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愿意相信她们，却仍想问“为什么不报警”：

今天是史航涉性骚扰事件被曝光的第11天。

从出版品牌“一页”男性创始人范新被曝性侵未遂开始，文化圈陆续有男性被指控曾有过性骚扰行为，包括且不限于青年作家、出版社领导、书店经理。最终点燃大范围怒火的是文化圈名人@鹦鹉史航，截至5月6日，已经有26位女性站出来指控史航曾对她们有过未经同意且令人不适的性接触，包括摸手、舔耳朵、扯衣领、言语骚扰，甚至性器官的触碰。

这期间，不断有关于职场性骚扰的社会讨论出现。在网友的强烈推动下，与史航有过合作的一些机构与个人发声表态，明确反对侵害女性权益的立场，宣布与史航划界。更多的机构和文化圈人士默不作声。

5月2日，史航发博否认“存在性骚扰”，称几名指控他的女性和他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同日，五位指控史航性骚扰的女性通过媒体发出联合声明，直言“不认同史航的回应”，要求史航公开向全体受害者道歉。截止目前，史航方再无回应。

图 / 澎湃新闻

但对受害女性和关注反性骚扰的人们而言，这件事不会也不应该就这么过去了。因为性骚扰从来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深植于性别不平等文化下的权力暴力，是需要所有人严肃面对的社会议题。

开掉或者社会性死亡一个性骚扰犯，从来无法阻止下一次性骚扰的发生。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

“又是一篇小作文？”

每一次有性暴力受害者通过公共发声袒露自身遭遇，痛陈施暴者对其造成的身心创伤时，社会上都会有一种格外“清醒”的声音——你被性骚扰了？怎么不报警？没有证据就只是在写小作文吧？

这种“清醒”看似冷静客观，但本质上是对性暴力受害者缺少理解和共情的傲慢，这种傲慢不一定完全出于个人的道德和品格，更是长久以来“强奸文化”所种下的恶果：女性身体不被认为属于她自己，既然不属于她自己那她的感受也就不重要且不得到承认，似乎任何旁观者的猜想都可以定论她，唯独她自己说了不算。

这意味着“令人不适的、未经同意的性接触、性玩笑是有问题的”在人类社会中从来不是一种共识，以至于太多受害女性要在事情发生很久之后，并且有机会倾听到支持性的声音才能够确认当时的感受，“我觉得不舒服，他不该这样做”。

实际上，“性骚扰”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就是这几十年间的事，而困境显形仅仅也只是一个开始，今天的女性们能够充满勇气地坚定说出一句，“所以这次我想站出来，告诉大家，这就是性骚扰”，这背后有着太多女性共同承受的痛苦和屈辱。

性骚扰的术语较新，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它最初的含义局限在女性在职场上遭受的性骚扰。据媒体报道，美国作家、女权主义者Lin Farley是第一位使用该术语来描述女性在职场的遭遇（如被男同事骚扰或恐吓、遭遇性胁迫等）的人。

而与此相对的是，在性骚扰行为被曝光前，施害者几乎不会受到负面影响。他的社会地位不被撼动，他的人际网络不被动摇，甚至他本人也毫无愧疚或良心不安：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不过是开了个玩笑、过于冲动又或者太喜欢你了。

大环境不把性骚扰当一回事的话，没有受到法律惩罚的施害者通常可以维持他原本的一切，只不过需要“低调一点”。

在如此不对等的重量下，对受害者的苛责意味着对施害者的宽容。但在性别意识尚未普遍觉醒的大环境下，很多人往往对受害者做出严苛的要求，却不曾转向施害者问一句。

“你为什么不报警？”

这也就是，许多性骚扰受害的当事人没有选择报警的原因之一。

由于性与性别教育的缺乏，TA可能并不清楚什么是“性骚扰”；而性骚扰往往突如其来，TA可能会“僵住”，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不知道自己应该作出什么反应；在没有经验和法律知识的情况下，TA也不太有可能想到证据的留存。

又或者，TA在梳理清楚事件，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之后，却发现“没有证据”，而对方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TA说出来会有人信吗，这会影响人际关系吗，人们又会怎么看TA？TA也可能向同事和信任的上级求助，可大家劝算了，这件事曝光对自己的名誉不好，对方还有可能报复，别把工作丢了。

图 / 《2021年中国职场性骚扰现状报告》

在主流和周围的环境都不够性别友善的情况下，受到性骚扰的当事人选择站出来指控施害者，要面对的往往不只是质疑和对TA从外表到人品全方位的审视，更有可能遭遇单位的打压、周围人的排挤、信任亲友的不支持、公权力机关的不作为，甚至是被反诉的法律风险。

上述提到的，只是对可能情况的分析，但落在每一个受害者身上，都是长久的、具身的折磨和创伤。

并且，法律维权的现实情况并不乐观。

我国最早出现有关性骚扰的立法是在2005年，2006年有了第一例原告以“性骚扰”为由起诉，直接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并最终胜诉的案件。但当时的法律缺乏对“性骚扰”概念的明文规定，直到2021年正式实施的《民法典》才第一次从国家立法层面对性骚扰做了一个明确的界定。

目前为止，国家层面只有《民法典》《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三部法律法规具体提到了性骚扰，但对性骚扰的界定都不太明确。

点击图片，阅读《》。

性骚扰的立法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司法实践上也同样艰难。

专注于妇女法律权益工作的吕孝权律师在媒体采访中指出：“司法实践中，性骚扰受害者法律维权存在‘五难’，即：报案难、立案难、取证难、胜诉难、赔偿难。”

对大多数受害者而言，维权甚至难进入司法程序，“公安机关立案系统中没有独立性骚扰案由，只能立强制猥亵，做治安或刑事追究，这个证明标准明显比民事侵权的标准高”。

而从面对办案人员的反复询问开始，受害者需要不断回忆细节，并可能面临许多先见的性别偏见，比如“你为什么没有反抗？”“你和他什么关系？”“你想怎么样？”，“观念上存在误区的办案人员甚至容易在被害人未作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形下推定为被害人半推半就或者默示同意，进而不作违法犯罪处理”。

即便在当事人勇敢坚持，律师努力争取，法官具有一定性别意识的情况下，案件胜诉了，但“民事赔偿方面，受害人获得的也只是补偿性的赔偿而非惩罚性的赔偿，无论是对受害者权益的保护，还是对施害者的威慑，都是远远不够的”。

据《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2018） ，在遭遇过职场性骚扰的受访者中，44.5%的人认为职场性骚扰影响人际关系和交往； 38.1%的人自尊心受到伤害，感到挫败沮丧； 27.7%的人感到长期精神紧张； 25.8%的人认为 职场性骚扰影响事业； 还有18.7%的人经历性骚扰后患有持续的精神抑郁或有自 残或自杀的倾向或行动。

更不论当事人在这其中可能存在的挣扎、退却、感到无法坚持下去的疲惫，以及胜诉之后，当事人能否得到足够的资源、支持去重建个人生活与社会信任……

这一切都没法仅仅用一个法律上的结果去回答。

如何降低公开指控的

法律风险？

所以一个足够健康的社会，应该为处于权力关系下位的受害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

当TA受到伤害，TA有渠道能够捍卫自己的权益而不必选择隐忍，TA有空间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必受到苛责，TA有资源能够修复自己的创伤而不必陷入“被毁掉”的命运。

报警进行法律维权是一种选择，但可能面临许多系统性的阻力，我们应该支持受害者在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局面充分知情的状态下去做决定，否则受害者有可能会面临更加严重的二次伤害。

图 /《围栏》

不论是选择报警，还是选择向单位、工会、妇联等社会组织机构投诉，或是直接向人民法院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每一位受害者都有权利为了TA的主要诉求去选择如何维权、维权到什么程度——正如妇女权益专家冯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这种（不应该发‘小作文’应该报警的）想法把受害人的追求过于单一化了，也把我们社会寻求公正的方式太单一化”。

今天许多女性选择书写和讲述，并不意味着她们放弃追求公正，而是她们在用自己的方式直面伤痛，控诉不公，并希望可以保护其她人：很多性暴力受害者在遍体鳞伤之时也会抱着深深的歉疚，“如果我当时说出来，是不是就不会有其她女性受到伤害”。

但我们也希望当有女性勇敢站出来发声时，她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可以降到最低。

对此，吕孝权律师曾撰文给出建议：“遭遇职场性骚扰后，受害人也可以向网络和社交媒体求助，但是注意要掌握一定的分寸，只做客观陈述，所述事实不做夸大，所有指控最好都能建立在相关证据支持基础上（至少得有基础支持证据），以防止被对方反过来控告，轻则被控告名誉侵权，重则被指控刑事诽谤罪、诬告陷害罪。”

具体可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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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国慈善家杂志《》

而让受害者感到被支持，需要的不仅是司法上的努力（如更加考虑受害者现实处境的立法，和更具有性别意识的法律工作者），更需要的是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和反性别暴力意识的进步——

说起来很大很空，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主动了解“什么是性骚扰”开始，尽可能理解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下遭受性暴力的当事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减少对受害者的质疑和批评，多去质问施害者与有关责任主体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并且将你的反性骚扰声音传递给更多人。

而除此以外，未曾对那些伤痛有过亲身感受的人，都不该轻易去替性暴力受害者决定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最好的”。不要把我们自身狭窄的偏见和期待施加于她人，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努力。

曾在年少时遭受过性暴力的作家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在《同意》一书中写道：“如果我想要彻底地消除我的愤怒，并重新夺回对这一段人生经历的掌控权，写作或许是最佳的办法......因为写作，能让我作为一个主体，重新掌握自己的故事。一个困扰我太久的故事。”

这就是今天女性讲述自身创伤和感受的必要性。在法律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个人的正义不一定能实现，但讲出来，让女人们知道自己不会是一个人，我们就有机会彼此支持着去为自己做到一点什么。这很重要。

在推动改变可能还很艰难的时刻，请试着用这样的方式前进，直到这个社会追上我们。

图 /《她说》

注：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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