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要秘书杨银禄揭秘江青的生活方式：每天吃3次安眠药，日常有4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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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evern

编辑/S

聊到江青，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毛主席妻子，四人帮领头的。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个残害了无数忠良的可怕人物，在生活中也有很多惧怕的事物。

风、声音、冷、热，这些生活中触手可及的自然现象，对江青来说却似乎是索命的镰刀。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一天要吃三次安眠药，即便这样也要到凌晨三四点才睡着。

那么，江青一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随着江青的倒台，其机要秘书杨银禄向世人揭示了这一切。

一天吃三次安眠药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做出“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

随后，江青等人被投进中南海监狱隔离，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就此覆灭。

而随着江青四人的倒台，他们的恶行、经历，甚至生活中的种种习惯与琐事，逐渐被披露出来。

身为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就曾向外界透露过江青那鲜为人知的生活习惯。

了解江青的人都知道，此人性格乖僻、蛮横跋扈，在她身边工作压力巨大。

杨银禄初到江青身边，就曾因为对方毫无理由的训斥委屈的哭了鼻子。

其余护士、司机、厨师等工作人员，在江青身边也没少受气。

碍于江青身份和对毛主席的尊重，他们受了委屈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直到江青被关进秦城监狱，他们终于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

据杨银禄介绍，江青一天的生活会从下午开始。

下午一时左右，江青才会从睡梦中醒来。

打完几个哈欠、象征性的伸开双臂做两个扩胸运动，接着便准备起床。

在这之前，江青习惯性的通过电铃呼叫护士。

护士听到声音，立刻将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迅速端到她的床前，小心翼翼的放到床头柜上。

接着护士慢慢将厚重的窗帘拉开，手托着江青的背部将她扶起。

在护士的服侍下，江青习惯性的完成漱口、喝粥，之后才会起床。

穿衣、洗脸、穿鞋袜，这些工作同样必须在护士的服侍下完成。

再三打量自己的穿着和仪容且没有发现任何不妥，江青这时才会慢吞吞的离开卧室，前往办公室工作。

阅读、审批文件、看资料，这是江青每日必做的工作。

在她那间高大宽敞的办公室内，江青一边吃些新鲜的水果，一边惬意的做着手头的事情。

江青在办公室一般会待上一个多小时，若是心情烦躁不安，也可能几分钟后便走出门去。

两三点左右，江青会敲响电铃，通知警卫准备到室外散步。

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有时自己开车兜风，江青会一路闲逛至钓鱼台17号楼。

在那里，她会打扑克、看电影，消磨一两个小时的时光。

江青很喜欢看电影，有时候连续看个两三部也不嫌疲倦。

若是她白天要外出工作，那么晚上回来不论多晚都要看一部电影放松。

下午四点左右，江青的午饭才开始。

在此之前，警卫员早已把准备好的安眠药递到她手上，这是江青一天中第一次吃安眠药。

午饭后，江青会服用镇定剂，接着回到卧室休息。

晚上6时左右，若是有工作江青便会出门处理工作，若是没事便继续出门散步，到17号楼打扑克、看电影。

晚上8点左右，江青回到住所吃晚饭。

在洗漱、按摩之后，江青会服用当天的第二次安眠药。

在卧室里，江青大多数时间在看书、看文件。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来到凌晨，江青在睡前会吃下最后一次安眠药。

这还不算完，为了以防万一，护士还要在她的床头再准备一份备用安眠药。

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个小时后，江青会在凌晨三四点睡去，一直睡到次日下午才起床。

这就是江青一天的生活。

而除了每日服用三次安眠药这样的生活习惯外，江青还有不少其他怪癖，比如惧怕风、声音、冷、热。

选择性的怕风

江青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无论是情绪上还是生理上。

背后的原因与其天性分不开，但与江青生过病也脱不开关系。

江青曾因病切除过子宫，后来又患上了植物神经衰弱。

自那以后，江青就变得疑神疑鬼，对生活中的各种细节都非常敏感，哪怕是生活中最常见的自然现象——风。

风对于江青来说实在太可怕了，她经常对着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室内的风太厉害了，斗大一样的风，对我来说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你们要是不给我解决风的问题，就是没有做好保护我的任务。”

这还是在室内的情况下，到室外更不用多说。

晚年时期的江青，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

她的住所非常坚固、严密，所有窗户都装上了双层玻璃，甚至整栋楼的玻璃都按照她的要求换上了双层的。

她出现在办公室、卧室、餐厅、会客厅等任何室内场所，必须要求门窗关得严实，三层窗帘也要全拉上。

即便如此江青有时还会抱怨有风，她每次说完室内有风，立刻就会坐立不安，流露出焦灼、急躁的深情。

紧接着所有的工作人员开始寻找风源，若是实在找不到，江青便会大发雷霆，称工作人员故意“捉弄”她。

有时候江青还会在屋里点燃一支香烟，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烟的动向。

如果往南飘，江青立刻说北边有风，要是向东飘，她便立刻指示人去西边寻找风源。

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向上，她就会紧张的四处张望，然后突然冒出一句：“房间里有鬼！”

有时候因为工作人员找不到风源，江青甚至会直接对身边的人动手。

一次，她的护士周淑英为她排查风源，周淑英找遍了整间屋子也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只好对江青说：“我们用了所有的方法也没有发现哪里有风，您是不是今天身体不舒服？才感觉有风？”

江青闻言勃然大怒，对着周淑英一顿乱骂，随后气急败坏的抄出旁边一把剪刀，狠狠的朝着周淑英扔去。

幸好对方躲闪及时，这才躲过一劫。

还有一次，江青的另一名护士赵柳恩也奉命为她找风源，结果没能发现任何情况，于是江青便狠狠的打了对方一拳。

要是需要外出，江青无论是在冬天还是酷暑盛夏，只要感觉外面有风就会裹得严严实实。

头上戴着帽子，脖子围着围巾，走出楼的那一刻都要面朝里、背朝外，保姆或警卫员在后面扶助她的肩膀，一步步引导着她走出去。

出了大门，江青再用毛巾捂住口鼻、脸颊，低着头缓缓向前走去，后面一辆小轿车紧紧跟随，一旦她说有风，汽车立刻就要开到身边，让她上车避风。

但是有意思的是，江青对风的惧怕是选择性的。

怕风的时候她一副极其惶恐痛苦的模样，但她不怕风的时候，可以站在风头任凭大风吹拂。

1970年11月，江青来到海南岛休养。

18日那天，江青乘坐快艇前往西瑁岛游玩。

快艇从军港驶向岛屿的过程中，海风嗖嗖的吹来，可江青不仅没有“全身武装”，甚至为了拍摄快艇后面的浪花，一度站到了快艇的最高处。

快艇的速度已经达到几十公里每小时，江青却还嫌慢，大喊道：“加速！继续加速！再快点！”

杨银禄回忆说：“船上的工作人员都被吹的险些站不稳，只有她一人迎风屹立在快艇顶端。”

沉醉在海上景色的江青，并没有丝毫的异样，一幅非常享受的神情，平日里一遇风就容易出现的打喷嚏、感冒也并未出现。

船上的工作人员个个面面相觑，他们这才意识到，原来江青对风的惧怕是有选择性的。

怕声

江青对声音的惧怕，丝毫不亚于对风的恐惧。

江青曾住过钓鱼台10号楼、11号楼，这是整座国宾馆最中间的区域。

两栋楼的东边距离马路非常远，几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西边是一个名为玉渊潭的公园，江青住进来后，玉渊潭公园便被封了起来，四周用铁丝网全部围上，并派出专门的警卫值守。

北边是9号楼，那里是姚文元、张春桥的办公室和住所，他们素来知道江青对声音敏感，因此平日里很少发出异响。

至于南边，则是既没有马路、也没有楼房的空旷之地。

因此，江青在钓鱼台的住所非常幽静，这样的地方在北京城很难找到第二个。

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江青仍然不知满足，常常认为楼房内外有声音吵闹。

淅淅沥沥的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虫鸣鸟叫，都会引起她的极度焦虑。

一旦有任何异响传到江青耳中，她便会立刻堵上耳朵、皱紧眉头，对着工作人员大喊：“声音太大了！”

一旁的工作人员只好出门为她赶鸟、打树叶、砍竹子。

据杨银禄回忆，有一年夏天，一只蟋蟀悄悄钻到了屋内，叫个不停。

江青立刻便坐不住了，工作人员随机开始满屋子抓蟋蟀。

但室内家具很多，还铺上了厚厚的地毯，想抓住一只蟋蟀谈何容易。

“我们忙活了很久，但就是抓不到它，只能硬着头皮请求江青换一个房间工作。江青不情愿的同意了，我们赶紧喷洒了大量的敌敌畏，这才把蟋蟀消灭。”杨银禄回忆道。

江青最怕声音的时候，对别人的走路声、衣服的摩擦声都十分敏感。

但凡一丁点不属于她自己的声音发出，都会引起江青的不满。

她声称：“这些声音会让我头脑发胀，耳根发麻！”

于是，工作人员在服侍她的时候不得不处处小心翼翼，从不敢穿硬底鞋上班，走路时两条腿迈的很慢，两只手臂也要抬起来，尽可能避免任何声响发出。

杨银禄无奈的表示：“我们在她身边时，大气都不敢喘，嗓子痒了也要尽量控制，拿放东西更是要轻手轻脚。”

时间一长，工作人员们渐渐掌握了与江青说话时的音量。

但是令他们想不通的是，江青似乎只有在无聊、心情不好时才会有惧怕声音的症状。

若是她高兴的时候，多大的声音似乎也影响不到她。

文革时期，江青外出工作不可避免会遇到人声鼎沸的场合。

震耳欲聋的呼声传来，江青非但没有任何的不适，反倒是高兴的拿起话筒回应：“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不光如此，江青不止一次乘坐过苏联伊尔18型飞机外出，这是一种噪音极大的螺旋飞机。

四只螺旋桨发动起来，飞机会完全被轰鸣声笼罩，但这丝毫不影响江青在飞机上打扑克、睡觉。

1970年11月前往海南岛休养时，江青还曾观赏过前线高射炮阵地。

她一面拿着摄影机拍摄，一面命令十几门大炮一同开火。

隆隆炮声撕破海南岛宁静的上空，可底下的江青却并未有丝毫的不适，反倒开心的笑道：“真过瘾！”

怕冷怕热

江青对于温度同样有着极为敏感的反应，她要求冬天屋内控制在21.5摄氏度，夏天维持在26摄氏度。

若是仅从数值上保持这一标准倒还好办，但江青对温度的要求是跟着她自己的感觉走的。

明明工作人员按她的要求调好了温度，她有时也会感到燥热或寒冷。

杨银禄说：“我不止一次听她说过，要以她的感觉为准，温度计不能代表什么。”

而江青的感知则是来自于她的心情。

她向来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心情也瞬息万变，身边的工作人员很难时刻掌握和理解她的想法。

如此一来，大家也无法让室内温度始终跟着她的感觉走。

只要她感觉温度不对，就会自己去看温度计。

江青与别人看温度计不同。

她若是感到热，就弯下腰从下往上看，要是感觉冷，就踮起脚从上往下看。

从上看、从下看，会在视觉上带来2-3度的差异，从而自欺欺人般的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

有好多次，江青看完温度计后便用怀疑的眼光审查工作人员：“这表坏了！”

心情不好的时候，她甚至会将温度计摔个粉碎。

杨银禄等人一开始以为，江青对温度的敏感是装出来的，但她似乎确实很怕冷怕热。

有时候江青一边嘴里说着热了，眼看汗就要流下来，接着又赶紧去换衣服；说着房间温度低，身上立刻就打起哆嗦。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江青的怕冷怕热与怕声、怕风一样，同样分场合、分环境。

北京的冬天，寒气逼人，江青却可以在春寒料峭的凌晨出门摄影、游玩，且一折腾就是几个小时，一点事也没有。

杨银禄猜想：“可能是创作带给她的兴奋，让她忘记了寒冷。”

但这也恰恰证明，江青怕冷多半还是心理在作祟。

去海南岛休养时，江青一高兴就喜欢下海摸扇贝，在水里能待上三四个小时。

1971年6月9日，江青曾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等人拍照。

室内七八个聚光灯一开，温度很快直线上升到了三十多度。

在场其他人个个大汗淋漓，唯独江青全神贯注、精神抖擞的在拍照，一句抱怨温度过高的话也没有。

1970年夏天，有一段时间江青喜欢在室外打扑克，室内待久了她觉得空气不新鲜。

可外面的蚊子太多，工作人员只好给她搭一个大蚊帐。

尽管蚊帐很透气，但在炎炎夏日的环境中，帐内的温度也早已超过了江青向来要求的26度，但她钻到蚊帐一玩就是两三个钟头，丝毫不提天气热的事。

江青还曾在夏天去过广州，那里的天气潮湿闷热，然而江青却能冒着大太阳出门游玩，逛月秀、看兰圃、去石湾，活动量大的惊人。

跟在身后的工作人员都热的难以忍受，只有江青沉浸在优美的景色中，全然不觉热辣的太阳。

结语

诚然，江青患上的植物神经紊乱、内分泌严重失调等病症，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她的严重失眠、畏风、畏声、畏冷热。

但从她选择性的惧怕这些事物来看，背后显然还是江青的情绪在支配这一切。

本就性格乖僻、喜怒不定的江青，将自己生理上的些许病症无限放大，自欺欺人、掩耳盗铃般的营造出一副自己身娇体弱的假象。

而为其行为买单的，则是她身边那些无辜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