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商人戈登是如何窃取中国茶树的？回顾中国茶叶血泪史（一）

#历史开讲#

1834年6月，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秘书乔治·戈登受委派前往中国执行盗窃茶树茶籽任务。1835年1月23日，其在中国非法采集的8万株茶树茶籽运抵加尔各答港口。英国东印度公司又派乔治·戈登于1836年第二次偷偷潜入中国，继续窃取采集中国茶树的茶籽。千年以来茶叶帝国防线丧失殆尽，几十年后声名狼藉的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窃取了我国茶种及相关科技，创造出至今为止世界上已知最大规模窃取被保护商业机密案件。

英国茶叶大盗之一：罗伯特·福琼，戈登照片资料未找到

那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一起来看看戈登是怎样盗取安溪茶种的。

来自鸦片商渣甸洋行的资助

1834年6月，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秘书乔治·戈登肩负着英国东印度的秘密使命，乘坐“女水巫号”轮船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中国。戈登秘密来华活动发展很快。1835年1月23日戈登秘书从中国采集到的8万株中国茶树茶籽成功抵达加尔各答港口，随即送往加尔各答皇家植物园，瓦里奇博士全面负责培育繁殖。当时人们无法想象戈登秘书竟如此“神通广大”,他去了哪些中国的茶区？他怎么能在这么短时间内窃取大量茶树茶籽并且能安全运到加尔各答呢？

茶叶委员会秘书戈登其实是一位在加尔各答做生意的英国资深鸦片商人,1827年任加尔各答鸦片贸易公司--麦金托什公司合伙人，做着从印度向中国广东贩运鸦片的工作。戈登一直与当时广州著名的鸦片贸易公司--“渣甸洋行” 划重点（现名“怡和洋行”大家熟知的惠康超市、万宁药房、永辉超市、美心食品、文华东方酒店以及中升集团国内第二大汽车经销商集团）以及“渣甸洋行”在加尔各答的分公司“莱尔马地臣公司”有紧密的鸦片贸易合作。

渣甸洋行是苏格兰人詹姆士·马地臣与苏格兰人威廉·渣甸1832年7月1日于中国广州创办的一家鸦片与茶叶贸易公司。1815年詹姆士·马地臣到印度加尔各答发展并投靠叔父开办的鸦片贸易麦金托什公司，茶叶委员会秘书戈登正是公司合伙人之一，戈登与詹姆士·马地臣相识并长期共事。

1818年，詹姆士·马地臣独立赴中国广州发展，早年参与对中国商品贸易，后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鸦片散商（经销商），专营鸦片生意，赚取巨额财富。1832年和苏格兰同胞威廉·渣甸在广州共同创办“渣甸洋行”。威廉·渣甸出身贫寒，受亲属资助进爱丁堡大学攻读医药学。毕业后在东印度公司还工作，任船上外科医生，后来到中国广州和詹姆士·马地臣共事。

根据戈登在广东鸦片贸易中的地位和他和詹姆士·马地臣之间的紧密关系，戈登对中国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怪不得英属印度总督威廉·班提克爵士强烈推荐戈登，戈登启程前的1834年3月15日茶叶委员会给政府秘书麦克斯温写了一封信，请政府为戈登的中国之行提供帮助，“建议政府在广州安排英国当局......向戈登先生提供所需的任何条件或者可能所需的保护，向其提供2万一2.5万元供其使用。”

戈登于1834年6月乘轮船出发去中国。7月中旬率先抵达澳门，并得到东印度公司驻澳门官员丹尼尔，李维斯，比尔斯等人的接见。当时澳门因特殊地理位置及历史原因而成为西方对华贸易基地和西方来华第一个落脚点。16世纪澳门开埠以后，陆续有西方传教士来澳，由澳门入境中国内地。澳门便成为早期西方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前沿阵地和早期西方文化科技传入中国的大本营和贸易中转的主要口岸。

帮凶传教士郭实腊

十九世纪德籍新教传教士郭实腊神父，是活跃于澳门，广州等地的传教士之一。戈登抵达澳门时，由东印度公司派驻澳门的官员随同乘船到广州。自1829年后，郭实腊神父受聘于渣甸洋行担任中文翻译一职，两人交往甚密。

郭实腊

19世纪30年代是东印度公司输往中国鸦片最为繁盛之时，广州、澳门是鸦片贸易最为繁荣之地。1757年乾隆皇帝命令宁波，厦门，江苏三个云台山贸易口岸一律关闭，只留下广州一个作为外商来华贸易唯一通商口岸。

自1824年以来，伶仃洋一直是最为热闹的鸦片贸易中心之一，港内充斥着来自印度加尔各答，孟买等地各种鸦片快船，双桅纵帆船，单桅帆船以及三桅帆船。自18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鸦片进口就一直处于非法状态，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不愿意公然冒犯中国清朝政府的利益，唯有通过贸易商及中介将鸦片偷运至中国广州及其他地区。鸦片货船一般都停泊在伶仃洋岛上，来自珠江三角洲及沿海各省的鸦片贩子或者鸦片走私者都会到这里洽购，然后用小船把鸦片运到广州等口岸。欧洲鸦片船一下船，快船就会不断地到黄埔港装运茶叶、丝绸、瓷器及其他合法物品。

西方传教士历来都十分向往入内传教，很多传教士无视清朝禁令鬼鬼祟祟混入内地，德籍新教传教士牧师郭实腊便是其中之一。1803年出生在德国普立兹镇,1826年荷兰鹿特丹神学院毕业，大学毕业后从事传教工作。1827-1829年，先后在印尼爪哇，暹罗曼谷和新加坡旅行，传教和研究中国的文化与语言。1831年再次访问中国沿海，并于当年12月13日赴澳门访问。同年10月再次接受渣甸洋行高薪聘请，担任渣甸洋行翻译，乘“精灵号”到中国北方卖鸦片、收集情报。

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1831、1832、1833年）》一书中，他记录了台湾和福州茶叶种植情况。他通晓中文，并对中国内地进行过几次侦察，阅历很广，对中国官场及当地风土人情十分熟悉，成了当时东印度公司，西方贸易公司及商人中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戈登进入内地茶区调查需要承担很大风险，所以戈登很自然地希望在郭实腊神父的协助下一起到茶区去，不然戈登就不可能完成英国东印度公司所交待的困难工作。郭实腊神父拗不过戈登。

盗窃团伙进入安溪

经多方交流，戈登一伙人起初原打算到中国知名茶区--福建武夷山茶区参观。他们请求清朝两广总督视察，却迟迟得不到清朝当局的回应，急得他们束手无策。

戈登很高兴地接受郭实腊神父的建议。到安溪茶区调查的前期工作均由郭实腊神父主持，并以耶稣会早期所绘地图为指导，订定详细航行路线及登陆点，为躲避厦门港守军的视察，他们专门在福建海岸东南泉州选择围头湾靠岸，随后改乘小船逆流而上，进入安溪县一名叫“湖头镇”、（Hway-Taou）的小港登陆，登陆安溪茶区。

当他们航行至临近湖头镇时，船必须经过一座石桥，戈登秘书描述道:“石桥是用一幢幢石墩筑成的，上面铺满了厚厚的石板，有的跨径25英尺，有的跨径15-20英尺；这座桥至少有不低于四分之三英里长，整个桥充分体现出工匠技术的复杂性，不仅有技术，更有漂亮的造型。”途经石桥时，因正值干旱枯水季节和河流深度不足，他们便停止航行，上岸改为步行到山区。剩下的尼科尔森与五名水手一起看船，另一些人拿着毛毯，服装，武器和食品准备徒步去安溪茶区。就在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附近村子里的村民好奇地围了上来，纷纷议论起了这些奇形怪状的外国人，戈登觉得村民好像并无敌意。

该队由向导兼郭实腊神父带队，紧随其后的是手持长矛、背起包袱的印度水兵，戈登挎上手枪，旁边有扛着弯刀的印度水兵作陪，身挎猎枪、手拿手枪的瑞得也走到了最前面。从小镇外围走了一个半小时，他们来到一座寺庙休息，寺庙和尚热情地端出茶水款待他们，戈登感叹道:“到现在为止，再没有人比这儿的乡亲们更加彬彬有礼，更加文明礼貌了。”

3点，他们在“坳夷”（Aou-ee）岸边登陆，继续向陡峭的山地进发。徒步穿过崎岖山道，夜幕降临，来到了调查茶区目的地“头夷”（Taou-ee）村，导游领着他们去了家。

刺探茶叶制作工艺情报

到了晚上还有很多村民跑到向导的家里，聚在一起围在一起，时不时的交头接耳的讨论起来。又老又奸的郭实腊神父趁机挑了儿个看起来更有阅历的乡亲们，刺探乡亲们在茶树种植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知情的村民向他们详细介绍茶树栽培技术：栽培时需在茶园中挖个3-4英尺深的洞，每坑放入几粒茶籽，再用泥土埋好，三个月后茶籽就会发芽。茶苗在成长过程中，需不断培土。茶树在3年内即能采摘到顶部的茶，一年内可采摘四次，茶树在10-20年内均能茁壮成长。

村民们向考察队介绍说，茶树栽培无需施肥、灌溉、无需顾及土壤类型。1丛茶叶可产1~2两干茶叶，1亩茶园栽培茶树300-400棵。戈登也知道当地的茶叶种植与收获均以户为主，无需额外雇工。但是茶叶加工需要很丰富的经验与技术，聘请的制茶工每产一担鲜叶（Pecul）的工资为1元，等于每担干茶工资为5元。

村民们对戈登说，茶叶要经过7-8次加热揉捻，每隔5斤鲜叶就能做一斤干茶，制茶炉灶都是临时搭建的，工具和燃料都来源于茶树自身。最好的茶叶每担可卖到23元，所产茶叶主要在省内消费，也可装筐卖到台湾。心怀鬼胎，戈登又细问茶树病虫害，气候，地形，山坡等因素如何影响茶树栽培。

得手

戈登似乎更关心茶籽的质量，他了解到，村民种植的茶树，最初的茶树种子都来自武夷山，茶树一年开一次花，8月中旬或9月，茶籽需8个月以上才能充分成熟。一整晚，贪得无厌的戈登饥肠辘辘地同乡亲们及茶农们沟通，掌握了许多茶树栽培知识，对茶树栽培，茶叶加工等都有了细致的认识、茶叶病虫害，茶叶销售等等，都让戈登很是满意，真的想多呆几天好对茶树的栽培与加工技术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研究。

次日清晨，天刚刚亮，考察队就急不可耐地踏上了邻近茶山进行调查。一登上茶山，戈登的心中一阵窃喜,“我们都被眼前漫山遍野的各种各样的茶树所震撼，一些茶树仅仅只有腕尺那么高，这些茶树却如此枝繁叶茂，伸开双手也拥抱不了整株茂密的茶树。

茶花

茶树长满了茂密厚实的叶层，但叶片很小，只有四分之三英寸左右的长度，另外一棵茶树枝茎高达4英尺，叶片大约一又二分到一二英寸。茶树平均直径2英尺左右。茶园虽然不很平整，边沿是石块垒成梯田状的，也可以是石块围起来的围墙、围墙外面的排水沟、整个茶园就像花园一样漂亮...茶园并不遮荫，而选种茶树的茶园均位于山丘底部，使两侧山坡能起到良好的阻挡作用。

“据我估算，最高茶园约比平地高700英尺左右，但是一般茶园都是350英尺以上，而如此之高的茶园茶树生长仍然十分旺盛，也许是因为土壤良好......我发现每一个茶园都有其单独的茶苗圃园，茶苗长到4-5英寸以上，我想茶树种植需要绝对松散的土壤，既不会太潮湿，它也不是很干，但它需要能保持水分......最好的土就是含沙的土......（种植的区域）的最佳位置就是一处并不低的洼地，因山坡上的水易堆积；也不可能太高，因为它彻底暴露于狂风暴雨之中了。最好别把茶树种在东边向阳的地方，虽然茶树可以抵御一切干冷。”

戈登毫不动心，仔细记录着自己所观察过的情况。如愿去茶园戈登可能是英国或外国人首次真正踏上茶山，这么近距离看到大片茶园，肯定会怦然心动、兴奋不已。他两眼仔细地看着，脑子里却不停地想着研究着当地茶树的生长土壤，气候，品种及茶籽，趁机偷偷从3-4个茶园里偷取茶叶及茶籽样本。

回程

早上10点半，戈登一伙满载而归，开始了回程。他们雇了村里的轿夫，下午1点许返回“坳夷”河岸的小码头。然而，发现无船可乘，村民建议他们等船，戈登一伙归期心切，沿河岸走去，于下午4点到了“克坡”和（Kre-bo）。

到了村子里，听说已被一批批官兵探听，弄得地方向导和戈登一伙人神经都很紧，急忙马不停蹄接着赶。晚上7点钟到达“冈夷”（Koe-ee）村庄，在这里度过了惊恐的一夜。第二天清晨，他们雇来轿夫，继续赶路，虽然途中遇到一位官员和一队军人，所幸官员和军人连他们都不理，最终于14日午成功回到“湖头镇”。尼科尔森守护的船只正等待着戈登一行，戈登一伙立即登上了船，下午三点即出发。令戈登十分激动的是，当考察队来到安溪茶区时，当地一位茶籽商已把戈登事先定好的一批武夷山茶籽送上考察队船，并附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他可以进一步提供茶籽并派茶叶种植工前往，茶叶种植工和戈登会将于11月或12月之后合船启程。”

当晚，考察队带着购买的武夷山茶籽抵达泉州围头湾，登上“仙女号”船,11月17日抵达伶仃港，为期一周的安溪茶区秘密活动圆满结束。戈登不但学会并懂得很多茶叶种植方面的技巧，同时也购买并带回了很多中国武夷山的茶籽。戈登对通晓中文的郭实腊神父评价很高，欣赏郭实腊神父对中国风土人情的深刻了解和对当地中国人的良好相处，让考察队在很多情况下都免于陷入危机。他说:“我差不多能确定的是，有一批外国人试图潜入中国内地却很少能取得成果。除非起码有一位能言善辩，能够和当地人沟通。”

这8万中国茶籽经戈登亲自处理后，于1835年1月23日成功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港口，随即送往加尔各答皇家植物园栽培。戈登向东印度公司作考察报告时说，据对安溪茶区调查研究表明，中国茶树即使在欧洲很多地方也能栽培生长。他又对安溪茶区进行了调查，发现只要露出东向风口以下茶树就显得长势不好。所以他害怕印度气候变化会比安溪茶更猛烈，也许会更适合中国茶树生长。

招聘熟练的中国茶树种植和制作工是戈登的主要任务之一，茶叶委员会交给戈登的任务是:“戈登先生最重要的责任是选择性征聘，而不是数量。种植者想要健康，男性就得掌握制作好茶叶的各种技巧。同时，建议郭实腊牧师招募人数不超过50人。”

戈登在同瓦里奇博士的书信中并没有详细汇报他怎样花言巧语骗买茶籽，招聘熟练中国制茶工，可能当时出于保密目的。戈登并不是在安溪茶区招制茶工出身，而是坚持一定要在最有名的武夷山茶区招茶工。

戈登后来在信中披露，自己是通过一个本地中介雇佣“两个密探”向武夷山招聘“保证合格的主管（Superintendents）”的，希望招聘到的制茶工能在1835年1月抵达广州。以防他先回加尔各答时，被其广州、澳门私交安排把工人送往加尔各答。戈登信中有意掩盖了本地中介及制茶工身份，这可能是为规避其危险。所招聘制茶工工资由茶叶委员会按签约合同规定提供制茶工月薪300-600卢比。而那时，布鲁斯主管仅有400卢比的薪水，这表明茶叶委员会需要熟练的制茶工，为阿萨姆茶叶种植的成功不惜代价。

1836年3月，戈登从中国招募的首批三名中国制茶工搭乘“伊莎贝拉·罗伯森号”船抵达加尔各答。茶叶试验场主管布鲁斯致函詹金斯上尉，报告说:1836年10月1日，首批3名中国茶工抵达萨地亚茶叶试验场，他们还带着七盆茶树苗，到的时候四盆茶苗全部枯死，剩下的显得健康。此后戈登已基本执行其窃取中国茶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