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电影《春苗》如何被“四人帮”拖入深渊

春苗的原型是“赤脚医生”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赤脚医生，他们半医半农，经常昼夜出诊，为农民服务，深受群众欢迎。

1965年初，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反映了上海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卫生院知识分子代表黄珏祥大夫和贫下中农代表、赤脚医生王桂珍，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搞医疗服务的先进事迹。同年6月26日，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批示道：“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震动全国的“六·二六”指示。

1970年初，上海市委对各个文艺团体发出号召，要求按照“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大抓文艺创作。不久，正在干校农场“修地球”的上海电影制片厂青年演员曹蕾，提出了将以黄珏祥和王桂珍为代表的赤脚医生的先进事迹搬上银幕的构想。选题上报市委后，当时的市委第一把手张春桥积极予以支持，并表示：“我对赤脚医生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愿意和你们一起搞。”

上影厂革委会迅速从干校里抽调了赵志强、杨时文两位青年编剧，和曹蕾一道于1970年7月1日组成了《赤脚医生》创作组，下到江镇深入生活。下生活一年多，东南数省跑下来，亲眼目睹边远农村老百姓缺医少药的真实情况，几位年轻人对于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诚心实意地信服了！回到上海，他们先搞舞台剧，塑造了一个先进的赤脚医生李红华的形象。

剧中的朝阳人民公社卫生院院长杜文杰，是个有错误思想的干部，他受到暗藏的阶级敌人、本院大夫钱济仁的蒙蔽，反对李红华行医。李红华在大学毕业后自愿来农村工作的方明医生的支持下，斗倒了巫婆贾月仙，揭露了钱济仁的本来面目，批评了杜文杰。这时，恰逢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发表，杜文杰深受触动，改正了对于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的错误认识，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

1972年中，舞台剧本几经修改定稿，先进行话剧演出，由曹蕾主演。当时，文化生活极端枯燥，话剧《赤脚医生》的演出，引起了轰动效应。

徐景贤派出了自己和王洪文的秘书进入创作组

1972年国庆节过后，厂里为了充实力量，将鲁韧(曾执导影片《李双双》)、颜碧丽、梁廷铎三人组成导演班子，鲁韧挂帅，进入创作组和编剧们一起改写电影文学剧本。1973年10月，电影文学剧本《赤脚医生》第六稿定稿。这一稿与以前最大的不同，在于最后一章(第四章)写了文化大革命，把杜文杰的转变、钱济仁的揪出、李红华终于当家做主等等情节，放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写。

然而，“文革”政坛，瞬息万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张春桥进入了政治局常委，王洪文甚至当选为五位副主席之一，这标志着王、张、江、姚在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赤脚医生虽然诞生于五十年代，但它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登上顶峰，已成为代表“文革”标志的“新生事物”之一，就更容易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对于《赤脚医生》改编电影关注已久的上海市委，终于直接插手到剧本的改编中。他们采取的“开门改本”方式，1973年11月2日下午2点45分至7点，市委在中苏友好大厦召开了100多人的大型座谈会，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徐景贤主持了大会，与会人员大多是来自上海地区的赤脚医生、医务工作者、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创作人员。座谈会上，工农兵们对于剧本主题和人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大家的意见剧本稍加修改即可开拍。不料，轮到徐景贤做总结陈词时，竟提出了自称为“毁灭性意见”。他说：“为什么不能把前面的矛盾冲突集中到文化大革命前后几年里头充分地展开？非有文化大革命不可！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新生事物就完了，就夭折了，就被走资派、阶级敌人压垮了。要动大手术，开大刀！”

徐景贤的讲话，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剧本的主题，这对创作组是个沉重的打击。创作组别无选择，只能按照市委的意见“重新结构”。

李红华本来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典型，突然要变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英雄”，已经够难的了，更叫创作组头痛的是：要把原来只是犯一般认识错误的杜文杰写成走资派！可是，现实生活中哪一个月薪才36元的公社卫生院院长是作为走资派定性呢？

就在此时，徐景贤派出了他的秘书张家龙，王洪文的秘书肖牧以及市委写作班的一些人来“加强力量”，到创作组给予具体的写作“指导”。他们有句名言，深深触动了创作人员的心：“你们这个剧本写得很好，但就觉得少了一个灵魂，就像一碗很好的鸡汤没有放盐。现在需要放盐，盐是什么？就是路线斗争！”

拍摄眼看完成，春苗的原型在“四届人大”上成了卫生部长，形势又变了……

到了1974年中，剧本又改写了两稿，算起来应是第八稿了。这一稿，从剧名到内容都有较大的改动。女主角改名田春苗，剧本的名字就随主人公叫了《春苗》。篇幅上，“文革”前的戏占两章，表现“文革”的戏在第三章，改动最大，重写了。在修改后的剧本中，杜文杰执行的是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春苗同他的斗争一下子尖锐起来。尽管如此，结尾杜文杰在落实了干部政策后，能够认识错误，帮助春苗搞好合作医疗，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说到底，他还是一个“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好人”。

1974年7月1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等市委领导审查《春苗》第八稿，剧本获得通过。这一天，已是创作组成立四周年。

1974年8月8日，摄制组又完成了《春苗》分镜头初稿，并获得通过。9月中旬，大队人马拉到浙江绍兴拍外景。此时，徐景贤直接插手摄制组的演职人员的安排：刚刚拍完样板戏《海港》(京剧)的谢晋，取代了年逾花甲的鲁韧，坐到了主帅的位置；春苗的扮演者曹蕾也因“年龄偏大”，换成了天津人艺十七八岁的小学员李秀明；春苗的女伴莲莲选定由华山学校的中学生张瑜扮演；原先舞台剧的主要角色，仅余方明还是由达式常扮演……

1975年1月初，《春苗》大部分完成，只剩下一些表现春天的外景镜头，要迟些时候到广州去拍，那里的春天来得比江南早些。就在这个月里，“四届人大”也“胜利召开”了，春苗的原型王秀珍升任卫生部部长，纳入了“四人帮”政治集团。

在开完十届二中全会得悉“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后，徐景贤由北京回上海，不顾生病住院，于1月13日(四届人大开幕之日)、14日连续两天晚上看片子。会后，他与《春苗》创作组、摄制组座谈，主要就杜文杰的处理又抛出一大套新想法：“杜文杰就是一个走资派的典型，我们目的不是塑造一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

徐景贤的长篇大论，再一次否定了影片“文革”部分。在巨大的压力下，厂里组织了专门为剧本修改、由创作组和摄制组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参加的“攻关组”，加班加点改写剧本。他们手头很快，仅用一周，就写完了新的一稿。上交后，徐景贤仍不满意，便于1975年1月23日，再次召见摄制组主创人员，予以了严厉的批评：“我看了修改本，这样表现文化大革命会引起很多议论，很繁琐。你们思想上怕交锋。要使人感到权的重要。杜文杰使用资产阶级专政，用权压人，我们就是要取而代之。”

创作组被抛在一边，他们看了新本子，只好“服了”。

徐景贤又提出36条修改意见

剧本三番五次通不过，赵志强、杨时文几个人，早已没了创作的激情和乐趣，士气低落。市委同样不对他们抱以期望，干脆越俎代庖。1975年3月12日晚9时30分至11时，徐景贤紧急召见了摄制组人员，再次甩出了一个“爆炸性方案”。只见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剧本，一边翻着一边说：“你们成立了攻关组，我们也找了几位热心无产阶级电影故事片的同志来攻关。今天提供一个给你们讨论的本子，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改动……”

攻关组看了本子，心里只有两个字：“服了！”到底市委领导“路线觉悟高”。在修改本中有一些重大改动，点睛之处共有三个地方：

一、把原先春苗和方明在出诊回来的路上回忆父亲之死以教育方明的一段戏，放在春苗尝药的关键时刻，有意将春苗爹在解放前临死喝不上一口药，与随后杜文杰打翻水昌伯的药碗做对比。这样改有利于突出春苗的政治素质，又把走资派和国民党画上连接号，一箭双雕。

二、在“夺权”一场戏中，增强了火药味，通过方明问大家：“杜文杰这种人，要不要他当院长？”群起高呼：“不让！”水昌伯继而大喊：“叫他靠边站！”

三、删掉了杜文杰改正错误的情节，这下子杜文杰顿时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了！

有了市委的“圣经”，摄制组重打锣鼓另开张，照本宣科，重拍文化大革命一节，仅用了半个月，就完成了重拍任务。1975年4月2日晚9时30分至凌晨1点30分，徐景贤召集上海电影局、上影厂领导和摄制组主创人员座谈。对于样片，徐景贤看得很细，共提出36条修改意见。1975年5月初，《春苗》对白双片终于杀青，送审北京。

《春苗》进京送审，一路绿灯，回沪后，做完混录印完拷贝，摄制组即行解散。可是，创作人员从“五·二三”等到“六·二六”、“八一”，一直没有等来影片上映，原因就在于“四人帮”这段日子不好过。

5月3日，“四人帮”挨了毛泽东的批评，纷纷做了检讨；7月，电影界批评“四人帮”压制影片《创业》、《海霞》之声，日益高涨。在巨大的政治环境压力下，上海市委不得不就《春苗》中一些“太过火”的情节，做一次修改。

1975年9月，“评《水浒》”运动呼啸而来，报刊媒体连篇累牍登载批判“投降派”的文章，标志着“四人帮”对“全面整顿”工作开始展开大反击。时机已到，《春苗》终于在国庆节在全国各大城市公映。

（文：翟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