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丢失的美式手枪出现在长春，1964年长春侯国栋持枪行凶案始末

1964年5月3日，吉林省第一医院（1966年改名为吉林省人民医院）职工何来福向保卫科报告：自己放在医院院内自行车棚里的永久牌自行车的车牌被偷了。正当保卫科在排查的时候，5月6日清早6时，何来福发现自己的车牌被装在了一辆金龙牌自行车（长春自行车制造厂1963年出品的PB-03型）上，于是立即报告保卫科。于是保卫科立即安排保卫干部轮流监视这辆可疑的自行车。

8时30分，一个陌生人影从门诊楼里走出，来到车棚打开了这辆金龙牌自行车的车锁后骑上，刚准备骑出大门就被守候在收发室的保卫科干部王尧林拦住，结果此人强行冲破王尧林的阻截骑车要跑，王尧林一边狂奔追赶一边大喊：“抓！抓坏人啊！”

喊声惊动了正在红旗街上行走的路人，那个时候的人都有一种朴素的见义勇为的情感，因此一听有人喊“抓坏人”，很快就有五六个人跟着王尧林一起追赶。顺着红旗街拐进工农大路后，跟着王尧林身后追赶的人已经达到十几个人。此时恰巧一辆隶属于朝阳区清洁队的解放牌卡车迎面驶来，歹徒一见卡车拦路就一下子拐进吉林省防疫站院内。卡车司机李桂盛是个退伍军人，立即刹车跳下车追进了吉林省防疫站，人群随后也涌了进去。

歹徒进入防疫站院内后就直接到大院的最西头丢弃自行车一头钻进旁边的省医院药剂室。李桂盛追到药剂室门前，看到了女药剂师周淑范就问：“看见坏人进来没有？”

周淑范说：“有！”

李桂盛立即意识到周淑范有生命危险，当即对她喊：“快点出来。”

话音刚落，几声枪声响起，李桂盛和周淑范中弹应声倒地，趁着两人倒地的时候，歹徒拿着一把手枪从药剂室内冲出跑到锅炉房后面的破花窖附近，此时追赶而来的王尧林等数十人（始终不断有热心群众加入追赶）不顾歹徒手中有枪，毅然追到花窖附近将花窖围住。歹徒举枪意欲射击，但打空了一枪后手枪卡壳了。省医院锅炉工、共产党员、退伍军人王立本操着一根木棍冲了上去一下子打掉了歹徒手中的手枪。同时几个青壮年爬上花窖房顶，用砖石瓦块对着歹徒就是一顿猛砸，歹徒顿时被劈头盖脸而来的砖瓦砸得头破血流，最终体力不支倒在地上。看几个青壮年还继续卖力丢砖头的时候王立本大声喝止他们：“别砸了，抓活的！”

于是大家一拥而上，已经有气无力的歹徒很快被架了起来并被五花大绑交给此时刚赶到的红旗岗的交通民警，随着歹徒一起移交的还有一支“柯尔特”M1911型手枪和8发子弹。

1964年的交警穿的是58式警服

中枪的周淑范和李桂盛立即被送往省医院抢救，但周淑范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李桂盛腹部重伤，经全力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而凶手也已经被砖石瓦片砸了个半死，经检查颅骨多处骨折，也被抬进省医院抢救，不过他属于“看押治疗”。

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在长春发生如此穷凶极恶的持枪杀人案，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瞬间震动了整个长春城。长春市公安局局长程光烈奉市委、市政府之命抽调精锐警力50余人组成专案组，由自己亲自担任组长对本案展开侦办。公安部也专门发来指示：这个案件要彻底调查，不能按一般刑事案件对待。

专案组首先在吉林省全省范围内调查这支柯尔特M1911手枪的来历，结果发现整个吉林省从1949年建国开始到现在所有登记在册的柯尔特M1911手枪都没有丢失，于是将这把枪的枪号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排查，几天后公安部来了回复：1960年在西藏发生过一起抢枪杀人案，一名保卫干部被杀，其所配的一把柯尔特M1911被抢走。专案组立即派人通过吉林省军区的军用电话联系西藏军区，请西藏军区和西藏公安厅配合工作，核查这把丢失的柯尔特M1911的枪号。

歹徒头上的伤很重，在暂时脱离生命危险后，警方就对其开始审讯，但是此人极为顽固，一言不发，油盐不进，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只是在对他的搜身中搜出了一个破信封，信封上的收信人写着：伊通县井台子公社范家七队陈树中。

于是专案组立即派人顺着这个地址查找陈树中，果然确有其人，陈树中告诉民警说歹徒很有可能是他的姐夫——原长春第三建筑公司焊工齐海东。齐海东在当焊工时娶了陈树中的姐姐陈淑珍，两人婚后生了两个孩子，但是1962年两人被建筑公司“精减”回到伊通。专案组立即马不停蹄地找到陈淑珍，陈淑珍交代说齐海东的真名叫侯国栋，祖籍河南新蔡县化庄公社。

专案组依法对陈淑珍家进行了搜查，搜出了四张拉萨的空白介绍信和一张户口迁移证明，四张介绍信分别是拉萨市委组织部、新华社西藏分社、西藏日报编辑部和拉萨军管会民政处，开具时间均是1960年3月。介绍信的抬头和证件的内容都有明显的涂改和消蚀字迹的痕迹，经技术部门的检验，涂改的户口迁移证明实际上是由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开具，迁出人“齐海东”下面被“消字灵”涂掉的原来名字正是侯国栋。

紧接着，专案组派人前往通化县，在通化县公安局的协助下调查了1960年的盲流人口资料和劳动调配簿，确认侯国栋在1960年4月化名齐海东混在盲流队伍里被长春建筑三公司招募作为电焊工，1962年时被“精减”。

侯国栋被精减后，就先后参与了14起诈骗、盗窃和抢劫案件，当伊通县公安局要抓捕他时他离开老家来到长春，并给妻子陈淑珍写了诀别信，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回伊通，让她改嫁。然后就在长春市内和市郊流窜并多次盗窃，直到被抓获。

5月9日，专案组获得了两条重磅线索：

西藏军区证实：1960年3月在拉萨发生了一起杀人抢枪案，拉萨市公路管理处干部张子战在市郊被杀害，凶器为一柄短刀。其随身携带的一支柯尔特M1911手枪、34发子弹以及手表、军上衣和200元现金被抢，此案至今一直未破。

银川市公安局证实：复员军人侯国栋于1958年从河南盲流到银川，由银川市移民站安排他在银川做零工。1960年初的时候侯国栋去了一趟拉萨，自称是去找部队老首长谋个职务。同年3月末的时候穿着一件新的黄色棉军上衣，揣着200元钱以及一块手表回到银川。1960年4月侯国栋离开银川前往长春，化名正是“齐海东”。

至此，专案组确认侯国栋就是拉萨公市路管理处张子战被害，枪支被抢的凶手。然而，侯国栋此时头上的伤口因为感染而突然恶化，生命危在旦夕，医生已经给他的妻子陈淑珍下了病危通知。为了不让这个重大嫌疑人逃过法律的惩罚，长春市市委书记宋洁涵、市长陈钟当即给省医院下了批示：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这个人的生命，决不能在让他接受正义审判之前死掉。

同时，程光烈局长严令专案组要加快调查，加快固定证据。于是，刑侦处张振邦处长带着侦察员赵秋枫、王洪才立即赶往银川，确定侯国栋在银川的活动。刑警队訾玉录队长带着侦察员马国俊前往河南的侯国栋老家原籍调查。剩余的人在全省范围内调查侯国栋的社会关系，挖掘侯国栋的犯罪线索。

同时吉林省和长春市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的预审部门通力协作，提前介入案情，缩短办案程序。

5月10日，侯国栋的妻子陈淑珍交代了一条线索：“齐海东（侯国栋）有天在家擦枪，突然说镇反的时候，他的姑父在老家被镇压了，对他姑父执行死刑的仇人在西藏当区长，他为了报仇到了拉萨遇见了这个仇人，在拉萨城外的一个小桥附近用刀把这个仇人杀死了，然后就在小河沟里洗掉身上的血。”

专案组分析了这条线索，确认了如下证据：

1、侯国栋确实去过拉萨，占有张子战被害的时间。

2、张子战被害的现场的确有小桥和河沟，和侯国栋所说的细节吻合。

3、张子战被抢的手枪的确是柯尔特M1911型手枪，杀死张子战的也确实是一柄短刀。

4、张子战被杀后被抢走一件黄色军用棉袄，而侯国栋被抓的时候的确穿着一件军用棉袄。

訾玉录在5月15日从河南新蔡县发回了他的调查结果：侯国栋的祖籍侯家乡的调查证实，侯国栋的祖父和伯祖父都是地主恶霸，解放后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父亲是惯匪匪首，解放前曾跟着侯的爷爷抢劫并当过伪保安大队队长。1947年新蔡县解放时，保安大队起义后被改编，但是不久侯国栋的父亲和姑父预谋造反，居然携带枪支潜入县委书记家被抓获，公审后被枪决。侯国栋本人跟着保安大队的改编而混入了解放军队伍，1955年转业回到原籍在村里当卫生所医生，1958年因为乱搞两性关系和贪污公款被开除公职后外逃。

经过省医院全力抢救，侯国栋再度脱离生命危险，在他恢复了神志后，长春市公安局安彬副局长亲自主持了对他的预审，侯国栋对他的真实身份和在西藏拉萨杀害张子战的罪行供认不讳。

此外，拉萨市公安局派人携带者张子战案的卷宗前来长春，又对侯国栋进行了询问，侯国栋再度证实是自己前往拉萨用短刀杀害了张子战，理由是张子战执行了对侯国栋姑父的死刑。

张振邦处长亦在5月15日在银川发回了他的调查结果：侯国栋1958年至1960年确实在银川打零工，1960年初带着一把短刀藏在小腿裤管里去了西藏，走的时候穷困潦倒，但返回时经济上阔绰了不少，精神上却变得十分紧张。

同时，张振邦处长还在银川市公安局的旧档室查了整整两天，终于查到了银川市公安局给侯国栋开具的户口迁移证存根，其上留下的名字是“侯国栋”，和那张被消字灵涂改过的户口迁移证明原本属于一张纸。

至此，侯国栋的犯罪事实被完全固定。

5月16日，侯国栋的伤势又有恶化，为了不让他在宣判前死掉，吉林省公安厅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立即将卷宗送往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请求尽快复核对侯国栋的死刑判决。

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对侯国栋反革命杀人案的死刑判决。

1964年5月26日，长春市召开25000人公判大会，宣判侯国栋死刑，立即执行。从5月6日案发到5月26日执行死刑，总共仅用20天，堪称“长春速度”，而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绝无冤枉的可能，成为长春市公安局侦办的一个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