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位庙号为圣的千古一帝，“圣”字概括了他的一生，实至名归

唯一一位庙号为圣的千古一帝，“圣”字概括了他的一生，实至名归

一个皇帝的庙号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一生，从皇帝的庙号中可以了解一位皇帝的功绩。汉文帝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文字概括了他的一生。汉武帝雄才大略，南征北讨，武字概括了他的一生。而宋仁宗、明仁宗，千古仁君，仁字概括了他们的一生。一个庙号往往对应很多位皇帝，而只有“圣”这个字，对应的只有一位皇帝——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处事老练,进退有据,已经是完人的气象了。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仅有这些被称为圣还是不够的,因为以上所述都是功利性的东西。

不错,康熙是在建功立业,但充其量也只是建功立业。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还要看他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悲悯心、同情心。一个帝王能否有成就，其实很大程度上要看他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悲悯心。这一点,康熙显然做到了，他为何能成为清圣祖？要知道君主的庙号用圣的只有康熙大帝一人，等于是与孔圣人齐名。康熙十二年,他在一年之内发布了数道具有人本关怀色彩的圣旨。六月十七日,康熙发布命令,禁止八旗的奴仆随主人殉葬；八月二十日,康熙下令，禁止主人逼死奴婢；十月十二日,康熙下令禁止遗弃婴儿（见《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

虽然在现代社会,康熙所关心的这些内容已是人类文明的常识。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回到常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重要的是康熙有这个意识,于一片朦胧之中率先觉悟并且身体力行,只能说是他的悲悯心在起作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同样是在康熙十二年,有一个姓朱的明朝遗民因为留发被抓。按《大清律》，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应当问斩。但是康熙却为其辩护,称这位姓朱的明朝遗民是一位普通百姓,不知者无罪，可免其一死。康熙三十七年七月,康熙南巡山东,为了避免车驾践踏农田里的庄稼,康熙命令取道塞外,避开山海关绕行山东。

康熙的悲悯,其实就体现在他能够设身处地,知道民生疾苦。当然,悲悯是多层次的,也是时时处处的。对弱势群体,康熙有悲悯心，同样,对他的手下,康熙也有悲悯心。康熙每天御门听政，自己天不亮就起床,摸黑视朝,辛苦自然不可言说。可听说有些大臣因为居住地较远,每天三更就要早起,康熙就决定改变朝见时间,向后顺延半个时辰。同时为了照顾那些六旬以上的年老大臣,康熙特许他们可以每隔两三天前来启奏,而他自己,仍旧是每日认真听政。

康熙的种种作为,不像是一个君主,而像是个来到人世的修行者,追求更好、更强、更仁。他几乎是做到了,在各方面做得堪称完美。康熙常常日省吾身,甚至三省吾身。康熙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五,康熙对大学士等人说:“自古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方且欲推心置腹以示人,阴刻何为?若于所爱者故为怒容待之,于所恶者故以喜色遇之,是敞人即自欺也。”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康熙又对大学士等人说:“人间誉言,如服补药,无益身心。朕在位五十余年,闻人誉词溢于耳矣,实见其无益也。”这些都是康熙的心灵鸡汤,体现了一个帝王难得的自省意识。

康熙每天修行,每日有所得,几乎是抵达了自己人生的光荣时刻。当时的百姓与王公大臣也称赞他是盛世之君,是带领一个王朝走进新时代的人物。但是,没有人知道,康熙的光荣背后却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那是属于他的惆怅,也是属于这个王朝的惆怅。惆怅的根源来自于太子之争,太子的废立问题一直伴随着父子反目与亲情撕裂,同时也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党争和君臣博弈。从康熙十四年初立太子开始到康熙六十一年尘埃落定。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康熙体会了制度与人性的对抗。这种对抗的结果毫无疑问是玉石俱焚、两败俱伤的。

而他深层次的痛苦还在于,作为一个有着悲悯情怀的君主,不得不每天与儿子们、与那些党争大臣们过招。精心算计,尔虞我诈,使得像他这样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竟被迫过着卑鄙或貌似卑鄙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是康熙想要的,也不是他能摆脱的。那样的时代,每个人都戴着欲望的面具与他共舞,他是康熙王朝这个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再痛苦、再无奈,戏都是要唱下去的。康熙王朝是属于康熙的,光荣与惆怅都属于他。在政治与人性的错位与煎熬之下,康熙只能目击并承受者切,难言的一切。康熙的仁慈圣明，也是当的起他清圣祖的庙号，真乃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