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调和的两难选择背后，反映了伊朗女性的现实困境

不可调和的两难选择背后，反映了女性的现实困境。现代文明与社会民主发展，给伊朗女性带来了双面的影响。

一方面，她们拥有了提升自身经济地位的途径，越来越多的伊朗女性产生了自我表达、自我价值实现的强烈需求。

另一方面，她们的个性欲望、自我独立意识、平等观念不可避免地遭遇父权秩序、宗教观念的重重禁制，使她们深陷困顿之中，产生了一种迷茫的生命意识，不得不在冲撞与回返之间来回运动。

首尾对照：摇摆的女性气质

在以内在矛盾勾画主线的影片中，女性主人公总是由匮乏状态出发，对欲望对象展开追寻，具有鲜明的个性欲望与独立意识，然而，这种独立的女性气质与鲜明的个性表达，与伊斯兰官方意识形态规定下的传统女性气质产生了矛盾。

米利特指出，气质是占统治地位的群体根据自身价值观及长处，对从属者进行的个性规定。男性的个性是积极进取、充满力量和智慧，女性气质则被规定为顺从、贞洁和沉默。

同样，《古兰经》对伊斯兰女性气质进行了如下规定：“男子们是控制妇女们的，是凭着安拉使他们的一部分贵过了另一部分，凭着他们施费他们的钱财。所以清廉妇女，从命的妇女，保守未见的妇女，凭借安拉护佑。

那些妇女，你们担心她们抗命时，应当规劝她们，与她们分床，你们打她们。若是她们顺从了，就不要再找藉口了。”

即是说，男性有权教导管理女性，提供妇女生活所需费用，安拉护佑清廉、从命的妇女，而对于反抗的女性，男性应当教导、规劝，使之顺从。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古兰经》虽然保障了妇女在家庭中的部分权益，但也规定了女性气质的从属性，女性气质被定义为对男权和父权的顺从，并且趋于沉默。

在影像表达中，尽管这类女性形象塑造与传统女性气质截然不同，如《蓝色面纱》中的诺巴渴望恋爱自由、《下午五点》中诺格拉讴歌平等、《娜希德》中的娜希德独立要强，我们仍可以从她们的冲撞——回返的往返运动中捕捉到女性气质的摇摆不定。

尤其是在结尾部分，经历无数往返运动后，女性角色似乎疲态尽显，难以捕捉到鲜明的自由意志与独立个性，并且趋向于沉默。如《蓝色面纱》的结尾，诺巴与恋人视线阻隔，相对无言。

《下午五点》中诺格拉束紧罩袍，行走荒漠，颓丧无语。《娜希德》中，娜希德与情人在海滩徘徊，匆匆问候。

影片结局时女性角色的失语状态，使她们再次趋近于传统女性气质，形成了一种矛盾混乱的气质表现，这种气质表现看似与男权意识、宗教神权与社会观念妥协，实则讲述了个人意志在与集体性力量抗争时的渺小与无力。

她们的个性欲望和平等观念总是不可避免地遭遇宗教信仰、父权秩序的羁绊，不得已趋于顺从与沉默。摇摆的女性气质揭示了羁绊性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女性在主体意识觉醒时遭遇传统价值观念羁绊的痛苦与彷徨。

往返之间：混乱的民族身份

女性矛盾的心理与摇摆的气质被银幕“大写”，给人一种混乱之感，这或许是伊朗人模糊身份的一种镜像折射。法里德·法尔希认为，“伊朗人究竟是谁”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每个伊朗人的困惑。从伊朗的近代史和族群关系来看，伊朗人拥有着矛盾且混乱的民族身份。

法尔希指出，伊朗人无法在多重身份中获取平衡，他们在二十世纪以来“精力十足地不断摇摆于各种极端之间——富有争议的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伊斯兰之前的想象与伊斯兰教想象、狂热的反帝国主义与在全球潮流中的拿来主义”，弄得自己身心俱疲。

在古罗马神话中，贾纳斯拥有两副面孔，一面指向过去，一面面向未来。长期以来，伊朗人不断在世俗/宗教神权、专制/民主、传统/外来的各种张力之间来回拉扯，民族身份亦显现出“两面神”般的矛盾性。

女性银幕形象的矛盾性，与伊朗人“两面神”般的混乱民族身份是高度一致的。影片《我在伊朗长大》将女主人玛姬混乱的精神状态进行了银幕“大写”，经历了政权更迭和两伊战争，受到现代家庭观念熏陶的玛姬站在了伊斯兰女性气质的另一面：面向现代，向往自由与解放。

迫于国内的紧张局势，玛姬选择了出国求学，在外国，尽管践行着现代生活方式，她却陷入了一种身份认同困境：即使否认出身，谎称自己是法国人，也无法获得认同，反而遭受嘲讽。“我说服自己找到了一种归宿，但我还是格格不入。”

当她回归故里后，又再次陷入与伊斯兰官方意识形态的尖锐对峙，无法接受强加于己身的传统价值观念。

在外国，她是别人口中的伊朗人，回国后，又成为了同胞眼中的异乡人。玛姬在本土/外来、传统/现代之间的往返运动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的分裂，她拥有着混乱的民族身份，始终无法定义自己。

在影片《娜希德》中，娜希德亦有着多重身份，她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是家庭的女儿，是前任婚姻关系中的妻子，是现任恋爱关系中的恋人，是临时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继母。问题在于，她无法在多重的身份中获得统一的平衡。

作为一名母亲，面对儿子的叛逆顽皮，娜希德强势严厉，而当自己的恋爱关系被儿子发现后，她立刻成为了一名遭受鄙视的母亲，在母子关系中丧失了主导权，甚至卑微地祈求儿子留在身边。

作为一名女儿，娜希德十分孝顺地照看常年卧病在床的母亲，却因为恋情，被家人视作耻辱，并限制了自由，娜希德面对家庭的重担和家长的压力，疲态尽显。

作为前任婚姻关系中的妻子，她无法忍受与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前夫共同生活，面对前夫的复合请求，她严词拒绝，而当恋情暴露后，她迅速成为被前夫欺压辱骂的对象。

作为现任恋爱关系中的恋人，她拥有直言心声的勇气，却处处受制，无法拥有恒久的婚姻。作为临时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继母，她在维护现任家庭关系和争夺抚养权之间分身乏术，导致亲子关系持续恶化。

混乱身份的背后，娜希德所面临的是自由/专制、现代/传统等各种张力的拉扯，一面是面向现代的主体意识觉醒，一面是指向过去的宗教与男权枷锁，构成了伊朗女性身份的矛盾性，反映了女性在性别困境羁绊下迷茫的生命意识。

而这种混乱的心理状态亦是伊朗人精神困境的体现，二十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不断扭转着伊朗人的身份与形象，经济与文化全球化又加剧了当代伊朗人的精神困境，他们在领土自足的国家喧哗争斗，互相抵牾，疲惫不已。

伊朗人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却又深受古老民族文化根性的影响，时而面向过去，时而面向未来，在冲撞与回返间难以获取民族身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