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还是举几个例子：
2016年底，在上海，我和张玉宁的父亲，号称“疯子”的张全成前后聊了10个小时左右，然后写了《“疯子”张全成》这篇文章。如果你看过这篇文章，大概能体会，在中国，一个家庭要培养出一个职业运动员是多么地艰辛，而张全成个人决断的性格，又为这个故事提供了很大的可读性。
2017年，我采写“三十而立系列”。在采访于汉超的时候，他人在大
连，我在广州，我们通过微信交流，最后花了三天工夫把这个采访做完。
听完一大段一大段的长语音，我感觉耳边尽是嗡嗡声……
2018年底、2019年初，我写了《梅州足球三十年》这篇大约16000字的文章。写完以后我夸下海口：“全中国，能写下这篇文章的，只有区区在下。“虽然我不是梅州人，但是作为广东人，对于梅州足球辉煌的历史耳濡目染，毕业以后，开始接触最早的采访对象，就包括一批梅州足球名宿，再加上家里还有一本极具历史价值的书，种种因素结合，才有了这篇文章。而文章出来以后，从效果看，证明了这一点：这虽然是个流量的时代，但好的内容、好的故事，永远不缺乏读者。
遗憾的是，这样的内容和故事，现在已经很难被捕捉到了。有同行曾经采访过我，我说过，一年能写一篇好的报道或者作品，就算完成任务了，这也是自己的最低要求。
2019年夏天，因为各种“爆料”，我的曝光度和知名度陡增，于是很多人把我归结为“爆料型记者”，甚至有球迷说，从来没看过我写过“正经报道”。我哑然失笑，如果看完这本书，我相信他会收回这句话。
后来有位同行朋友跟我说：“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把未知的东西告诉别人，我是把已知的东西进行归纳。”
我说：“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他说：“你以前是怎样的，大家都不关心了……”
关于新闻记者如何在这个时代既能做到有曝光度，又能有深度，这
会是个宏大而有趣的话题，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
我想说的是，从业18年，我采访的人和事，可以归结为四个字——中国足球。而中国足球，是中国民众的“公共痰盂”。我个人并无以一己之力擦清痰盂的雄心，但希望这本书记述的故事、评论、思考，可以让更多的人更真实、清晰地了解一下中国足球——就算你决定吐痰，也明白为什么要向里面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