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锡洪：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论王阳明的哲学遗言

《传习录》

内容摘要：王阳明去世前几年谈及的“真诚恻怛”及其类似表述，引发很大的理论效应。瑞士哲学家、汉学家耿宁先生甚至将真诚恻怛称为阳明的哲学遗言。 真诚恻怛等同于良知这一阳明思想的核心概念，并且和良知一样既是体也是用。真诚恻怛一语所指向的一体之仁，不仅赋予了良知评判善恶、是非的实质性标准，而且包含了实现其准则的动力（其动力便是疾痛感受），从而为人提供了化知为行、为善去恶的动力。 阳明之所以必欲将真诚恻怛提至本体高度，正是为了揭示出良知本体中蕴含的足以克除私欲、使工夫得以完成的动力，并促使学者切实落实良知本体。立足于阳明思想整体，无论从他思想形成的问题意识，他思想面临的内在问题，还是从他晚年的致思路径，关注的重要话题来看，真诚恻怛都居于关键地位，充分反映了他在去世前思想所达到的高度。 关键词：真诚恻怛 良知 一体之仁 知行合一

一、引言

王阳明去世前夕突然谈起了“真诚恻怛”，虽然谈得不多，但却引发很大的理论效应，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真诚恻怛一语主要出现在《传习录》卷中所收王阳明《答聂文蔚》第二书中。这封信写作于嘉靖七年（1528）十月，距他去世不过一月而已。与真诚恻怛相近，包含“诚”与“恻怛”两个要素的相关说法，也在他去世前几年集中出现。如“仁爱恻怛之诚”出自阳明所著《亲民堂记》以及他口授而成的《大学问》， “诚爱恻怛之心”出自阳明的家书《寄正宪男手墨二卷》。 其中《亲民堂记》写于嘉靖四年（1525），另两篇文章则分别完成于嘉靖六年（1527）九月他出征广西的前后。若仅就数量而言，真诚恻怛在阳明思想中恐怕很难称得上有何重要性，但却在阳明弟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欧阳德集》和《邹守益集》便至少分别在13篇和16篇文章中出现真诚恻怛。对聂豹而言，阳明的这一提点，也确实使他得到启发。这从他以下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所贵乎良知者，诚以其无所不知，而谓之良哉！亦以其知之至诚恻怛，莫非天理之著见者，而后谓之良也。”

冈田武彦

不少现代学者都重视真诚恻怛。如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先生不仅注意到真诚恻怛在阳明思想中居于本体地位，也指出阳明强调真诚恻怛的缘由：“因良知并非冷彻之感知，而是与好恶之情一体的温血之知觉，故而阳明又称良知之体为真诚恻怛。”

此外，在论述阳明后学工夫论时，冈田先生也强调了阳明门人对真诚恻怛的重视。 唐君毅先生亦曾指出阳明重真诚恻怛。他说：“能真知而笃行是之谓诚；故阳明重真诚恻怛。此与中庸孟子之意无殊。人若能真诚恻怛，以致其知善知恶之良知，而诚其好善恶恶之意，以成其为善去恶之行，则善日以长，而恶日以消。”

瑞士哲学家、汉学家耿宁先生近年更是在《人生第一等事》这部“生命之作”中指出《答聂文蔚》第二书极其重要，认为这封信“是他（阳明）撰写的最后一封有重要哲学内容的信函，意味着某种哲学遗言”。 吴震先生则认为阳明提出的真诚恻怛，“意思是说，良知本体是最为真实无妄的实体存在，同时又是最能体现人类所具有的同情心、怜悯心等情感因素”。

真诚恻怛这一概念作为阳明的哲学遗言，出自阳明生前思想最为成熟之际，且其不仅体现了他对诚与恻怛之仁等重要概念的融合，还体现了他对良知本体内涵以及本体与工夫关系的重要主张，因而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以下，我们便来考察阳明将真诚恻怛提至本体高度意味着什么，真诚恻怛作为本体对人们做工夫有何作用，何以有此作用，又如何发挥如此作用等四个主要问题，最后再衡定真诚恻怛在阳明整个思想演进过程中的意义。

二、真诚恻怛是工夫的动力和准则

就词义而言，真诚的意思是表里如一，意味感情、态度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外在的言行有着内心的支撑。在阳明学中，真诚既可指人心的现实与本体合一的状态，或说人心的现实完全出于本体并从而体现本体的状态，也可指使人心的现实达到与本体合一状态的工夫。

恻怛与恻隐之义相同，字面意思是伤痛之深切。这种伤痛一般指由他人的危险处境或痛苦遭遇所引起的伤痛，当然对一些具有深刻修养的人而言，他人的快乐，尤其是儿童的快乐，也能引发其恻怛之感。故归结而言，恻怛的深层含义是指对他人不能自已的同感。

因此，恻怛不仅具有生理学层面的意义，更具有伦理学层面的意涵。在阳明处，真诚恻怛并非一个普通概念，而被用作诠释本体的重要概念。《答聂文蔚》第二书载：“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概而言之，在此，阳明将真诚恻怛作为界定良知含义的充足概念，这也意味着他认为真诚恻怛与良知处于同一层次，且同样既是体也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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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阳明用意的具体分析，可从第一句中的“只是”入手。“只是”这一独特表述，是在对良知本体作出界定。就语义而言，“只是”意为“不是……以外的东西”，亦即由“只是”所引出的表语穷尽了主语的内涵。

“他本体”是指良知本体。由此这句话应该理解为：良知不是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或真诚恻怛以外的东西，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或真诚恻怛，便是良知本体。

这一界定可分为两部分，分别涉及到发用与本体两个层面的问题。在前半部分，由于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无疑是就发用来谈的，有关本体层面的判断直到后半部分才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前半部分的另两个概念，即良知和真诚恻怛也都是在发用层面上来说的。

就句意而言，前半部分说的乃是良知之发用所指涉的范围不大于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或真诚恻怛的范围，后半部分则是说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或真诚恻怛所指涉的范围不大于良知本体的范围。事实上良知之发用与其本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由此可推知：第一，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或真诚恻怛不仅与良知之发用，而且与良知本体是等同的；第二，正因为与良知本体等同，所以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或真诚恻怛，就不仅具有发用的意涵，还具有本体的意涵。亦即和良知一样，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或真诚恻怛，都既是用也是体。

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真诚恻怛与良知及其本体的一致性关系，反映了阳明的两点主张：第一，从纵向的体用关系来看，用即是体，体即是用，体用不二；第二，从横向的概念关系来看，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真诚恻怛与良知，是同质同层的，彼此之间是相互蕴涵或相互诠释的关系。

在阳明处，本体是工夫得以完成的动力和准则。良知在阳明看来当然是工夫得以完成的动力和准则，因而可以称为本体。他又将真诚恻怛称为本体，其意无非是说，和良知一样，真诚恻怛也是工夫得以完成的动力和准则。

可以说，阳明提出真诚恻怛概念并将其提至本体高度，意味着在他看来，真诚恻怛乃是工夫得以完成的动力和准则。至于他针对什么问题而强调真诚恻怛的如上地位和作用，则是下一节要讨论的问题。

三、真诚恻怛系针对克除私欲问题

在《答聂文蔚》第二书、《亲民堂记》和《大学问》中，阳明都是为解决克除私欲的问题而谈及真诚恻怛。只不过给聂豹的回信，是针对他已在工夫上达到相对成熟的较高阶段而谈，后两者则是在《大学》的语境中，针对尚未开始做工夫，或者工夫尚且生疏的初学阶段而谈。

首先，关于尚未开始做工夫以及初学阶段私欲的问题。阳明说：“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溺其私心于卑琐，是以失之权谋智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则五伯功利之徒是矣。”

此处阳明批评的陷溺于功利之中的权谋智术，无疑是私欲之大者。其提出的“仁爱恻怛之诚”，无疑正是为了对治这一严重的私欲而来。由于《大学问》的内容主要是阳明晚年教育初学阶段门人的教材，其对真诚恻怛的强调，无疑有助于指点处于初学阶段学者的工夫。

其次，关于较高阶段私欲的问题。聂豹在信中表示，自己在孝亲和从兄的具体实践中做致良知的工夫，并且在如是的具体工夫中对如何致良知有所把握。对此，阳明认为其说仅可用以自修，而不足以教人。

亦即阳明认为聂豹所说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原因在于其说只把握了末节，而未把握本原。在未把握本源的情况下所做的工夫即便符合良知的准则，也难免陷入假借与增减之类错误中。

在阳明看来，致良知工夫的践行，需依靠良知本体。有了良知本体，便自能发出孝亲、从兄等行为，本体才是做工夫的动力，而不是将目光聚焦在由本体发出的具体行为上以寻找动力。而作为致良知之根本动力来源的良知本体，在阳明看来，便只是一个真诚恻怛。

在他看来，本就不必辗转于孝亲、从兄或事君等具体枝节、细目之间以寻找做工夫的动力，因为那样做无非是遗忘了良知本体自是真诚恻怛，自是可以发出孝亲、从兄和事君之类行为的本体的表现。由上可见，阳明提出真诚恻怛并将其称为本体，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本体的普遍有效性，强调工夫应该紧扣本体来做，才是富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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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强调将关注点从孝亲、从兄之类具体实践提升到具有普遍性的本体层面，是否就意味着对特殊性的忽视呢？并非如此。因为本体不仅提供了做工夫的动力，还提供了在不同情境中可以遵循的准则，体现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提供适应具体情境的准则，意味着真诚恻怛之本体的动力能自我限定和调节，从而避免在实践中出现过与不及的偏差。避免过与不及的偏差，在工夫修养达到较高境界以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就不再是因本体受蔽而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阳明说的增减和假借等因素对本体发用的干扰。

假借即是前述未能意识到本体本可提供足够动力，反而辗转于不同的工夫细目中寻求动力，或者借助理智的计算来调节本体动力的发用。增减则是意念虽然出于本体的动力，但仍然裹挟部分私欲，以至于情感发用出现过与不及的偏差。

两者实际上不出阳明所说私欲的范围。对两者的克服方式，无非是让本可自我调节和限定的良知自然发用，而这种良知自然发用的状态不过就是真诚的状态。重要的是，既然真诚恻怛本体的动力之自我限定与调节，表现为适应具体情境的准则，那么，就可以说准则内在于本体的动力之中，而非另有来源。

换个角度来说，良知的普遍性必然表现在具体性、特殊性之中。其普遍性不是抽象普遍性，而是具体普遍性。

综上可知，阳明是为了强调本体在克除私欲的工夫中的重要性，才提及真诚恻怛。由于私欲问题是阳明始终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因此可说真诚恻怛在阳明学中具有通盘性的意义。接下来的问题是，阳明何以必欲诉诸真诚恻怛，真诚恻怛何以就能提供克除私欲所需的动力及其准则，从而有助于工夫的完成？

四、真诚恻怛之动力源自一体之仁

在阳明处，良知不仅是一般理解的知是知非的意思。因为他所谓知是知非的良知，是足以突破私欲遮蔽的本然之知，是足以保证知行合一的。不过人们常常片面地以为良知仅仅是对善恶、是非的认识而已。关于良知能够保证知行合一，吴震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良知具有自知自觉、自反自证的根本能力，从而使知行合一得以可能。”

对晚年的阳明来说，如何诠释出良知足以保证知行合一的固有能力，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课题。其以真诚恻怛，以及一体之仁来诠释良知的含义，正是围绕这一课题展开的主要工作。

阳明非常重视从一体之仁的角度解释良知何以为良的原因。他用一体之仁来诠释良知。首先，一体之仁赋予了良知评判善恶、是非的实质性标准。评判善恶、是非的实质性标准，就构成了良知本体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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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体之仁还包含了实现其准则的动力。一体之仁并非仅为某些人主观的设定或工夫修养所致的境界，而是人心固有而根本的存在方式。正因为是人心固有而根本的存在方式，一体之仁才有可能包含实现其准则所需的动力。一体之仁以疾痛感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疾痛感受正是将一体之仁蕴含的准则实现出来的动力。

与一体之仁密切相关的是，阳明晚年还提出真诚恻怛，以揭示良知蕴含的足以克除私欲的动力。真诚恻怛不仅在内涵上与一体之仁接近，这从仁与恻怛是体与用的对应关系这一点上可以直观到，而且和一体之仁一样，也是本体。

两者的差异则在于，一体之仁落脚在仁之性上，因而其字面含义局限于本体方面，尽管事实上在阳明学中即体即用，体用不二。真诚恻怛则不然。一方面，尽管恻怛本是发用层面上的感受，不足以形容本体。

然而，即体即用的思路使得这一发用层面的感受可以同时是本体，加之将表示现实与本体合一的真诚一词，置于表示发用之感的恻怛一词之前，也强调了恻怛之感有其本体依据，由其表现必能推知其本体依据。

因为在真诚的情况下，其本体依据必能表现为恻怛之感。在真诚的状态中，恻怛与其本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因而恻怛表示发用的同时，亦可表示本体。当然毋庸赘言的是，此本体便是一体之仁，因而，真诚恻怛一语便指向了一体之仁这一本体。另一方面，阳明还说：“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工夫。” 据此可知，真诚在指工夫的同时，也可指本体。

以真诚恻怛界定良知，是为了揭示出良知本体中蕴含的足以克除私欲，使工夫得以完成的动力。其克除私欲的一面主要从真诚一语中体现出来，因为真诚意味着使意念出于本体而不受私欲遮蔽或干扰。而其动力则主要从恻怛一语中表现出来。阳明之所以必欲诉诸真诚恻怛，原因便在于真诚恻怛的如上内涵。

五、作为根本动力的一体之痛感

发于一体之仁的痛感就是化知为行、为善去恶的根本动力。努力让意念指向恻怛，使恻怛主导意识，或者保持意识自然所处的恻怛状态，就是具体落实真诚恻怛本体作用的方式，也是真诚恻怛工夫的要点。

嘉靖五年（1526），阳明在《答聂文蔚》第一书中说：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

是非之心指代的是良知。因为“不知吾身之疾痛”中的“身”指的是天地万物一体之身，而非通常所理解的一己之身，所以此处的疾痛就不是单纯的生理痛感，而是具有伦理意义的一体之痛感。

这种一体之痛感若以他人的痛苦处境等为对象的话，便是恻怛或恻隐之心。与以动物、植物和无生命物等为对象比起来，一体之痛感在以人为对象的时候，最优先、最集中、最充分地表现出来。而一体之仁的不同表现，也就体现了良知的准则。

尽管我们说恻隐之心是深切的一体之痛感，故而不知一体之痛感，就是无恻隐之心，然而在“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中，阳明不是使用恻隐之心，而是使用是非之心来指称能感受一体之痛感的主体。

换句话说，是非之心这个具有能指功能的符号，被他填充到了意义之所指为恻隐之心的地方。这一看似不合逻辑的做法恰恰说明，阳明在用是非之心指代良知全体时，其含义不仅不是单纯的知是知非之心，而且还是与恻隐之心相通，甚至是包含恻隐之心，且以恻隐之心为根本内容的。

阳明以恻隐之心解释良知，并非只有这一处。实际上，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是，阳明在正德十五年（1520）以前论及良知时，便已将良知与恻隐之心联系在一起。《传习录》卷上载阳明语：“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

之所以用包含痛感体验的恻隐之心来规定作为是非之心的良知的内涵，不仅是因为恻隐本身就展现了是非的准则，更是因为若无恻隐之心的推动，人们将会知是非却又不按照是非的准则来行动，如此则良知的善的性质无从实现，良知也就失去了其本来意义。

那么，恻隐之心何以就能推动人们按照是非的标准来行动呢？我们可以从“知吾身之疾痛”之“知”说起。这里说的“知”，不是对事物的客观认知，而是对“吾身之疾痛”的感知。这种感知受到乍见孺子入井之类情景触动，便能够自然呈现，不假思索，不必外求，就像只要躯体并未彻底瘫痪，人们便自然能感知到躯体的疼痛一样。

当然，这种痛感是具有伦理意义的痛感。因为它承载着将以是为是，以非为非的态度落实到为善去恶的具体行动中，并最终维护一体之仁的伦理责任。而这种痛感本身蕴含的动力，就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更具体来说，恻隐之心推动化知为行、为善去恶的机制在于，正如痛痒相关，则人们不自觉地就会去除使其痛痒的东西一样，恻隐之心意味着是非乃是痛痒相关、不得不为的事情，由此推动了知之必行。正如阳明所说：“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

一体之痛感正是要让人回到为善去恶如同人不得不去除痛痒般的本然需要这个层面，从而为做工夫提供了直接动力。而人们所应做的无非是努力克制包括权谋智术在内私欲的遮蔽，让意念指向恻怛，使恻怛主导意识，或者保持意识自然处在恻怛的状态，而避免假借与增减之类因素的干扰而已。

至于一体之痛感与因致良知而生的满足、快乐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它们是一体之两面的关系。人因有一体之痛感，而浑身不自在，拥有一股不能自已的力量，必欲在当下面对的具体情境中使一体之仁实现出来。而一旦启动并逐步完成这样的行动，一体之痛感得以释放的同时，满足、快乐的感觉也就随之而来。

六、结 语

从总体上来看，克服朱子学的支离与繁难，是促使阳明思想得以形成的首要问题意识。为此他对工夫提出了切要而简易的要求。切要即是说工夫不必从漫长而艰苦的格物致知入手，而可以直接从克除私欲的诚意切入。

之所以能直接从诚意切入，则是因为良知可以直接呈现，可以为工夫提供充足的动力和明晰的准则，由此工夫也是简易的。不过，由于私欲的牵累，初始阶段良知的动力并不充足，准则也不够明晰，这就有必要诉诸真切，才能落实良知。

同时，人们会因为致良知简易而或者产生轻忽的心理，或者产生对良知的怀疑而另寻它途。这些都是阳明思想面临的内在问题。这些问题使得真诚恻怛的提出成为必要。它既揭示出良知本体本身既是动力又是准则，同时也提出了切实落实良知的要求。无论从本体还是工夫的角度，从初学阶段还是较高阶段的角度，它都揭示了良知的根本特征和积极作用，反映了阳明思想的内在要求。

对佛道二教背离人伦价值的批评，构成阳明仅次于批评朱子学的重要问题意识。虽然阳明自身并未直接提及，不过显然真诚恻怛在其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如所周知，他本人之所以放弃出世的念头，主要原因便在于不能割舍对祖母和父亲的牵挂。而这种牵挂无疑是发自天性真切不容已的感情，亦即也是真诚恻怛的表现。由此可见，真诚恻怛对解决阳明的两大问题意识都起到关键作用。

阳明在处理完两广事务回程途中溘然长逝，以至于很多思想都尚未来得及深入阐发和充分展开。一般认为，“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是他的遗言。但据黄绾为他写的《行状》记载，他的遗言是：“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

可见在他自己看来，许多思想尚未获得深入阐发和充分展开，无疑是至为遗憾的。他曾说：“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

阳明仅得中寿，若得高年，其对义理的阐发诚然无法限量。不过从他龙场悟道到去世，也有长达二十年的时间，思想精蕴可以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地发挥。从他晚年对一体之仁和真诚恻怛的持续关注与多次强调，以及门人弟子对此的重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阐发应该还是会沿着更加深切著明地揭示出本体的动力与准则，以及怎样才能使人更加切实落实本体的方向推进。

而真诚恻怛与一体之仁一起，在这个思路中正居于关键地位。在这一思路中，去世前一年天泉证道时提出的从无善无恶亦即自然致知入手的为学进路，充分展示了良知的作用，无疑是阳明想要深入阐发的一个关键思想。而对于这条为学进路，他最为担心的是“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

着实致良知而不流于虚寂的要求，与上述批评佛道二教的问题意识有相似之处，真诚恻怛在其中也正可发挥关键作用。真诚恻怛尽管并非专为从自然而入的为学进路而发，不过在他去世前最为牵挂的这一问题上，真诚恻怛应该是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

总之，无论从阳明思想的问题意识，其思想面临的内在问题，还是从其晚年的致思路径，关注的重要话题来看，真诚恻怛都居于关键地位，充分反映了阳明去世前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将真诚恻怛称为阳明的哲学遗言，极为切当。

文章来源：本文载《原道》第4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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