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23岁创作出惊世之作《雷雨》，却成无法超越自我的悲剧大师

曹禺：雷雨北京人，日出胆剑篇

作为一种以对白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话剧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很晚的，它大致是在上世纪初方才在中国兴起，当时是叫做“文明戏”，因它是同中国传统戏剧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又被称为“新剧”，按专家的说法，1907年由林纾和魏易译本改编并上演的《黑奴吁天录》，是中国第一部话剧。

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曹禺是个里程碑级别的人物，且不说在我们那个时代，在大多数知名作家都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时，“鲁郭茅，巴老曹”，也是基石般的存在，要冒充爱好文学之人，没看过几本他们的作品，那是万万混不过去的。

曹禺在这几人中排名最后，虽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也有着排律顺口偶然，同其他几位大拿们相比，他可以说是专攻话剧，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泰斗，有着被人称为“中国莎士比亚”的光环，可谓是荣耀之极。

1910年，曹禺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没落官僚的家庭，他原名万家宝，不幸的是，母亲生下他后便去世了，随后，姨妈成为他的继母，这位女士是个戏迷，经常带他去看各种戏剧，这也对曹禺后来的话剧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是南开中学的学生，由于爱好戏剧表演，自然而然地成为南开新剧团的台柱，后来他由南开大学转入清华大学，学习西洋文学，这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上了西方戏剧的烙印。

曹禺先生是位戏剧天才，23岁的他便创作出处女作《雷雨》，这部话剧情节扣人心弦、语言精炼含蓄，人物各具特色，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也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一时间，街头巷尾都在谈《雷雨》，而1935年的《日出》，更是让曹禺的声名如日中天。

抗战前夕，曹禺的视线由都市转向了农村，他创作出了话剧《原野》，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其阔大的场景及人物复杂的多面性，使得这部剧蕴含了极为深层次的意义，特别是该剧改编成电影后，更是深入人心。

抗战期间到日本投降后，他创作了一系列话剧，如《蜕变》、《北京人》、《桥》，以及反映国统区民众痛苦的电影剧本《艳阳天》，使得他的作品同现实紧密结合，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一片新天地。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任院长，在繁忙的工作间歇，曹禺先生依然坚持创作，先后写了《明朗的天》、《胆剑篇》及《王昭君》等多部作品。

1996年12月，曹禺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曹禺一生有三任妻子，不过，他的婚姻一直是为人诟病的，这倒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是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太爱他的，对他是一往情深，偏偏曹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轨，使得对方承受了一生无尽的伤痛。

曹禺的第一任妻子是清华同学的郑秀，是他几遭拒绝，百折不挠，历经数年不懈追求方才成功的大家闺秀；但婚后不久，他便开始享受长达十年婚外情的甜蜜，

郑秀因育有二女，坚持不肯离婚，两人遂成分居状态，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精疲力尽的郑秀万般无奈地成全了曹禺，于是，曹禺同对他一见倾心的情人方瑞终成眷属。

可惜的是，他们结婚之时，正值新中国开始各种运动之际，曹禺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二人在洪流中苦苦挣扎，在相伴了24年后1974年，方瑞服安眠药过量而去世，至于是否有自杀的嫌疑，实在是不太好判断。

郑秀同曹禺离婚后，一直默默地爱着曹禺，时刻关心和惦记着他，也依然留存着复婚的期盼，然而，在方瑞去世后，曹禺并没有回头，他找到了新的伴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直至去世。

而一直等待他能回头与之相聚的郑秀，于1989年重病离世，她通过多个渠道希求能同曹禺见最后一面，却始终未能如愿，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她呼喊着“家宝”的名字，含恨而终。

现在，很少有人提及曹禺的婚姻故事，这似乎与其享有的盛誉不是太般配，如果了解了这其中的曲折，大概是要大大拉低其印象分的。

同几位与他齐名的剧作家相比，曹禺后来的创作似乎有力不从心之感，自他写出《雷雨》后，便呈江郎才尽之势，再无一篇能超越《雷雨》的作品，而且，就后来的影响力来看，他远不如老舍，即使在他的强项上，老舍《茶馆》的地位，也远远地高于他的《雷雨》。

曹禺是受“左联”影响比较大的作家，但他又很纠结，写底层民众、同现实紧密结合，这些题材同他熟悉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差距，以至于看他后期的作品，都有着“遵命文学”的痕迹。

如果说，这是曹禺的悲哀，不如说是时代的悲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将如他这样的作家，引入了一个他陌生的胡同，创作轨迹被“腰斩”，因为，从他解放后的作品来看，都是迎合政治需求的宣传品，而非真正意义上创作。

曹禺是大作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艺术界的领导人，同如陈寅恪或沈从文这样的大师相比，自然就有着一番别样的“风景”，政治嗅觉的敏锐和紧跟形势的坚决，是向上提升的先决条件，还需要无底限迎合的勇气，如郭沫若。

只要是按照这要路走下去，可以不客气地说，他们早已在世态风雨的浸淫下，异化为令人讨厌的文化官僚，在这样的状况下，还指望他们能写出高质量的作品，那真有些太苛求他们了，所以，曹禺能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能有《王昭君》，有《明朗的天》，已是很不容易了。

当然，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日子里，能够如郭沫若那样顺风顺水的人，也实在是凤毛麟角，在绝大部分文人都受到冲击的前提下，曹禺的运气还不算太差。

他作为文艺界最早自我检讨标杆，自建国初期便一直公开地“批判自己”，每天都处于“觉今是而昨非”的状态，却依然未能逃脱“革命洪流”的冲击，被安排当许多年门卫，当然，这比下放和“关牛棚”，还是要轻松了很多。

与那些坚持真理，一身传统文士风骨的学者相比，曹禺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不知是他紧跟形势的热忱，还是被逼自保的无奈，在他揭发、批判和打压的名单上，是一长串我们熟悉的名字，胡风、丁玲、吴祖光、萧乾……

回看这一段历史，你仿佛会看见一个陌生的曹禺，在我心中，他的“中国莎士比亚”桂冠，实在是有着高抬之嫌，因为，至少相比于老舍，他还是要差了一个档次。

所以，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参观，经过他的专栏前时，只是草草地看了一下，完全没有鞠躬的冲动，只是想起了一句话：“文人原本善良，但疯了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