，否则这样的影视作品便成了“戏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提出过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接受历史虚无主义的。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编剧和导演们有意虚无党的历史，但从这部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故事描述和演绎的情节显然离真实的党的历史有较大的距离。

一、细数《四渡赤水》电影与历史真实的距离

在电影《四渡赤水》（古月版）中编剧没有交代清楚历史背景，也没有搞清楚每一次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渡赤水的必然性、必要性和根本的原因所在。显然编剧、导演对我们党的历史并不熟悉。

1、编导对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不熟悉。实际上我们只要捋一捋遵义会议召开时发生事件的“时间轴”我们就会对事件、实际情况比较清楚了。

遵义会议的第一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因为在《黎平会议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中提到：“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再次强调“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而当红军进入遵义后，发现遵义城无险可守，而敌人紧紧追逼。中央军分两路包围遵义。红军亦处在黔军各部不敢近而不愿远的僵持之时。建立根据地没有可能，于是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北过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起草北渡长江计划即《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渡江计划有两套方案即：“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过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即宜宾）上游渡河”（见《红军长征·文献》241页）

第一方案从宜宾与泸州之间过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

第二方案如受阻不得过江时，从叙州（即宜宾）上游的金沙江过江入川。

2、执行军委第一方案受阻的原因：红军北渡赤水，从长江泸州到宜宾之间这一段北过长江是遵义会议决议的要求。电影没有交代清楚为什么军委没有完成第一方案？因此，无论在社科研究还是影视演绎中，都有不同的毫无根据的猜测。甚至一些影视作品还演绎出：土城之战是“毛泽东指挥不当，打了大败仗”，“是毛泽东头脑发热，急于打胜仗证明遵义会议的正确性”等等。实际情况是：

（1）蒋介石下达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1935年1月11日，蒋介石在黔军安插亲信蒋再珍向蒋介石报告，中共重新启用毛泽东。1月12日蒋介石派出以贺国光为团长，杨永泰为秘书长的重庆参谋团，乘飞机到重庆。蒋介石同时发布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蒋介石的“川江南岸围剿计划”要求“第2兵团全部，并联合黔军，应于2月15 日前渡过乌江”。及“各该部队，应于本月30日以前，完成各地区碉堡、工事及通讯设备，严阵困守。”

关于“川江南岸围剿计划”是何时发布的，在资料成书时，虽然没有发现署有日期，但从黔军军部16日“黔军军部转蒋介石、何键来电”的电文中有“顷奉委座文（12日）申参京电节开。”“何总司令元（13日）常电节开”及“第二十五军部删（15日）牒参印”字样看，显然蒋介石下达“川江南岸围剿计划”的时间是1935年1月12日。而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何键下发执行电令时间是1935年1月13日。黔军部则是1月15日发布。

（2）重庆参谋团对长江江防作了具体部署：重庆参谋团到重庆后以杨永泰为首的参谋团立即对长江江防作了部署：对这一长江江面派出江防船严密防守：“嵯峨号”驻重庆负责长寿至鱼洞溪一线；“天福号”驻顺江场，巡防鱼洞溪至江津一线；“昭通号”轮驻白沙，巡防江津至松溉一带；“元通号”驻合江，巡防松溉至临江场一带；“长江号”舰驻泸州，巡防临江场至纳溪一带；“益州号”驻江安，巡防纳溪至南溪一带；“绥靖号”驻宜宾，巡防南溪至宜宾一带。同时增派“巴渝号”作机动游击舰，如遇哪处吃紧，即便赴处协助。

同时采用分段负责布防：宜宾、泸州一段分三段作了江防部署。而各舰配有电台一至二台，武器配备轻机枪十挺。迫击炮一门；三升、七升开花炮弹各350发，六厘米机枪子弹每舰15000发。由于长江各段可行军舰，同时24小时巡航。（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379页，文末注明：录自四川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档案史料选编》）

（3）重庆参谋团对川军陆路作战作了严密部署。以杨永泰为首的重庆参谋团，除封死长江防线部署外，还制定了川军分多路开往贵州赤水一线的部署。其如意算盘是让红军北渡赤水后，川军袁如骏旅从西面向红军进攻；川军廖泽旅从东面向红军进攻；川军范子英旅从西南面的古蔺进攻；刘兆黎旅及周虎城大队从北面迎面阻击红军。形成一个严密的小包围圈。郭勋祺旅、潘佐旅深入贵州腹地，待中央红军北渡赤水河后，封死红军的退路。

可以说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北面堵剿：长江防线已然固若金汤，川军分六路迎面对抗仅三万人的红军（红军中央纵队中有一万人左右的行政、后勤等非战斗人员）；南面追剿：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沿乌江一线筑碉警备并督战。配合黔军3个师，尾追红军。东面压迫：即以“除第1兵团以一部围剿肖贺，其余开赴酉、秀，固守乌江东岸”，南面堵剿：蒋介石要求滇军以十团以上之兵力，据守叙永，毕、泸之线。并限于2月15日部署完妥。形成一个外围包围圈。

（4）红军在出发前向红四方面军发出要求接应的电报一直没有得到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回应。过去一直认为是个疑案。现从时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罗迈）《回忆与研究》（习仲勋作序版）中我们才发现了真相。李维汉（罗迈）《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但张国焘竟违抗中央命令，不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却北攻陕南，使敌人得以调动兵力封锁长江。”（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352页）。显然一渡赤水时中共中央要求四方面军接应落空，在此情况下，突破长江困难是很大的。

肖锋在《十年百战亲历记》一书中也回忆了这段历史：“路上我们议论遵义会议确定北上抗日，难道中央同川陕苏区张国焘没有联系，张国焘起码要靠近长江，掩护一方面军渡江。在习水我们看到了敌人的《四川日报》，才知道了张国焘发动了川陕战役。后经查实，才知道张国焘确实违背中央指示擅自发动川陕战役。”（见肖锋《十年百战亲历记》161页）

（5）在没有四方面军接应的情况下，红军没有时间做过渡长江渡江工具的充分准备。当时泸州——宜宾之间的长江段宽约500米至800米左右（枯水期约500米），但狭窄的地方水流湍急，宽的地方虽然流速慢。从我军实际情况来看，没有船只、没有架大桥的工具，由于江面宽架浮桥的可能性很小。与当年石达开到赤水后，面对的情况一样没有水师无法渡江的情况完全一样。

（6）部队需要休整、整编。从“知己”的角度看，湘江战役、强渡乌江、各军团在遵义附近的几次战斗及土城之战中牺牲、受伤的人数不少，各军团建制不全，配合不好。在黎平会议后，虽然红军做过局部整编，撤销了8军团建制部分人员充实到五军团，五军团取消师级建制，编为37、38、39三个团。九军团取消师级建制编为7、8、9三个团。一、三军团未及整编。一军团保留师级建制1、2、15三个师。三军团4、5、6师的一些团、连干部牺牲过多。土城之战时，朱德亲临三军团4师指挥，刘伯承到五军督战。从土城之战反馈的情况看，就算打败川军，能北渡赤水，到了长江边也是无法过江的。并且在前有长江后有赤水，将进退谷维，陷入两面背水的险地。最有可能的是红军全军覆灭。

显然《四渡赤水》电影关于以上这些客观原因及困难背景没有交代清楚。同时土城之战的情况没有交代清楚。即土城之战并不是败仗，因为即使北过赤水后由于以上原因也是不可能渡过长江的。

二、电影《四渡赤水》在一渡前缺失铺垫环节

1、电影《四渡赤水》从北渡赤水到西渡赤水应该有一个转场的交代。改变从泸州至宜宾之间过江变为“西渡赤水”执行军委第二方案时应该有一个说明场景，说明一渡赤水是要执行军委第二方案。无论是从事件的计划的改变逻辑，还是向观众交代都应该有一个说明性场景。事实上根据猴场会议决议。军委在改变战略计划时是应该要向政治局作报告的。因此这场戏是不可缺失的。没有这个转场环节观众就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要这样决定？不但迷惑了观众还迷惑了我们一些粗疏的社科、历史、军事研究者。

实际上一渡赤水，不是败走扎西休整，更不是喘口气的退却。而是执行遵义会议从金沙江入川即军委第二方案的理想选择。从土城到金沙江皎平渡是一条比较理想的道路。（如图）

【红军执行军委第二方案，从金沙江过江入川示意图】

从图上可见从土城到金沙江是一条最短的路。我知道贵州的这一带是喀斯特地带，正处于乌蒙山、横断山一带。没有路是很难通过的。但是其间却有一条名叫“川滇古盐道”的古驿道完全可以满足行军要求。其的路径是——土城——古蔺——镇雄——昭通——巧家——皎平渡。因此一渡赤水的电令要求是在镇雄集结。（后详）

2、电影《四渡赤水》关于土城之战的战略意义没有讲清楚。一些研究者认为土城之战是毛泽东一生中的“四大败仗”之一。实际上土城之战的事实是一、三军团打跑了郭勋祺部，并追了十多里（绝不是什么大败仗）。“土城之战”的历史事实是一、三军团打跑了郭勋祺部。红军确实有大的伤亡（红军战士牺牲名单在土城纪念馆有记载，死伤千余人），但并不像刘湘向蒋介石谎报军情说：“朱、毛自经我土城击溃，匪众确损失三万余人，其漏网分股逃窜者不过万人左右。”（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569页）

因为这一仗不是遭遇战，而是红军有准备的伏击战。只是敌人数量过多装备精良，战斗力强伏击战未能达到歼敌目的。三军团、五军团由于在“血战湘江”消耗过大，建制不全，指挥、作战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扎西整编的原因），打仗肯定有伤亡，但并非刘湘及媒体吹嘘的红军确损三万，更不是被打败而败走扎西。

3、电影《四渡赤水》缺失土城军事会议时毛泽东睿智的战略部署。

一渡赤水之前，毛泽东曾经从运动战的角度派出了先遣团对贵州道路情况进行全面实地考察。1935年1月29日左右。在土城军委向政治局报告情况的会议上，毛泽东除对为什么放弃军委北渡长江的方案，执行军委计划第二方案（金沙江过江方案）进行说明外，毛泽东还派出先遣队探索贵州至云南的可行道路。毛泽东在过去，经常谈到运动战最重要的是对路径的熟悉。土城会议这一战略决策对后来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都有重要作用。正如时任红军总部参谋的吕黎平将军（解放后任空军司令）指出：“现有资料很少提及中央红军一渡赤水的详情，实际上，一渡赤水是我军在赤水东岸的土城一战失利，毛泽东同志果断改变原定的行动方向，指挥部队轻装渡赤水西进。摆脱了困境为此后的三次再渡赤水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风云录》436页）

毛泽东在土城决定放弃军委北渡长江的第一方案开始，就对后续的计划作了战略性、预见性部署。关于这个问题，就要从黔军总指挥犹国才在修文、扎佐发现红军的先遣队说起。黔军总指挥犹国材于1935年1月30日（一渡赤水的第二天），电告龙云：“匪先头于世（30）日由扎佐窜修文，图由六广渡或黄沙渡北过乌江，已甚明显。渡江后或取道古、叙入川，或窜黔、大、毕，俟探确再报。唯黔、大、毕，仅系职部宋醒率兵一团驻防、兵力单薄，设匪由该地窜去，实虑难以应付。知闻塞注，并以奉闻。职犹国才叩。”（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542页542页）

实际上后来“四渡赤水”后的南渡乌江后的预定计划目标正是：从息烽——镇西卫——修文——黔西——大定——毕节——威宁——从昭通进入云南。从军委1935年4月1日电报可知。军委电报指示：“敌正以3路纵队堵截我军向西南转移，其孙、吴纵队之先头部队，可能于4月3日先我赶到镇西卫，而我野战军全部（缺9军团），通过镇西卫、贵阳之线需在4日以后。因此，我野战军决改经息烽、修文之线向东南……

4、《四渡赤水》的电影中还有许多剪辑上和细节上的问题。虽然是细节，作为一部电影来说也是不应该出现的。比如台词中有“中央军平行追击”的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平行追击”指的是湘江以前。到贵州后中央军全部在贵阳，而中央红军全部在遵义，前后相隔一百多公里。在剪辑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土城战斗还没有打响，就有渡赤水河的画面（6`30”处）显然是不对的。

到了土城之战前分发食盐的场面也与史实不符，一是食盐道具像石头一样，并且太多太大、太重。二是数量过多。当时贵州一带由于运输不便有“斗米斤盐”之说。食盐是由四川自贡进贵州的。应该是井盐为了运输方便是融化成三四十斤重的盐饼俗称“砣砣盐”。并非岩盐。从历史上说红军分发食盐的是有历史记载的，但是在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时，九军团在瓢儿井时在国民党地方所设的“盐税卡”库房中启出分发给老百姓的真实事件。当然作为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来说一般应该也可以有。但道具却存在问题。

三、电影对执行军委第二方案中遇到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1、编导没有搞清楚关于一渡赤水的目标及未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应该说红军西出赤水（即一渡）是为了执行军委第二方案。这个方案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可行并且是非常睿智的选择。这与做计划的刘伯承、聂荣臻同是四川人分不开，而朱德从成都到云南讲武堂求学的时候正是从这条路到云南的。因此，他们都熟悉道路情况。这个选择和道路的计划可行性是很高的。

目标是从土城到古蔺。上“川滇古盐道”即从古蔺——镇雄——昭通——巧家——皎平渡过金沙江。这条路是一条可走马帮的，四川成都至昆明的省际“古驿道”。当年朱德正是由此驿道跟着马帮到云南的。此即著名的“川滇古盐道”。一般而言，军队行军是需要能行军的道路的。因为军队中有人需要骑马、有马驮，比如红军中央银行当时有18个“马驮子”，无线电设备、汽油、发电机等设施都要马驮。这条路虽然要经过崇山峻岭的横断山和乌蒙山。在这沟壑纵横的喀斯特地带，这条路省际驿道简直就是高速路了。并且从这条路走不到400公里就可到达金沙江边。

因此刘伯承、聂荣臻拟定的军委入川第二方案的计划是有极大的可行性的，特别是朱德完全清楚这条驿道的情况。如无意外只要上了这条路，红军很快就可以完成军委第二方案——从金沙江上游入川。

实际上中央纵队及一、三、五、九军团，1月29日从土城出发，2月2日就已经到达古蔺的石厢子，2月3日到达了四川与贵州接壤的“鸡鸣三省地带”。6日到达了云南的威信（扎西）的大河滩，召开了“扎西会议预备会”。8日到达了扎西。离镇雄只有几十公里了。这一路非常顺利说明道路选择是正确的。如不出意外，红军只需用几天时间便可从“川滇古盐道”这条300多公里（直线距离220多公）的驿路，从威信（扎西）－镇雄——昭通——巧家县——皎平渡即可快速渡过金沙江入川。这样当然就不用二渡、三渡、四渡了。

但是事与愿违，出现了意外情况，原因是：一军团林彪擅自决定攻打叙永（旧名永宁）耽误时间失去执行军委第二方案的最佳时机。

（1）危险情况的缘起“叙永之战”由于一渡赤水电令要求一军团从猿猴（现元厚）到镇雄集结，军委要求从古蔺以南路线走，以便护卫中央纵队。林彪认为路不好走。拟从永宁（叙永的旧名）到镇雄。

1935年1月30日18时林彪致电中革军委说，两日行军放弃小路爬高山宿营地粮食均少，群众亦跑光，部队是露营，吃粥亦不得饱。要求改革行进路线。军委还没有回电，一个小时后（1月30日19时）林彪再次致电军委：如此行进绕路太多，请改变行进路线。不向古蔺以南行进而经古蔺向永宁（即叙永）走。中革军委认为这样行军离川军各部太近容易被分别割断。也还没有回电的时候，林彪第三次致电军委，电报意思还是要改道从永宁走，到镇雄集结。

“军委：

2师今晚在张家山山上宿营，该处只数家人家，粮食亦困难。由猿猴到张家山、马路坝道路歧极，运动困难，马匹多跌死。”（林彪三电均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530页－538页）

1935年1月31日军委考虑同意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同时还因为中央纵队的第2、3梯队跟随一军团行军。道路难走可能是实际困难。复电林彪：“同意右纵队改向西转移。但应在31日全部通过该地区（古蔺以北的40里处）”《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538页（括号中系原电注）。也就是说要求一军团31日必须通过永宁（叙永的旧名）。永宁（叙永）离镇雄一百公里左右。如果按军委电令31日过永宁，2至3天即可到达镇雄，作为野战部队最多5天即4日即可到达指定地点镇雄。

当时林彪可能得知永宁城内只有川军章旅周团。然而林彪在没有得到军委命令的情况下，擅自于2月2日下午2时左右，攻打永宁（即叙永。当时李德在林彪处，后来有研究认为估计是李德的馊主意）。其时中央纵队2、3梯队随一军团行军。一军团组织三千人在叙永城东门城下用竹梯十数架，蜂拥扑城……，川军章旅周团以轻、重机枪、手榴弹死力抵战。红军战士牺牲非常严重；傍晚一军团一部再次向西门章旅龚营进攻。近晚仍未攻下，红军减员、死伤严重，入夜退回红梁子南门坡之线，至此林彪攻打永宁失利……。

蒋介石重庆参谋团闻讯立即与川军总指挥潘文华拟定对策。并下令：1、令范子英指挥教导师第一、第二旅极速回援叙永；2、以陈万仞指挥达、刘两旅在桂花场一带截击、堵剿。3、令郭勋祺指挥率袁、潘、廖三旅，向古蔺挺进，拟在土、叙、蔺大道将红军主力截为两段。4、令穆肃中部指挥直赴兴文布防。

一军团本是右纵队，军委一渡电令是要求一军团向古蔺以南集结以护卫中央纵队行军，在一军团改道远离中央纵队后（古蔺以北40里）不但没有达到护卫中央纵队的目的而且还让红军各部陷入困境。实际上从元厚到古蔺仅七八十公里。只是因为元厚到古蔺是“川黔驿道”与“川滇古盐道”之间地带，其间没有马路确实不好走，但到了古蔺上了“川滇古驿”就比较顺利了。因为中央纵队从土城到古蔺到石厢子、再到“鸡鸣三省”这些非战斗人员只用了不到三天时间。显然到古蔺后上了“川滇古盐道”这条路就好走了。

1935年2月2日晚17时半，当军委到达石厢子时，林彪致电军委：“2师袭永宁（叙永）未奏效。三叉河今日发现敌情，该敌大概是刘旅。我一师主力已被截断。”

1935年2月2日晚18时林彪再致电军委：“三岔河发现敌情，我1师主力被截断，敌明日有夹击我1、9军团及2、3梯队之可能，请军委即派有力之部队钳制范旅向永宁之行动，以便1、9军团及2、3梯队西进。”（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543页）。在党的历史上，林彪请求增援的次数非常少，如无严重情况绝不会请求军委增援。显然这次的情况显然非常危急。

1935年2月2日军委连夜作出部署，立即派出五军团前往驰援解围……

在军委执行入川第2方案时，由于一军团从元厚到永宁（即叙永）耽误了时间，同时攻永宁（叙永）之战惊动了重庆参谋团，蒋介石首席智囊杨永泰立即发现红军拟从金沙江入川的企图，云南龙云也与蒋介石通电谋划对策。

实际上，当红军1月29日，红军西渡赤水时，龙云就断定朱毛红军的走向必定是从镇雄——昭通入滇，必图由金沙江过渡入川。因此，1935年1月29日龙云在尚未得到蒋介石电令之前，其实已经电令滇军孙渡进占贵州的毕节、大定、黔西一线。在这个处处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四个旅的滇军放在此处，红军要从此地入滇显然要付出重大代价。

不熟悉历史的观众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指挥红军奔皎平渡过金沙江呢？因为当年石达开在金沙江下游各渡口包括雷波、马边、屏山等等渡口都有试过，并曾经命令士兵泅渡，由于水流湍急曾有5000士兵泅渡无一生还。最后一直沿江而上到在巧家的皎平渡才渡过了金沙江。这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陆军没有水师的情况下只能在皎平渡以上过金沙江入川。

“黔（西）、大（定）、毕（节）”是龙场九驿的三个驿站，横跨一百多公里。但是从二局破获情况看，滇军孙渡向龙云报告：“本日职已赶到吴家屯，（15日）午可抵镇雄”。

也就是说滇军全部抵镇雄最快要2月15日。如果一军团按军委31日迅速通过永宁（叙永）的电令执行。当时永宁县内仅有一个章旅周团。如一军团只是过路，一个团的川军显然不可能阻挡去镇雄的一军团。而永宁至镇雄直线距离仅170公里左右。算上绕路、路不好走，对于野战军只是行军来说，至多3至4天时间。一军团先期占领镇雄是没有问题的。（此时中央纵队已经到了贵州、云南边境即“鸡鸣三省”地带。）

然而由于林彪违背中央军委要求，擅自攻打永宁（叙永）2月14日左右一军团才达到扎西。至此，情况已经大变，战机已然失掉。在这条艰险的乌蒙山、横断山中的古驿道上，前有滇3个旅（一般文献讲滇军出动3个旅实际上还有一个预备队（队长刘正富）共4个旅）滇军阻截。已经镇守在处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古驿道上。在川军及滇军紧紧追击下，一旦再径直前行上“川滇古盐道”，面临前后受敌，左右受地形所阻。红军将有全军覆灭在乌蒙山、横断山中的危险。

朱德是非常清楚这一带的险峻，四个旅的滇军放在此处，红军要从此地入滇显然要付出重大代价。于是军委决定回师黔北。如果不是有第二预案。这个决心是很难下的。因为这条路是入滇的最佳选择。离金沙江上游的皎平渡距离最近。

显然，执行军委第二方案时，主要原因就是一军团没有执行中央军委1月31日迅速通过永宁的指示，因此贻误战机。如不是因为一军团林彪永宁之战的错误决定，大部队完全可能很快冲过这段两百来公里的地带从扎西、镇雄、昭通、巧家过了金沙江。完成军委第二方案入川。

一军团的军团部于2月8日还没有到扎西，不但影响了一军力缩编，同时，滇军已经快到镇雄了。从镇雄——昭通—巧家过金沙江的时机已失。2月11日军委立即作出了二渡赤水的计划。

2月15日22时军委专门另电林彪强调“1军团明16日应取道白沙、回龙场进到锅厂坝、新寨地带，以便转为野战军左纵队，准备由太平渡下游之悦来场、林滩过赤水河。军委明日在白沙不动，林聂经过时，望来司令部一叙。”（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686页）

毛泽东在白沙约谈林、聂见面说了些什么，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当事人多年后都未提过此事。关于执行军委第2方案的失败原因，显然是一军团贻误战机引起的。对于林彪为什么要打永宁（今叙永县）。许多后来的党史研究者有猜想，一是可能为了打“给养”，抑或是李德的馊主意）。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战士们好多天“食粥亦不能饱”确实困难。二是从元厚到古蔺，是平行的“川滇盐道”和“川黔古道”的中间部分，没有直接联通的大路可走。三是林彪的刚愎自用使然。因为军委虽然同意一军团改道永宁，但要求1月31日快速通过该地区。如果按军委要求，迅速占领镇雄——昭通或可不经过二渡、三渡、四渡赤水即可冲过金沙江入川。

史实表明一军团2月8日都还未到达扎西。并影响了一军团的缩编（一军团在贵州期间一直没有完成整编）。林、聂2月16日才到军委司令部白沙驻地。

因此，无论是军委第二方案，还是回师黔北“二渡赤水”的决策，都是非常正确的，也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而《四渡赤水》电影上只是说二渡赤水的原因只是川军在横江一带阻挡红军。实际上，编导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地图。川军在横江一线只是可以阻挡红军过金沙江。而因有石达开的教训，红军怎么可能从巧家下游的“雷波、马边、屏山”一线去试图过江呢？实际上川军不是问题，而是滇军占了先手。

四、电影缺失“二渡赤水”前的战略运筹过程

《四渡赤水》（1982年版）并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当时毛泽东指挥红军“二渡赤水”的原因以及战略运筹过程。当我们知道了贵州当时的交通情况，就便于我们理解毛泽东“二渡赤水”的指挥决策过程了。也就是说中央红军在没有红四方面军接应的情况下，只能放弃从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而西出赤水。

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渡赤水”时，蒋介石认为红军已经落荒而逃“分股散入丛林，不难剿灭”。而一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一渡赤水是要去赤化、经营四川”。这些地方当时完全是不毛之地，怎么建根据地？同时人烟稀少去赤化？完全是想当然。

二渡赤水的原因，则是上述林彪一军团擅自决定攻打叙永贻务战机，耽误了完成军委第二方案的完成。只能采用回师黔北二渡赤水的一招。然而“二渡赤水”红军就不怕滇军孙渡追过来吗？实际情况是扎西离镇雄还有80公里左右。按孙渡的说法还有三天路程。

在电影《四渡赤水》中“道公”（即王道之。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在与孙渡的对话台词中提到了“大湾子”战斗。其间有孙渡台词说“安旅长要追……”孙渡不让追。实际上电影的编导基本没有了解“大湾子”战斗的情况。

二渡赤水时，毛泽东在回师黔北之前，即2月10日，一军团尚未赶到扎西（超过了扎西），林彪要求直接到镇雄，军委指示林彪时机已失，孙渡前锋已经离镇雄不远了，一军团无论如何不可能提前赶到镇雄。

毛泽东是怎样运筹“二渡赤水”的呢？除了实现“攥紧拳头”即在扎西对各兵团进行缩编外，毛泽东在红军“二渡赤水”之前出了三招：

一是以5军团及1军团一个团伪装主力急速向镇雄前进以迟滞追兵。军委2月10日19时下达了行动部署：“以5军团及1军团一个团，伪装我军主力进取镇雄”。果然滇军前锋已经占领了镇雄的大湾子。当时，红军在大湾子与鲁道源旅9团1营接火。滇军只得在大湾子一线修防御工事取守势，这一招迟滞滇军追兵至少三天。同时使龙云及重庆参谋团误认为，红军笃定要实施原计划夺取镇雄，走昭通由巧家厅（现巧家县）的皎平渡过金沙江入川。这一招直接迷惑迟滞滇军。从镇雄到昭通至巧家皎平渡的确是一条捷径。

二是“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二渡赤水”时军委电令要求：“（我）军委总部，决以一部迟滞追敌主力并把该敌引向温水以北。”（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318页）

文献资料显示，军委总部以一部向温水、綦江运动迷惑敌人：“为保证我军攻打桐梓、娄山关的胜利，中央军委派张际春（注：政治部宣传部）同志到一军团带一个团，伪装主力在官渡河一带阻击敌人，并把敌人引向温水、綦江方向。”（见《红军长征在贵州选辑》第756页）

张际春带一团人伪装红军主力，用以迷惑川军指挥者及重庆参谋团。从而影响蒋介石及重庆参谋团的判断与决策。电影《四渡赤水》中有台词说红军做出北渡长江的态势。其实只是张际春所带的一团人伪装主力，红军中央纵队及一、三军团大部队从二郎滩、太平渡二渡赤水。这完全是两个方向。因此，观众更是搞糊涂了。显然电影编导也没有搞清楚这是毛泽东的声东击西的计谋。大部队并没有向北行进。只是张际春带的是林彪一军团的一团人，致使重庆参谋团认为，红军主力回师估计是要再次冲击长江防线。于是重庆参谋团向已到武汉的蒋介石报告这一情况。蒋介石于2月23日下达了《梗（23日）巳机汉电手令》电：“朱毛果东窜，切勿使其窜过遵义、桐梓、松坎、綦江。黔北部队应负其责。裴昌会师只留一团驻重庆，其余先在綦江、松坎（四川地界）一带集中”。（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汇总》745页）

薛岳要求黔军副总指挥何知重进至温水，立即从川风坳、旺龙场前往温水截剿红军“主力”。故在“桐遵战役”时，王家烈电告薛岳：“唯我蒋旅既被遮断松坎附近，何副总指挥、魏副师长各部亦被断绝于土城一带。”（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汇总》770页）

长期以来有一个情况一直令人疑惑不解。那就是为何黔军精锐主力何知重师没有出现在二渡赤水时的“桐遵战役”的战斗中。其实正是毛泽东的这一招对桐遵战役胜利有重要意义。因为何知重这个师。曾经配备了蒋介石1933年给黔军王家烈配备的1000多支德国“九子枪”，还有德国开花毒弹20余万发。同时王家烈还用鸦片从陈济棠手里搞了不少新式武器。大都配备在王家烈这个侄子何知重的队伍里。同时薛岳还要求黔军候汉祐（时任黔军教导师第一旅旅长）旅固守赤水（所以我们在“桐遵战役”中没有见到这一个师及这个旅参战的情况。显然是被张际春这个团调走了）。毛泽东的这一计，实际上调走了黔军一个师一个旅的兵力。这对二占遵义，桐遵之战的胜利有重大意义。这也给作为后卫的5、9军团减轻了压力，得以从容撤至娄山关。并依关阻滞黔军及川军援军。

实际上毛泽东指挥二赤水时是“两虚一实”的“瞒天过海”之计，一、三军团从淋滩、太平渡偷袭桐梓。自此开始了“桐遵战役”的胜利之路。

三是在指挥上，规定各军团按军委“逐日电令”行动执行命令。“二渡赤水”是一个连续的战略指挥过程，重拳出击，连续作战。打下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二渡赤水”后毛泽东吸取了事前没有规范各军团行动的失误。特别是林彪擅自攻打叙永（永宁）的教训，强调各军团行动一定要接“逐日电令”行动。决定仍然以一、三军团为前锋直攻桐梓，如得手直下娄山关，再图遵义。并及时调动5、9军团到娄山关依关断后。同时还指挥9军团一部牵制在绥阳（绥，贵州地名这里读“嘘”的音）的黔敌蒋再珍的四纵队暂一师一部、四纵队第三师五旅、四纵队第一旅。

正是因此，正当一、三军团在红花岗、老鸦山鏖战之时，没有后顾之忧。显然没有毛泽东的这些招数，二占遵义时的“桐遵战役”不会这样顺利。这一调虎离山、声东击西、虚虚实实的策略，对红军回师黔北也有重大意义。而现在的电影、作品则演绎成军委放权，林、彭自己配合打下的胜仗。显然是不对的。有些著作甚至说：“二渡赤水后作出‘全军统归彭、杨指挥’的决定。”（见《苦难辉煌》2010年6月第一版451页）。这完全是陷历史人物于不义的历史谣言。

1935年2月15日，红军已经转战至四川省古蔺县白沙场（今双沙镇）宿营。当天下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军委领导人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应该也是军委向中共政治局报告“二渡赤水”的战略部署及作战计划会议。史称“白沙会议”。

显然二渡赤水前，这三条计谋，对一、三军团配合战斗，取得“桐遵战役”消灭吴奇伟两个师的胜利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桐遵战役”只是一、三军团“自己自动配合”打下的，“打吴奇伟军的反攻，1、3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人打败的。（见《苦难辉煌》）这种认识显然是肤浅的。完全否定了军委的统一领导。

电影《四渡赤水》及此前的许多影视作品都未能将二渡赤水的原因及决策交代清楚过。今天重拍这一历史题材是需要注意的。

五、关于“桐遵战役”没有让观众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电影《四渡赤水》对“桐遵战役”的基本情况缺失必要的叙事环节。“桐遵战役”指的是红军主力二渡赤水，从太平渡过渡，偷袭桐梓到三军团在红花园阻击杜少华之战，娄山关的攻关战、二进遵义之战，红花岗、老鸦山阻击吴奇伟中央军之战全过程。

应该说这些战斗，作为电影的“武戏”是有看点的，除了二渡赤水，过渡场景应该有表现外，兵不血刃进桐梓，红花园战斗把杜少华部打回娄山关都有看点。娄山关之战薛岳出动飞机投弹30余敉（在四渡赤水之时，出动飞机的地方有遵义会议期间的两次轰炸、娄山关一次、红花岗、老鸦山一次、三渡赤水后一次，并有一架飞机被打落。南渡乌江时一次投弹24敉，钱壮飞同志牺牲）。后来智取娄山关的情况也是可以浓墨重彩表现的。

实际上“武戏”的重头戏，表现红军英勇作战并取得重大胜利的地方还是红花岗、老鸦山、桑籽山，忠庄铺的几场重要战斗场面。吴奇伟被追至乌江边不顾千余士兵还未过江，砍断浮桥逃跑的场面也很有看点。这些都是作为电影应该演绎的不可或缺的场面。

但显然电影《四渡赤水》没有把事件的过程做精要的叙述。比如军委是如何知道吴奇伟的指挥部在忠庄铺？军委是如何电令指挥的？一、三军团如何配合作战的？观众只看到打得热闹的场面，并不知其究竟。说明当时电影的叙事手法有欠缺，或是编导对整个战斗的情况缺乏深入研究。

《四渡赤水》整个电影对这场重大胜利只在一个山上乱放一些炸点。几个人在山上放一阵枪了事。实际上把这一段重大战斗说清楚也很容易：但电影编导却将其搅成一锅粥。特别是不顾历史事实把阻击吴奇伟中央军的战斗演绎成“瑞金团”的行为。一个瑞金团能打败吴奇伟中央军两个装备精良的师，还俘虏了两千多敌人。笔者第一次看电影时就不相信。后来查看党的历史文献才知道：

1，阻击吴奇伟部是一、三军团。不可能是瑞金团（即九军团）首先吴奇伟攻遵义的59师和93师两个师。这中央军的两个师不可能被一个瑞金团打残并俘敌3千多人。肯定不可能是九军团（瑞金团）。九军团当时还在守娄山关。

2，著名的红花岗、老鸦山阻击战真实情况。正面阻击吴奇伟的是三军团11团、12团。干部团陈赓、宋任穷各带一个营加入三军团分别守红花岗和老鸦山。阻击战打得非常激烈，薛岳还调了飞机投弹30余枚。最后并没有突破防线。

3，穿插吴奇伟忠庄铺指挥部的是三军团主力同一军团的红四团、红五团。三军团主力（指挥部）在插旗山，位于吴奇伟指挥部的左侧；一军团在穿插敌后时在懒板凳留下红四团、红五团（亦在吴奇伟部后方尾部）一军团主力全部从遵义沿途部署直插乌江边的老君关。其余部署在吴奇伟部后方，沿公路两侧预伏。当时贵州只有一条公路别无分支。这是红军俘敌三千余人的原因。

4，一、三军团联合攻击吴奇伟指挥部的情况。28日上午吴奇伟两个师向红花岗、老鸦山进攻。下午4时左右，一、三军团主力同时分别从插旗山、懒板凳向忠庄铺发起进攻。忠庄铺吴奇伟指挥部只有两个团，被一三军团直接端了吴奇伟司令部。吴奇伟一路鸣着喇叭，冒着炮火猖惶逃过乌江，后面步兵溃散显然追不上汽车，吴奇伟过江后砍断浮桥逃过乌江……

从历史文献看，此时毛泽东正好在娄山关上视察战场。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著名诗词应该得灵感于此时。

5，鲁班场战役之前的苟坝会议未有体现。电影《四渡赤水》中在遵义群众庆祝红军胜利的时候，朱德刘伯承有台词说周浑元部进至枫香坝一线。实际上周浑元部一直在仁怀鲁班场一线活动，而党史上人人皆知苟坝会议就是在枫香坝的苟坝召开的。周浑元还在离苟坝50公里左右的鲁班场。如果周浑元已经到枫香坝，那著名的“苟坝会议”召开地又在枫香坝岂不矛盾？这是对贵州地理情况不熟悉造成的。

6，三渡赤水之前蒋介石到重庆后的戏应该是重点。如果把敌人写得很蠢，反而是在证明主人公并非睿智。这是影视文学的常识。实际上，并非如此，蒋介石及其智囊团并非草包。蒋介石到重庆后大发雷霆。亲自作了六路大军6日“会攻遵义”的部署。这是中国革命最紧张的时刻。是毛泽东用一系列的“文、武、奇、正”并用的策略才化解了险情。其间有许多比较的复杂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毛泽东使用了现代战争中的“认知战”的手法，又是报纸消息、战斗训令、扰乱对手的假电令等各种非常规的手法，改变了蒋介石3月六日“会攻遵义”的计划。化解了重大隐患。特别是毛泽东3月4日从娄山关南麓的董公寺军委指挥部，到遵义后，召集了政治部开完会，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任命毛泽东为前敌司令部政委），下午5时左右，只带少量部队直接怼向周浑元部进攻遵义的中途的鸭溪，这是冒着重大危险的。因为战事非常紧张，（二局情报显示，蒋介石要求周浑元6日会攻遵义。毛泽东5日凌晨3时立即拟定了数个电令，最后化解了严峻局势。）

另外，苟坝会议的争论在中国革命历史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有“苟坝会议转乾坤之说”。因此，无论如何是不能或缺的。电影《四渡赤水》没有叙记此事。

7，电影《四渡赤水》对鲁班场之战表述和叙事方式十分含混。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认为“鲁班场之战”是毛泽东“四大败仗”之一。实际上鲁班场战役包括两次过鲁班场战斗，一次是三渡赤水冲出包围圈，周浑元根据蒋介石的指挥。只躲在碉堡内阻击红军。红军伤亡不大，第二次是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前，再过鲁班场封锁线，周浑元部也没有出外阻拦。两次过鲁班场共牺牲了146名战士（见鲁班场烈士陵园数据）。显然不可能是大败仗。电影《四渡赤水》的编导基本没有搞清楚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的原因以及毛泽东指挥的策略。

8，电影“四渡赤水”中有多次表述“智调滇军孙渡”的台词都是错误和混乱的。饰演毛泽东的台词中说“调出滇军孙渡就是胜利”三渡赤水前，确有毛泽东与刘伯承说过这个话。历史文献中也确有记载，时间是三渡赤水之前。电影《四渡赤水》的编导基本上没有搞清楚毛泽东调孙渡滇军是从哪里调哪里？

三渡赤水后，毛泽东的策略是以一军团一部伪装主力冲击古蔺，以三军团一部伪装主力冲击镇雄。（各大部队、中央纵队则在茅台渡口不远的树林里隐蔽休息）。而电影上的台词则说“调出滇军，云南就空虚了。”红军冲击鲁班场三渡赤水到茅台一线过赤水河正是做出攻进云南冲击镇雄的态势，孙渡怎么会从贵州方向走呢？实际上毛泽东所说的调开孙渡从文献上看，正是把孙渡滇军从“黔、大、毕”调往镇雄方向。而不是引滇军向贵阳方向。滇军孙渡当时就在贵州境内的“黔、大、毕”一线。当三军团一部冲击镇雄时，孙渡的走向当然只可能是向镇雄方向移动。所以毛泽东调孙渡，指的是让孙渡回云南镇雄。以免红军“再循旧路冲击昭通、巧家一线。”

当时红军是以“以攻为守”的计谋冲击鲁班场后，从茅台渡口三渡赤水，渡河后大部队在附近树林里隐蔽、无线电静默（从历史文献上看上红军各部在此休息了4、5天时间）。静等一军团一部伪装主力冲击古蔺；及三军团一部冲击镇雄，再看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及蒋介石的出招。实际上给蒋介石、龙云一个二选一的选择。

3月20日，蒋介石在龙云的多次要求下才勉强同意了龙云调孙渡回防的意见，但杨永泰、陈诚之流也不是草包，同意孙渡移往清水塘、赤水镇、茅台一线，但需留下一个旅，守在关键的地方——瓢儿井一线。这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蒋介石及重庆参谋团的这一手并没有被毛泽东忽略，军委在电令各军团南渡乌江时，令九军团在乌江北岸机动，拟让九军团相机解决滇军留在瓢儿井的安旅。

此处要注意的是：关于九军团留乌江北岸独立活动的情况许多通过回忆录采用的故事并不真实。比如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九军团还会从中央红军过渡的地方过乌江。笔者几次在中宣部会议中（在退休前十年每年参加中宣部全国社科规划办会议、西部地区项目会议）经常有人（包括军事规划办同志）询问过关于红军长征在贵州的一些疑难问题：比如后来九军团是怎么，从何处过乌江的？还有人问到周浑元部是从何处过乌江的等等？不熟悉贵州情况的人都不知道。其实乌江在黔西以上只是两条河即六冲河、三叉河。乌江是这两条河在黔西交汇后的一段才叫乌江。因此九军团不需要过乌江。周浑元是从黔西以上乌江前的支渡过乌江的。很多电视剧、回忆录都绘声绘色地演绎：当九军团完成诱敌任务后。南渡乌江的浮桥已经撤掉了。实际上是不对的。

查阅军委给九军团电令（即3月27日《关于红九军团暂留现地域箝制周、吴纵队致罗炳辉、何长工电》、3月28日《关于红九军团箝制敌人并诱敌北出掩护主力南移致罗炳辉、何长工电》、1935年4月7日《关于红九军团应向毕节、大定、前西前进致罗炳辉、何长工电》）军委没有让九军团回少土南移的电令，而是“诱敌北上”，并且九军团与中央红军分道的地点是在长干山和马鬃岭一线，离沙土距离很远。路径是马鬃岭——老木孔——长岩镇——瓢儿井）

九军团留在乌江北岸的目标正是瓢儿井（文献记载，电影上红军给干人分发食盐的地方应该是这里，盐是从盐税卡拿出来的。实际情况是遵义地区很多地方不会有很多盐。当时贵州“斗米斤盐”）。只是九军在此“待敌三天”未遇抵抗。原来是中央红军主力威逼贵阳，将军蒋介石，被蒋介石急电调离，薛岳用汽车开到接最近滇军安旅处。接安旅一部分守机场，一部守镇西卫。这是后话。

9，关于镇雄这个关键的转换点。孙渡得到龙云回防清水塘一线电令后，认为最好直接进至镇雄，龙云以不好更改蒋的命令为由而未果。孙渡只得前往到茅台附近清水塘一线。此时吴奇伟两个师已然过了乌江。3月20日孙渡连夜开拔向茅台渡口的清水塘一线方向。

毛泽东需要的南渡乌江的两个“充要条件”：1、吴奇伟两个师已然过了乌江，2、孙渡启开“黔、大、毕”一线，已经具备。南渡乌江的时机已到。20日当晚，军委立即发出；四渡赤水的电令。原路返回鸭溪。再次冲过鲁班场封锁线。3月27日军委向九军团发出《关于红九军团暂留现地域箝制周、吴纵队致罗炳辉、何长工电》调三局30分队电台给九军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向北。电令要求“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则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见《红军长征·文献》）

各军团与九军团主动冲击鲁班场，巧用“金蝉脱壳”之计用九军团伪装主力把周纵队向北引诱。一、三、五、九军团护卫 中央纵队则秘密南进，开往鸭溪下的沙土后山，分三股从大塘、梯子岩、江口三个渡口南渡乌江。

在“四渡赤水”军事行动的文献中，我们常常见到“镇雄”这个地方，不了解西南历史的人就不会知道这个地方的特殊性。特别是三渡赤水时，当毛泽东电令三军团伪装主力冲击镇雄的时候，无论重庆参谋团还是蒋介石，甚至龙云都非常紧张。

龙云以为红军笃定要再循旧路奔昭通、巧家，向蒋介石要求调孙渡转守镇雄。多次请求蒋介石不允，蒋介石并回电说“孙渡不动，必奏大效”，为什么蒋介石不让孙渡移动呢？

因为当时，当红军二渡赤水后，龙云把孙渡放到“黔、大、毕”时曾经向蒋介石解释过让孙渡守黔、大、毕一线的重要性。

因为红军一旦上了这条不到300公里的“龙场九驿”这些地方虽然也是崇山峻岭，但这条明代土司奢香花了数年修建的驿道大型桥梁就有二十多座（包括明十桥和清十桥）如果跑六百里加急。即一天时间从乌撒（即现威宁）到贵阳。而威宁到巧家比从昭通到巧家还近。守住“黔、大、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孙渡守在这一线不动是蒋介石认定的好棋。

无论是杨永泰还是蒋介石，都知道贵州的“黔、大、毕”一线是非常重要之处，但对龙云来说“镇雄更为重要”。因为红军一旦从镇雄进入云南，川军、中央军会一直跟进比较麻烦。用龙云的话说，就是负责军队的给养都是大问题，特别是各军都是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要什么都不敢违令。

毛泽东智调孙渡，指的就是要让龙云、蒋介石二选一。蒋介石、杨永泰则认为“黔、大、毕”也非常重要，因此，蒋介石、杨永泰认为：黔、大、毕也非常重要，孙渡滇军绝不能动。

我们说，龙云将孙渡从云南出来就指定孙渡守“黔、大、毕”一线是非常具有军事谋略的。而在“奢香九驿”的毕节处于乌蒙山一带，与“川滇古盐道”相距不远。而在毕节到镇雄、古蔺间又有一条非驿道的接驳便道（马路）。当时的贵州的这一带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有的也只是“断头路”。

回看一渡赤水时，如果一军团一天行军40公里，红军则可以先于滇军占领镇雄。也就是说如果一军团于4日左右先期占领镇雄，就可能在毕节上“川滇古盐道”的接驳路口，阻挡住滇军孙渡的四个旅。扎西会议结束（2月8日），中央纵队立即进至镇雄、昭通直奔巧家厅皎平渡。这一带虽土地荒芜但前无阻拦（孙渡滇军将被阻挡在毕节至镇雄路上），后无追兵（川军远在雷波、马边、屏山一线）。红军大部队前往皎平渡过金沙江没有问题。

10，《四渡赤水》关于南渡乌江后的演绎。显然电影《四渡赤水》的编导对这一段历史不熟悉、电影的演绎与真实的历史事件相差太远。无论是一渡、二渡、三渡、四渡其间的剪辑也非常混乱。一边说敌人新城，一边又是城里庆祝桐遵战役胜利？遵义老城与新城只一桥之隔，并不是两个地方。不了解遵义的城编导肯定是不知道。庆祝胜利之时又提到三军团政委邓苹同志牺牲了，邓苹志牺牲的时间是三军团进入遵义之前显然这个时间轴有错位。

在南渡乌江后，在剪辑、编导上问题就太多了。显然编导对南渡乌江后的“百宜之战”并不熟悉。红军都已经到贵阳到乌当了，电影上还在调滇军。蒋介石这时候调滇军是让孙渡贵阳保驾，并非三渡时调孙渡滇军的含义。蒋介石两次调动滇军其实意义是不同的，电影上却将其混为一谈。因此，让观众不知所云。同时，电影没有讲清，也没有叙述清楚孙渡究竟调开没有，怎么调开的？调开了有什么效果？

实际上“四渡赤水”红军南渡乌江后，由于蒋介石指挥中央军周、吴纵队先期占领镇西卫，红军拟由镇西卫、修文（即龙场）、黔西、大定、毕节、威宁、会泽进至皎平渡的目标还是无法实现；孙渡调开了，意图却并没有实现，蒋介石、陈诚及重庆参谋团杨永泰是非常狡猾的。毛泽东的意图是让孙渡从“黔、大、毕”移开后，秘密南渡乌江经过息烽进至镇西卫、修文上“龙场九驿”经“黔、大、毕、威”从昭通进云南（威宁草海一半属于昭通）。这不足三百公里的驿道很好走，几天时间过金沙江没问题。

但是当红军1935年4月1日到达息烽流长时，二局送来情报，在贵阳的蒋介石已经急令滇军、周、吴纵队立即控制镇西卫。

镇西卫是龙场九驿的前一站。是历来控制水西的战略要地。此时军委已经到了息烽流长（不是牛场），根据情报立即电令各军转向：电令指出：“孙、吴纵队之先头部队，可能于4月3日先我赶到镇西卫，而我野战军全部（缺9军团），通过镇西卫、贵阳之线需在4日以后。因此，我野战军决改经息烽、修文（“龙场九驿”起始点）之线向东南过寨（脚）渡河……然后转向马场（紫江以南）（注：紫江即现开阳），羊场续进。3军团经石洞，13团则经九庄、石洞向猫场、狗场坝（现久场）前进，然后转向新铺及羊场（昌）西直续进。”

因此，由镇西卫进“龙场九驿”（亦称“奢香九驿”）的路被蒋介石完全封死了。

但毛泽东比蒋介石及其智囊们棋高一招的是：毛泽东在一渡赤水时就提前预看到了“茶马古道”一步。我们应该还记得在“一渡赤水”的时候，毛泽东派出的地图科、先遣侦察队，是在修文与扎佐之间被黔军总指挥犹国才发现的。修文至扎佐间，正是后来红军中央纵队改道的地方。显然毛泽东对这一条道路早有认知。因为这条路也是西藏到中原的路。从贵州西至昆明、西藏远至尼泊尔。也是当年尼泊尔甚至印度朝觐的驿道。即著名的“茶马古道”西南段。这条“茶马古道”是从湖南进入贵州的，因此作为湖南人的毛泽东一定是知道甚至熟悉的。“茶马古道”从湖南入贵州第一站即镇远。

因此，红军右纵队从修文狗场（现久场）插入紫江（现开阳县）经乌当、马场接驳龙里司即进入著名的“茶马古道”。经惠水——安顺紫云——普安——兴仁——曲靖——皎平渡。过金沙江入川。最后完成《中革军委关于渡江作战的计划》。

其间在贵阳附近的乌当，还有一个毛泽东设计的“百宜阻击战”。当红军进至贵阳附近的乌当，蒋介石及其智囊们在贵阳做了严密部署：

一是令薛岳派兵车将孙渡部之安旅从瓢儿井接到镇西卫。并分出一部去守清镇机场。

二是令桂军廖磊部两个师火速接近贵阳。

三是令李云杰23师、63师已从镇远出发，5日前达黄平。

四是令湘军16军军长李韫珩（字抱冰）所率湘敌53师到息烽并接防吴奇伟唐云山93师残部。

五是令吴奇伟欧师、梁师抵清镇、镇西卫一线。周浑元纵队从黄沙渡向修文急进。

军委为防止孙渡、廖磊部，给中央纵队带来威胁。毛泽东决定在乌当一线阻击追剿敌军。5日除清水江伪装架桥的工兵连外。从东面龙里、贵定迂回佯攻贵阳。以干部团三个营仍在贵阳周边活动。5军团从乌当向贵阳攻击，做出进攻贵阳的态势。引出敌之追剿部队，拟在乌当百宜一线伏击其主力。这就是“百宜之战”的部署。

蒋介石用汽车将湘军16军军长李韫珩（字抱冰）从息烽接到贵阳，委他全面指挥各部队追剿。五军团于5日由大石板经谷拐，隐蔽集结于乌当羊昌以北及其西北地区；佯装主力做出攻击贵阳态势。一经接触且战且退。将出击之敌引向百宜狮子山一线之3军团12团、13团之包围地带。拟让12团、13团递次撤退，再将敌引至1、3军团主力包围圈。

当时1、3军团主力依山埋伏。待敌全部或大部进入时，由5军团全部与12团13团扎紧谷口。6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训令。

然而，6日晨李韫珩率53师、欧震90师、梁华盛92、唐云山93师队伍浩浩荡荡开向乌当羊昌马场。其时，1军团主力隐蔽集结羊昌东北埋伏。3军团主力隐蔽集结羊昌以南埋伏；3军团12团、13团埋伏在羊昌至百宜狮子山与腊蚱山间；5军团向从羊昌、马场、百宜一线向贵阳攻击前进。路遇梁华盛92师前梯队前锋。5军团一部依山伏击梁华盛前梯队。突如其来的攻击将梁华盛之前梯队几乎全部消灭，只有几个在逃。

下午梁华盛组织突击队向5军团发起冲锋。5军团一部与92师前卫接触后一触即退。退走狮子山、腊蚱一线。后由12团、13团依山阻击，与92师交锋，前后达6个小时。梁华盛突击队死伤30余人，红军三军团12、13团牺牲六名战士。

后来由于5军团“丢枪弃物”演得过于狼狈，五军团诱敌计被李抱冰看破，李韫珩决定先用飞机侦察后再开战。故1、3军团部队7日埋伏待敌未至。敌人停止追击。此时中央纵队已经走出两三天路程。由于时间紧迫，红军主力立即向定番（今惠水）、紫云方向急行军。后来才发现李李韫珩没有继续追红军的原因：

由于蒋介石在贵阳接见孙渡后，孙渡在返龙里的时候差点被活捉，蒋介石所住之地，在黔灵山下，深夜不但有野兽嚎叫，还不时传来枪声。4月7日蒋介石借巡视云南第二路司令部为由，带着宋庆龄、端纳、陈诚、何成濬、顾祝同等来黔一行人全部飞昆明。毛泽东策划的“百宜阻击战”迟滞追敌三天以上。至此。四渡赤水结束。

电影《四渡赤水》在最后的部分与历史史实离得太远，几乎无法评说。

因此，我认为如果要拍好四渡赤水，应该全面深入了解“四渡赤水”的全过程。真正拍出一部能够通过电影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才能真正达到看电影学党史的目的。

【作者简介】王春晓，退休前任职于贵州省委宣传部社科规划办。曾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任。2008年获中宣部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工作先进个人荣誉证书。2000年前任贵州省委宣传部外宣办综合处副处长，贵州省互联网管理处副处长。贵州省党史学会理事、贵州省电影家协会会员。近年发表相关获奖作品有：《钱壮飞失踪之谜》（《党史博览》2007年第9期）、《用遵义会议的光茫驱散历史虚无主义的魅影》（收入《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论文集》优秀奖 201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中央红军选择遵义建立根据地及放弃遵义根据地的历史原因》（收入2017 年中共党史出版社《长征与遵义》论文集）获“长征与遵义——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征文二等奖。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离退休支部；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