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大学与广慈医院那些往事

在上海曾经有过这样一所高等学府，它诞生在“徐家汇”、发展于“卢家湾”，“法医工三科”是它的强项，“复旦大学”从它这里走出，在它办学的近半个世纪中，荣耀与屈辱并存，赞许与争议不断，这就是本期笔者要为大家讲述的主题“震旦大学”。

“震旦大学”原为“震旦学院”，由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天主教人士马相伯于1903年在“徐家汇天文台”创办，建院后马相伯自任监院（院长）。关于“震旦”二字的含义历来有多种诠释：1、“震旦”的英法文校名分别为Aurora和L'Aurore，本义“曙光、朝霞”，有“东方之国”的寓意；2、“震旦”一词出自梵文，在古印度语中指“中国”，例如佛教著作《佛说灌顶经》中就有文曰：“阎浮界内有震旦国”；3、“震”是“秦”字的谐音，是古代西域人对于“秦”字的音译，当时“秦”可指“中国”，“旦”有“早晨或是曙光”等意思，也可能是“斯坦”的谐音（“斯坦”意为“…之地”），综上所述“震旦”或许可译作“中国”或“中国之曙光”之类的名词。

“震旦学院”建院后第一批学生多数来自于当时的“南洋公学”（即现“交通大学”的主要前身）。1902年“南洋公学”因“墨水瓶事件”引发大批学生集体退学，时正巧蔡元培原本也有邀请马相伯至“南洋”教授拉丁语的想法，故而后来这些退学学生中的部分人就经蔡元培介绍来到了马相伯处求学，从而也就成为了在“震旦”就读的第一批学生。

马相伯在“震旦”的历史上是一位无法绕开并且值得尊敬的人物，他在建院初始即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为招揽培养人才竭尽所能。1904年陕西举人于右任因讽刺慈禧而被通缉逃亡至上海，马相伯得知后便将其招入“震旦”且免去了他学习食宿等一系列费用，足可见其对于人才的重视与珍爱。马相伯的兄长马建勋因无后其遗产的一部分由马相伯继承，马相伯后来不仅将这些遗产全部捐献给“震旦”以作为办学基金，而且之后又再度捐资为该校在租界内置办地产若干以作为建造校舍之用，在这些地产中有一块位于“卢家湾”的土地后来就成为“震旦”用于办学的主要场所（即1907-1908年后“震旦”迁址吕班路<现重庆南路>后的校址）。

1905年马相伯与共同管理该校的法国天主教会之间就课程设置和校务管理等事宜产生严重分歧后被迫离校，法国天主教会神父南从周取得“震旦”的管理权并被任命为院长，南从周上任后因改变马相伯以往的既定办学方针从而引发了大批师生因不满而离校，后马相伯等人便在此基础上另建新校“复旦公学”（即现在“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二字有“复建震旦”之意）。马相伯虽因与教会的矛盾而离开了“震旦”，但在他的有生之年中仍然对于“震旦”日后的发展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积极的支持。1932年震旦大学以私立大学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并获批准，胡文耀担任校长，马相伯位列董事会成员之一，但学校实权仍在法国天主教会掌握之中。

在“法国天主教会”管理下的“震旦大学”在办学模式上基本仿效法国同类学校的相关制度，学生在学习时强调使用法语，从预科两年级起，除国语课外，其他各课程均以法语教授。学校在考试上实行周考制度，每周六轮流考试一门课程，每学期举行两次月考和学期期末考试，到年终还会进行年考。考试形式有笔试与口试，形式都极其严格：笔试大考多放在大礼堂举行，各年级所有学生混坐在一起，使每一位考生的四周均为不同班级的学生以此严防考试作弊；口试的“主考官”均不是本校教师，有时法租界公董局或法国驻沪领事馆的官员也会专程前来以作为“主考官”的一员，若想通过口试绝非易事…客观上讲这种严格的教育模式为后来“震旦”各类人才的输出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在“震旦大学”的各院学生中，最值得称道的那还要数“法医工三院”的毕业生，当年从“三院”被输送到各“名企”的毕业生可谓数不胜数，更有甚者被直接介绍到政府机构或是法租界公董局上班者也是大有人在。以“三院”中“法学院毕业生”为例，国民政府在制定“六法”时的翻译工作有他们参与其间；30年代国民政府部分收回租界司法权且在租界设立法院时的案件整理工作也有他们置身其中；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高等法院招收司法人员时更是少不了他们的身影，由于那几年国民政府对于司法人员需求的增长，有几次甚至出现了对于“震旦法学院”毕业生“来者不拒、照单全收”的“盛况”，由此亦可见“震旦”在当时上海乃至于全国教育领域内的声誉及口碑。

除上述以外，“震旦大学”的名声还得益于它有两家当年在沪上极具知名度的附属机构：广慈医院（震旦的教学附属医院，现址为瑞金医院）与震旦博物院（原为“徐家汇博物院”、后迁至卢家湾震旦大学校园内），其中尤以广慈医院最为闻名。

广慈医院于1907年时由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外文名 “圣玛利亚医院”，主要创办人是当时天主教江南教区的主教姚宗李。“震旦学院”开设医学先修科（即后来的医学院）后专门从广慈医院聘请来法籍医生来校担任临床指导老师，由此开启了与“广慈”之间的合作。

在广慈医院早期的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无疑就要属发生在1912年1月的“陶成章遇刺案”，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因与当时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有隙于当年1月14日在广慈医院被“刺客”所害，遇害时年仅34岁。有关这位“刺客”的真实身份，有说法称就是“当时在陈其美麾下的蒋介石所为”，也有说法称是“蒋介石与光复会叛徒王竹卿一起所为”，还有说法称“是蒋介石买通了光复会的王竹卿，由王竹卿雇人所为”……

进入20世纪10年代后广慈医院的规模不断扩大，除了给予富裕阶层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外，医院后来还专门建造了为穷人“施医送药”的场地。另外广慈医院还在“一.二八”、“八.一三”两场淞沪抗战中大量救护伤兵和平民，为抗战也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在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的调整中，原“震旦大学”的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财经学院、华政、华东化工等院校，原校址后来成为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由震旦、圣约翰、同德三家医学院合并组建，1985年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2005年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至今），“震旦大学”的历史至此画上句号。

广慈医院于1952年划归上海第二医学院并成为该学院的附属教学医院。1958年是广慈医院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在那一年中，在经过当时第二医学院和广慈医院派出的40多名顶尖专家以及不计其数护理团队和后勤人员的齐心协力下，皮肤被灼伤面积达89.3%的钢铁工人邱财康最终康复出院，此举打破了当时业界公认的烧伤学科权威“仅适用于全身烧伤面积低于50%”的“伊文思公式”，从而轰动了全世界，后来这个事迹还被改编成了电影《春满人间》。广慈医院于1967年时曾被改名为“东方红医院”，1972年又被改名为“瑞金医院”，至今仍是上海最具知名度的医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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