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晓萌爱与梦想——梅洛-庞蒂的司汤达研究

摘要：梅洛-庞蒂的司汤达研究在其文学语言领域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这种研究突破了精神分析式的解释模式，后者诉诸司汤达其人的矛盾性格来解释其创作，将幻想当作一个人现实的病态表现来看待。这种做法的弊端在于不能对幻想自身的意义形成正面的解释，更因此不能揭示出文学自身的特质。对梅洛-庞蒂而言，与梅兰妮的爱情构成了司汤达人生中的困境，而以筑造梦想为特征的文学创作则使司汤达走出困境，实现了其“自我角色”的最大程度的自由。梦想代表了司汤达独特的文学态度，同时也是其生活的态度。正是通过对梦想这一重要维度的分析，梅洛-庞蒂揭示出文学的意义就从这种虚构而又真实的富于张力的表现中呈现出来，并以沉默的方式联通人们，具体而深刻地展示出主体间的存在关系，为哲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理论模型与表达方式。

关键词：爱的绝境 梦想 自我的角色 小小的真实

我发现，跟一切相比……我最爱的始终是梦想。

——司汤达

一、司汤达研究作为个案的特殊性

艾德蒙·伯格勒（Edmund Bergler）说：“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像一个谜。” 而茨威格在《司汤达传》的开篇也说：“说谎蒙蔽世人，很少有人比司汤达说得更多；说真话，同样很少有人比司汤达说得更好，更彻底。”对于这位真名亨利·贝尔（Henri Beyle）、笔名司汤达（Stendhal）、却又写作了《亨利·布吕拉传》（

Vie de Henry Brulard）和《自我主义者的回忆录》、留下了大量具体但却真假难辨的信息的日记的作家，我们要如何去展开研究？他留下了大量的具体信息，然而其中的时间地点事件却往往是东拼西凑、甚至可能直接是杜撰的，如果想要借此去研究这个人的生活细节，怕是愈发荒唐与困难。而另一方面，在这些具体却不可靠的信息之外，比对司汤达的《日记》《亨利·布吕拉传》以及大量的作品，我们又并非完全不能发现他生活的轨迹与其对生活、对文学的强烈的感受和极富感染力的思考。因此如何处理这些材料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他的生活与创作间的关系，便成为这项研究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塞尚的怀疑》中，梅洛-庞蒂曾经谈到过对艺术家的生活与其创作间关系问题的看法。在他看来，“（画家的）创作并不是由他的生活决定的”，一个人生就的性情和他的生活经历并不必然地决定他的创作。然而从另一面看，“尽管生活不能说明作品是毫无疑问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联系也同样是毫无疑问的。” 看到生活与创作间的密切联系，但却不要将一方视作另一方的必然原因或结果，这是梅洛-庞蒂在对一个画家或一个作家的具体个案进行研究时所持的基本态度。

同时，梅洛-庞蒂并不希望就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做“概观式”的评论，而是恰恰相反，他主张“深入感性事物、深入时间、深入历史，走向它们的连接点”。在文学语言的研究上，他也希望可以不要只是去把握理论，而是“在实践中真正与之相会”，希望可以超出理论与作品的框架而真正去追问文学的意义和文学表达的形态。故而在司汤达研究中，他并不希望只是从理论到个案展示，而是试图通过深入司汤达来实际地探索文学语言。在如何深入司汤达这个人的研究上，我们看到一种非常接近他在塞尚研究中曾做过的探索。即，一方面，梅洛-庞蒂尝试了精神分析的进路；另一方面，他指出精神分析止步之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研究向前推进，去追问使得司汤达成为作家的东西是什么，而这又带来了什么变化。

司汤达的生活看起来有许多适合于精神分析方法的特征。贝艾特里斯·迪迪埃（Béatrice Didier）在法文版《亨利·布吕拉传》序言开头说：“如果想要证明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之前已经存在，不妨读一读《亨利·布吕拉传》。”

针对这样的生活经历与性格特征，梅洛-庞蒂尝试根据精神分析的方法寻求解释。他的主要参考对象是艾德蒙·伯格勒。在伯格勒看来，司汤达身上有一种无意识的同性恋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他对母亲的爱与对父亲的恨中，而他对于女人的喜爱则是这种同性恋的伪装。这种倾向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在诸多细节上，譬如对于他所青睐的主人公，往往赋予女人一般的肌肤（如亨利·布吕拉）、女性的气质（如于连·索雷尔，住在小男孩身体中的女人）；又如他对于主人公失去童贞的描述中，包含着“对引诱者与失身者的双重认同”，即既爱引诱者，又爱被引诱者。这种同性恋的倾向受到了压抑，这种压抑消极地表现为受虐，借着对外的侵犯来抵抗死亡的侵袭，以及最终抵抗对自己的侵袭（罪、焦虑），如“于连只在死亡的呈现中感受到幸福”，这种“理想的我的受虐”与司汤达自身所带有的那种女性性质形成了对抗，被看作对同性恋倾向的一种压抑。与此同时，这种同性恋倾向还表现为一种自恋，一种对自我的探究，或自我主义。这种探究既表现在司汤达笔下的、也表现在司汤达本人的爱情中，在伯格勒看来，司汤达式的爱情往往与对象无关，或者说被爱的对象仍然是自己。因此对女人的爱只是一种伪装，“女人对他而言有如催化剂，让他感受到自身中的双性的情感。” "对他而言，爱情把他的理想自我投射在女人身上，又让他从女人那里感受到自我”。这种自恋或者说对自我的探究成就了作家司汤达。他“让他的英雄去思考如何建构他们的理想的我”，“对自我的认识是他们存在的理由”。这样，“最终，写作对司汤达而言成为一种对自身领会的窥探，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消遣”。借着这样的解释，司汤达在《亨利·布吕拉传》提出的问题——“我是谁？我曾经是谁？”就变成了“对一个秘密的前意识”，这个秘密就是“无意识的同性恋”。

在关于绘画的研究中，梅洛-庞蒂曾经指出，弗洛伊德在《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中的研究恰恰“止步在绘画开始之处”。无论是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达·芬奇性格中的那些特征，还是对于塞尚的犹疑的精神分析式的解释，都在描述使画家的创作无法顺利进行的原因，而恰恰不是导致他们获得成功表达的原因。在梅洛-庞蒂看来，“如果没有表达的活动，单凭遗传特性，人们是不能创造出任何艺术作品的。那些特性既不能说明塞尚的疑惑，也不能说明其创作行动的意义”。而此刻，在对司汤达的研究上，梅洛-庞蒂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前述精神分析式解释的问题，那样的解释只能将司汤达转化为一个有着矛盾性格的普通人，而无法解释作家司汤达的独特之处，无法进入文学的世界、解释文学的真实，只能将文学的写作拉回到某种预设的平庸的“正常的”俗见中去。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仿照前面的引文说，这种解释也恰恰止步在文学开始之处。

二、爱的绝境

如同在《塞尚的怀疑》中一样，梅洛-庞蒂选择从司汤达的核心困难出发来进入关于这个人的研究。

在他看来，精神分析“强调那些关联于人的中心冲突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然而这些冲突“并非仅仅决定于儿童时期”，也是“在成人的形式下由成人的方式所决定的”。因而他并不打算像其他学者那样选取司汤达对童年的情感记忆的陈述为核心线索来进入司汤达，而是聚焦于司汤达生命中和作品中的一个关键时期，即其所谓“梅兰妮时期”，由此来揭示对司汤达的生活和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中心难题，即爱的绝境。

亨利·贝尔在1804年（21岁）遇到了梅兰妮（Mélanie Guilbert），并迅速与之坠入爱河。然而他们的爱情却是极为特殊的，梅洛-庞蒂称之为“绝境”。在爱恋之中，二者充满了嫉妒与猜疑。亨利·贝尔很快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中：“这场让我爱上卢阿宋（Louason）又几乎恨上她的激情之战，使我的存在成为负担；我厌倦了思考和感受，我习惯性地头痛，我需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种效果。” 他不知道该如何超越这种紧张的关系。他总是凭借着他对于激情的“认识”来行动，即在现实的爱情中，他采取各种“手段”，以故意冷漠的方式、以使她嫉妒的方式去诱惑她或博取她的爱情。而对于梅兰妮来说，这一切让她感到可怕，她对这种被故意冷漠对待、被当作可怕和危险的人来疏远的做法感到恐惧，也因而感到猜疑。司汤达在陷入爱情的时刻想着“我将和我的小卢阿宋享受所有幸福的爱情和欢乐的甜蜜，直到我离开去格勒诺布尔；但为此她必须有一个灵魂。” 而这恰恰是使梅兰妮感到恐惧的东西：“太多灵魂了！”对亨利·贝尔而言，爱恋中的嫉妒与猜疑是感觉的最主要的特质，它是即刻的、当下的，是直接的，是一种投入其中的、沉醉的状态。而在别人的眼中，这种即刻的感受性也是“毁灭性的”，是一种自恋或受虐。梅兰妮所感受到的是伤害、轻视、冷漠，而不是像亨利所希望的那样用“头脑”去理解他通过这种手段表达出来的爱的感受与激情。

在梅洛-庞蒂看来，“精神分析将嫉妒、猜疑、对各种可能性的设想关联于偏执和同性恋——总之， 关联于非对象性的态度——这一切都没有错”，但是“这样理解，是将这一切的形成都看作是偶然的，而没有看到它们的根源在于人及其内在的悖论，在于这样的事实：意识是自我批评、自我对象化的，它是对无能为力的恐惧，是儿童的梦想，它同时是受虐的，也是自恋的，是对我们（能）有意识（觉察）的东西的全能，没有人能夺走我所感受到的幸福，是对他者的敌意，是围绕着他者的嫉妒与内投射。” 在亨利与梅兰妮的爱的绝境中，梅洛-庞蒂看到的不单纯是偶然发生在两人间的不幸，而是一种人的内在悖论。归根结底，人的感受性具有即刻性与无与伦比的真实性，而同时，作为一种内在的领会，它也陷入交流和表达的困境。亨利从自己激荡的情感中真实地感受着他对梅兰妮的爱，而当他回避在现实中去回应梅兰妮的爱、去迎合她，这种爱终究不曾真正抵达爱情中的另一个主体，而只是单方面的，是亨利凭借着自己的感受和想象展开的爱恋。而梅兰妮也是同样的。当她陷入猜疑与不安，实际上这一切也仅仅是关乎于亨利才发生的。而她却不想要迎合亨利，用他所希望的灵魂的方式去爱，这也便同样地封闭了通向两个人相爱的路径。

这样一种爱的绝境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对于作家司汤达而言，这是他现实生活中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爱恋。在这段爱情中，他认识到，“对女人的了解可能导致的最糟糕的欺骗就是因为害怕被欺骗而从不去爱。” 而他终究决定去爱。这种爱既在他的生活中，也更多在他的作品中发生。在梅洛-庞蒂看来，司汤达没有被这段爱情困住，他在面临这种爱的绝境时找到了突破的办法，就是去尝试创造角色，以此来研究和摆脱那些“人对人造成的困扰”。

三、筑造梦想

与梅兰妮短暂的爱情对于司汤达来说意味着什么？从他后来的轶事和创作来看，他显然并没有困顿于其中形成症结。爱情没有终止在初始的地方。梅洛-庞蒂参考普雷沃（J.Prévost）的分析，在与司汤达有关的其他女人以及其作品中几个女人的典型形象中考察了他对女人与爱情的理想形态的刻画。在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女性形象被称作“女英雄”形象。对“女英雄”的爱体现的是一种“对女人的头脑的爱”，女英雄的形象则体现为既有“女人的身体与优雅”，又兼具“阳刚的精神与勇气”，是“像战友一般的伴侣”。这种女英雄典型是一种幻想，表明他所希望的是“女人积极地要求的爱，同他的一样”。“女英雄使得爱情最终不是孤单的、个人的梦想——她成为司汤达积极态度的一部分，战争、进攻性的筹划，激发了这个想象中的同伴。她与司汤达并肩作战。”现实生活中的梅兰妮、作品中的马蒂尔德·德·拉穆尔小姐（《红与黑》中的人物）扮演的就是这样的女英雄角色。他向往这样的爱情。他爱这样的女人。只不过他所爱的女人，却往往并不能真正拥有。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小说的构想中，与女战士轰轰烈烈的爱情都并没有呈现为一种通常所见的长久稳定的爱情生活。梅洛-庞蒂指出，“司汤达长久地维持着一种幻想，被爱的敌人，用战斗的方式去爱，‘用脑子去爱多过用心去爱’”，这是“一种并非独自（实现）的爱，它不应该是梦想，而是真正的两个人的生活”。向往，却不曾现实地拥有，这使得他对爱情的追求与探究终究陷入独自一个人的梦想。梅洛-庞蒂认为，“恰恰是这种一个人的爱情成就了作家的事业。他成为作家，为的是制造出一个与他一致的世界。” 正是在此意义上，梅洛-庞蒂特别指出：“追求幸福曾经是他的基本目标”，而“最终，他选择了梦想”。可以说，亨利·贝尔对爱情的渴望、对幸福的追求，并没有终止，只是作家司汤达找到了去实现这种追求的方法，那就是文学的写作。

对梅洛-庞蒂而言，与其说要“让文学成为生活”，不如说，“文学从未脱离生活，却也从非等同于生活”。之所以他要在萨特之后重新提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正是因为他还想要就文学自身的特质，或者说就文学之于生活的意义加以阐发。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司汤达为他带来一种极致的示范，他让梅洛-庞蒂看到，这种文学的创作既完全与生活纠缠在一起，却又同时以远离（现实）生活的形态表现出来。就像瓦莱里在达·芬奇的工作中发现了一种“方法”，一种“中心态度”，在此我们也可以说司汤达找到了他的“方法”，即“梦想”（rêverie）。“他以发梦、想象的方式生活，也通过发梦与想象书写他的生活”, “他躲进不可能的地方——骑士精神。”这是一种非常放浪不羁的选择，对司汤达自己而言却又是非常真实和忠于他的真实感觉和情感的选择，同时，也是他在成熟时期所做出的慎重的选择。当梅洛-庞蒂批评精神分析无法将梦想当作正题、主题来阐释，他想要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司汤达躲进梦想，这并不是一种病态的表征，反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上的积极的转变与构建。如果按照精神分析惯用的方式将这种梦想当作诳语，从中翻译出一套现实的可能病症，不但根本无法捕捉到作家司汤达及其文学创作最精彩的贡献，反而会把一个伟大的作家曲解为一个不正常的普通人。在梅洛-庞蒂看来，当司汤达说“我发现，跟一切相比……我最爱的始终是梦想”， 这实际上意味着他“超越了野心与爱情”，“形成了其性格中高贵的部分”。

结语：文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