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被骗啦！第一样板戏《红灯记》根本就不是江青的作品！

江青不甘心空有“第一夫人”的头衔，她更需要权力，染指政治先从染指文艺入手江青贵为第一夫人，但这种身份没有给她带来丝毫的政治权力，于是，她要求出来工作。

虽然组织上曾对她有过限制，但面临着实际问题的时候，因其特殊的身份，又不能不做考虑。经过再三斟酌，给她安排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职务—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这是一个虚衔，但对江青来说，也是一个契机。她要通过文艺界出风头，抬高自己的地位，为涉足政治奠定基础。

于是，这位文艺处副处长在上任不久就开始行使其权力—对电影《清宫秘史》提出批判。她认为《清宫秘史》很反动，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次大会上，她提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我们应该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她在文艺界出了一次风头。那年，电影《武训传》在全国上映，作为一部好的影片，颇有反响。然而江青的看法却与众不同，她对当时的文化部长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周扬却不以为然：“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江青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心里有些忌恨。

然而，在《武训传》的问题上，江青却“赢”了。这年，江青带上“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并亲自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在3月04日至05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江青终于胜利了，她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江青抓住了一个机会，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上演。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芦荡火种》，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1967年，毛泽东为支持京剧革命，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并指出：“要突出武装斗争，改名为《沙家浜》。”在毛泽东的坚决支持下，江青还先后参与了京剧《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改编排演工作。

江青自诩为“文艺旗手”，借“京剧革命”竭力扩大自己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以让人们聚集在她的旗帜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女皇。一时间，中国的文艺只表现为5个样板戏，全国各地京剧团的演出，只能演样板戏。各地方剧种也纷纷移植样板戏。招待演出，包括许多招待外宾的演出，统统只能是这几个样板剧目。就连作为党刊的《的《红旗》杂志，也成为江青倡导样板戏的最好阵地，《红旗》杂志不仅连篇累牍地登载评论样板戏的文章，而且以大量篇幅刊登样板戏的完整剧本。《红灯记》被江青称为“我的党史纵横!"

沪剧《红灯记》在上海红都剧场演出。这是一出深受观众欢迎的戏，它也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大幕拉开不久，被张春桥等秘密称为“女客人”的江青就悄悄地进了剧场，她静静地坐在那里，观看演员表演，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她的心里也有了一个明确的打算—要把这出戏树为样板。

事实上，江青早在12年就注意到了《红灯记》。最初，她借助于林默涵的权力，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无权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的。但江青很会利用她的身份，迫使别人听命于她，为她服务。

有时，她为了自己的需要，甚至去找毛泽东，纠缠周总理。林默涵后来在谈《红灯记》的创作时，曾这样回忆道，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向我推荐这个本子，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了，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剧本由阿甲编排执导并排演。

但阿甲的工作还是受到了江青的种种干涉与责难，以至双方频频发生冲突。林默涵回忆道，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横加干预，给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

在《红灯记》的排演过程中，江青频繁接见剧组，下发各种指示，各种建议。

而演职员们在江青的“指示”下，被迫按她的要求对戏的内容进行修改，但江青又反咬一口。戏中有一段李玉和受刑后，强忍疼痛站起来的场面，江青说，受过酷刑的人是站不起来的，这与生活不符。于是剧组按她的要求进行修改。但当演出时，江青又大怒，说剧组心存反动，革命者在敌人面前怎么会趴下不起来呢搞得剧组左右为难，怎么做都难以让江青满意。

对于江青的“指示”，也有人不愿照办。其一是阿甲，由于他的“不听话”，在文革中受尽了批斗；还有一个是饰演李玉和的李少春，他性格耿直，不愿句句照办，结果被江青拿下，由钱浩梁代替。钱浩梁也由此成为“样板人物”。

《红灯记》演出成功了，它成为江记的第一个样板。从此，被江青看中的另外8个剧目陆续以样板戏的面目出台。江青也通过样板戏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江青经常把这些戏称为“我的剧本”，把样板戏之功记在自己的头上。提到江青与《红灯记》，阿甲这样说：“有的人把《红灯记》看做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有关系，她是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

《红灯记》在上海演出，引起了轰动。《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本报评论员”的《认真地向京剧〈红灯记〉学习》一文，其中写道：“……看过这出戏的人，深为他们那种战斗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的艺术力量所鼓舞，众口一同称道：‘好戏好戏’认为这是京剧革命的一个出色样板。”

《光明日报》发表袁雪芬的《精益求精的样板》一文，也称赞《红灯记》“为我们起了样板的作用”。江青一伙觉得样板一词很受用，像把几个戏剧据为己有一样，把“样板戏”一词也移做己用，样板戏很快就叫开了。江青以“文艺革命旗手”的姿态，大抓特抓“样板戏”。